他和阿瑶之间的联系一直维持了10年。那时他已经30岁，阿瑶为她生了3 个孩子，而且都有幸成年。
  从来到中国的第一天起，赫德就对西方人随意欺凌中国人的方式感到愤怒。在香港，一天晚上在和斯泰斯先生散步的时候，他被此人的行为给惊呆了：“看来他很愿意以他对待中国人的方式让我惊讶——把他们的货物扔到水里，用自己手里的藤条去抽打他们。”他的许多同僚则习惯于用粗鲁无礼和挑衅战术作为他们的消遣，在商业和娱乐活动中为所欲为。这样的毛病在领事馆译员当中尤为典型；人们期望他们成为语言学家，而不是外交官，因为“对于研究汉语来说，要想取得成功，全神贯注是必不可少的，这使得他们的心理变得扭曲，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平常事物也会产生不健全的感觉。”
  在华的英国译员当中，与赫德关系最密切的同僚是李泰国，当时隶属于上海领事馆，他从15岁开始就为香港的英国商务督察工作。起初赫德很喜欢他。李泰国的自信（就像是个生活艰苦、嗜酒如命的恶棍）和招蜂惹蝶的功夫给赫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以这样一种无礼而冷酷的方式对待中国人，这令我非常愤怒。”
  和令人生畏的巴夏礼一样，李泰国也是从那位怒目横眉的郭士腊2 那里学会了如何吓唬中国人，郭士腊是一位普鲁士冒险家、传教士和译员，他在历史上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坏脾气）从来就没有得到足够的赏识。郭士腊的专横傲慢影响了李泰国、巴夏礼以及其他一些易受影响的年轻的英国佬，给19世纪的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包括“亚罗战争”、火烧圆明园以及其他不幸事件，这都是他们发热的头脑和膨胀的虚荣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第二部分纱帘的背后第39节咱们赫德（2 ）
  郭士腊是个德国路德教徒3 ，他让自己置身于亚洲传教士狂热的外部边缘，他得到第一份工作后又兼了另外一份差使，这当然是由于钱包的需要。
  他的体形矮矮墩墩，实在太胖了，走起路来就像鸭子一样摇摇摆摆。“他的那身衣服没准是好多年前在他的老家波美拉尼亚4 乡下裁制的，戴着宽边草帽，藏在帽子底下的是一张大脸和阴险的眼睛。”作为裁缝的儿子，郭士腊最早被送到斯德丁5 ，跟一位专门做束腰的人当学徒。他写了一首诗，为普鲁士国王大唱赞歌，因此得以进入柏林的传教士学校。一个德国传教会将他派到了暹罗6 ，在那儿，他学会了中文，娶了一位有钱的英国女人（正好赶在她死之前），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放下十字架，郭士腊支付了旅途的费用、登上一只平底船去了中国。在那里，他签约受雇于东印度公司，在“阿美士德号”担任翻译，这艘船负责调查沿岸暗藏的非法贸易。当时，除了广州以外，外国人在其他任何地方从事贸易活动都是非法的，但郭士腊却为了打破这样的法律而向地方官员行贿。他最大的本领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威吓和胁迫中国人，而他娴熟的送礼技巧为他挣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给英国政府当翻译。英国人对他的工作相当满意，让他担任了新一届香港政府的中文秘书，多亏了包令爵士，他在那儿得以有机会将他的恐吓技巧传授给其他人。
  15岁的李泰国和他13岁的弟弟乔治，被他们的母亲送到中国，投到了郭士腊的门下。他们是一位英国在华领事官的儿子，1845年，他们的父亲丢下贫困的家庭和未成年的儿女，死于厦门任上。李泰国发现郭士腊是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家伙，但他无处可去。为了逃出这个鬼地方，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学会中文，摒弃从前所接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正规教育，像个乞丐那样生活，照顾他年幼的弟弟，不断体察他母亲的困境。他没有时间去参与正常的青春期娱乐，也来不及培养优雅的社交风度。尽管有这样一些不足，李泰国中文已经非常流利，很快爬上了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译员。1855年5月，他喜出望外地得到了一个机会，成了上海海关税务司，以及一笔相当可观的薪水：每年1 ，450英镑，分三次从领事馆支取。
  李泰国冷酷地履行他的新职责，不断揭露中国人和西方人纵容走私、欺诈和伪造公文。满清政府兴高采烈，慷慨地给了他奖赏。“外夷之中，就数李泰国最为机灵，”一位满清官员赞许道，“我们应当继续让他负责夷务。”
  此时李泰国只有23岁，正是春风得意，他独自供养了留在英国的寡母和3 个兄弟姐妹。然而，年纪轻轻就拥有了这样的权力，再加上本性的贪婪，他很快就变得专横暴虐、恃强凌弱，和他的师傅郭士腊没什么两样。
