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来，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要外国人向中国皇帝磕头以及不让“洋鬼子”进入紫禁城而一直僵持不下。收到外国公使馆的请求函后，朝廷一直借故拖延，直到有位学者暗示：如果朝见在紫禁城外的一座偏殿里举行，会见也许是可以接受的。最后，使馆答应了所有的要求，外国公使们就开始穿上全套的官服排练起来。
  1873年6 月29日，星期日，会见如期举行。一开始，就进行了一场关于礼节问题的愚蠢无聊的争吵。礼节对于中国人如此重要，以至于弄不好就要流血败事、破国毁家。整个过程只用了半个小时。
  日本全权大使第一个受到单独召见；接下来，其余的公使一起接受集体召见。他们看见年轻的皇帝坐在王座上，王座放置在10英尺见方的台子上，高出地面约3 英尺，周围环绕着护栏。这使得皇帝的头完全高于所有的公使之上，虽然他是坐着的而他们是站着的。同治皇帝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这个弱不禁风的年轻人长着一颗杏仁形的脑袋，样子看上去就像他们所见过的微缩画家的画。作为总理外国事务的首脑，恭亲王站在皇帝的身边，另外还有两位亲王和两位礼部大臣。两排朝臣分立两厢，一直延伸到了殿前的角落里。外面的院子里站着数千名身着丝绸朝服的满清官吏。所有外国公使都穿着正式的外交礼服，佩戴着饰带、勋章，戴着白色的手套，镀金的纽扣，帽子或头盔。一位年长的公使走上前，将他们的外交国书放置在一张摆在他们和皇帝之间的黄桌子上，皇上欠了欠身，算是表示答礼，脸上毫无表情。恭亲王跪下接过皇上的答词，然后就起身走上前，说：“皇帝陛下衷心祝愿各国的皇帝、国王和总统……身体健康……并且，希望各位外交使臣与总理衙门之间的事务都能够友善而满意地解决。”会见就此结束。这样的草草收场未免使得那些兴头正浓的洋鬼子大为扫兴，不过他们都极力掩饰这一点。
  等到兴奋感渐次平息之后，那些公使又到处嚷嚷：他们对于在紫禁城外这样一个接受附属国朝贡的偏殿里接受觐见感到很不高兴。这使得他们成了待磨的新斧头，为下一个20年留下了严重的隐患。
  同治的头脑里有更重要的事情。大婚刚过6 个月之后，他又开始溜出紫禁城，在圆明园的田园废墟里投身新一轮的狂欢之中。这片废墟令他着迷，他动用国库里的银子，着手重修这片园子，打出的幌子是要为两宫皇太后准备一个退养之地。
  他的大臣们反对重修圆明园，因为耗费太大了。尽管如此，他们所有人还是都捐了银子，包括恭亲王，开始清理遗址上的残骸。同治则挪用了巨款来开始这项工作。他完全陷进去了，以至于所有其他的职责皆被置于脑后，对各地大臣们反对此事的条陈置之不理，甚至不参加日常的朝见和重要的仪式。正像一位中国批评家所说的：“他在政府中的表现，甚至达不到人们最小的预期。”这算哪门子“圣君”嘛。
  关于同治性行为不检的谣言愈传愈烈，军机处和御前会议被激怒了。1874年8 月27日，恭亲王亲自草拟了一份最严厉的批评奏折，对皇帝提出猛烈的抨击，指斥：（圣上）工作太繁，谏诤建白未蒙讨论施行，度支告匮，犹复传用不已……颓靡之风，日甚一日……皇上一身为天下臣民所瞻仰，言动虽微，不可不慎也。外间传闻皇上在宫门与太监等以演唱为乐，此外讹言甚多，驾幸圆明园察看工程数次，外间即谓皇上借此喜于游观。臣等知其必无是事，然人言不可不畏也。至召见臣工，威仪皆宜严重，言语皆宜得体，未可轻率，凡类此者，愿皇上时时留意。……中外大小臣工，呈递封奏，向来皆发交军机大臣阅看，请旨办理。近来封口折件，往往留中不发，于政事得失，所关非细。若有忠言谠论，一概屏置，不几开拒谏之风乎？嗣后遇有封奏，伏愿皇上仍照旧发下，一广言路。