  当满清政府将海关税务司的管辖范围从上海扩展到其他通商口岸时，可以说，《天津条约》就永久性地改变了赫德和李泰国的生活。这一新成立的中国海关机构必须由外国人来领导，人选则由满清政府确定，这一职位被称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简称“I.G.”。让每个人都惊讶不已的是，满清政府选择了李泰国出任这一职位。他们对李泰国的感觉可谓好恶参半，但他在为额尔金勋爵工作期间，曾经迫使中国最狡猾的谈判代表乖乖就范，这赢得了他们极不情愿的敬重。李泰国所担负的责任就是：对所有在中国沿海地区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征收关税，并挑选其他人履行所有通商口岸海关的具体职责。1859年6 月，罗伯特。赫德受李泰国的雇佣，离开宁波英国领事馆，就任广州海关副税务司。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从贝尔法斯特到宁波就是一步巨大的跳跃。比较起来，赫德从英国政府公职人员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政府雇员，就好像是穿过窥镜。对于一个有语言天才而且对中国的处世态度和文化有着相当敏感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迅速扩张的海关无疑为他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命运之神开始插手了。李泰国在上海挨了攻击者一刀之后，就一直没有完全恢复，1861年，他决定长时间的离职以调养自己的身体。他的离去正是一个困难的时刻，因为在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中国被迫支付了巨额的赔款。海关税收就成了恭亲王的总理衙门能筹到现款的少数途径之一。尽管接到了亲王请他进京的私人邀请，李泰国还是突然离职，去了英国。虽然在动身之前，他已经命令罗伯特。赫德代替他去北京，但这无疑是一次严重的冒犯。
  1861年的初夏，赫德第一次来到北京，此时正是朝廷处在八大臣危机的期间，也正是这次危机给恭亲王、慈禧和慈安带来了权力。赫德出乎意料地卷了进来，在总理衙门和恭亲王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发现北京城竟有这样一个谦恭文雅而又热情诚挚的“蛮夷”，恭亲王大为惊讶。结果则更令人惊讶。“亲王自己先就改变了态度，显得很友好，并给予最高规格的礼遇，”北京的英国公使这样报告，“赫德先生的诚实和坦率给人留下的印象极为有利，以至于他们迫切要求他留在北京以帮助中国政府……恭亲王在提到他的时候总是称‘咱们赫德’，凡是遇到有人提出看似合理实难推行的建议，亲王总是回答：”如果我们有100 个赫德，就可以采用这个建议。‘“
  那时候恭亲王刚满28岁，比赫德大两岁，第一次涉足外国政治和经济事务的迷宫。赫德觉得他不太自信，是个有些害羞的年轻人，担心自己和外国人的接触会招致朝廷保守派的攻击。为了限制自己直接和外国人打交道，恭亲王曾经努力说服最高当局：把管理外国关税的工作交给倭仁的户部，那要比交给他的总理衙门强得多。遗憾的是这种说服并没有成功。起初，和赫德呆在一起他总是呆板而威严，但当他摸清赫德底细之后就开始放松了，他知道赫德对于条约和口岸相当熟悉，并且能够提供真相和数据以支持他所有的建议，使自己能够防止来自背后的敌人的攻击。
  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赫德开拓出一条个人途径，使得自己即使在那些杰出的在华外国人中间，也显得卓尔不群。逐渐地，汉人和满洲人都对他灵活的处事风格和敏锐的洞察力给予回馈，向他敞开通道。由此，他可以直达官府衙门，面见大权在握的亲王们，甚至，能适时地进入皇帝的家庭。多年以来，他被允许单独加入他们的谈话，总计时间达数千小时。
  赫德曾经向英国使馆的一位名叫芮尼的医务官谈到过早年和恭亲王在一起的经历，这位医务官总是在每天的晚餐之后草草记下那些奇闻轶事。“亲王把一长串关于海关事务的问题摆在（赫德的）面前。”芮尼写道，“并且叫赫德要仔细想想他的这些近乎孩子气的提问，这些问题如此之多而又如此简单；事实的确如此，在此之前，他对这些完全一无所知，不仅仅是那些很专业的问题，即使是普通的商业事务也是如此。直到近来刚刚发生的那些事件，迫使他不得不担负起他现在的职责，但还是很少亲自顾问这些不那么有趣的事情。”赫德对于亲王渴望弄懂这些问题的努力留有很深的印象：“说来也怪，亲王倒是理解了低关税所带来的好处：很可能会促使交易额的增长。而更有经验也更精明的文祥却看不到这一点，坚决要维持高额关税。”
  当芮尼的流水帐出版的时候，赫德深感震惊，发誓不再透露他的任何私人讨论和对中国统治者的个人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