  两天后，也就是8 月29日，在一次特别朝见上，大臣们被召来商议此事。同治和他的两位皇叔恭亲王和醇亲王，以及其他军机大臣，发生了正面的冲突。恭亲王坚持要大声朗读他的奏折，令同治更为难堪。这个18岁的皇帝暴跳如雷、甩手而去。
  1874年9 月9 日，又召集了一次朝见，重新评议此事。这一回，有两位同治的老师李鸿藻和翁同龢站起来，支持恭亲王的观点。结果，同治答应放弃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并重新调整他的航向。然而，这位被激怒的皇帝接下来所做出的反应，却让这一伙人目瞪口呆。他很快宣布将恭亲王和他的儿子载澄剥职，这显然是要他闭上他的嘴巴。两天之后，醇亲王、军机大臣文祥、老师李鸿藻以及其他6 个大臣也被解除职务。这实际上就等于在朝廷里放了一把火，内阁一下子陷入了危机。
  同治皇帝已经离军机处和御前会议渐行渐远，这激起了满族亲王和贵族们的反击，同时也冒犯了许多总督、巡抚和各省诸侯。政府陷于瘫痪。迫于御前会议的压力，两宫皇太后不得不出面干涉。没有材料记录她们是如何跟同治交锋的，诏书很快就下来了，每个人都官复原职。恭亲王和他的儿子又恢复了他们往日的荣耀，其他人也是如此。
  只有这一次，两宫皇太后站到了恭亲王的一边，反对“她们”的儿子。当她们共同采取行动时，慈禧和慈安显然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住刚愎任性的年轻皇帝的。
  各地对这次9 月危机有什么样的评说，目前还找不到任何记录。这样的信息被完全付诸阙如，叫人疑心是不是编年史故意不留痕迹的，因为冲突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两周之内，同治轻率鲁莽的生活方式突然而致命地惩罚了他。
  第二部分纱帘的背后第35节黄色薄雾下的生活（5 ）
  1874年12月9 日，关于同治皇帝重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出了紫禁城。据说，他患上了天花，推测起来，大概是在紫禁城外的某个地方感染上的。人们请来两宫皇太后，她们仪式上的摄政权又得已恢复。新任美国驻华公使艾忭敏在他的报告中说：（12月9 日）这天，或者是这前后……皇帝陛下（他一直不很强健，看上去瘦小而虚弱）患上了天花，这种病在北京通常很普遍……这之后紧接着就发布了一篇上谕，日期是12月18日……上谕称：皇帝决定暂时从国事中解脱出来，并委派两宫皇太后临时代为视事。人们认为，这篇上谕显示了皇帝病得不轻，通常也预示着政府将有变动；但据我所知，他的病并不是很严重，也没什么危险，他这样做只不过是出于一种谨慎的防范而已。……人们普遍认为，万一皇帝有什么不测，恭亲王最有可能继任他的位置。
  虽然恭亲王很有可能会再一次成为总理大臣，但除非再来一场意外的政变（原文为法语），要想继承大位恐怕没门。为了履行祭祀祖先的仪式义务，皇位应该传承给同治的下一代。既然皇帝没有出产一个后嗣，如果他死了，这的确会成为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但艾忭敏的报告中，令人感兴趣的是：它暗示了这场疾病通常掩盖着一场即将来临的、预想中的政府变动。
  即使是在同治的病情突然恶化之前，关于怎样填补朝廷意料之外的空缺，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在君主缺席的情况下，某种机制必须顶替这一位置，以使得政府能够正常运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希望看到这样的前景：让恭亲王重新获得对政治联盟的控制。如果需要来一次和平的皇位变更，那么这一次可算是一次机会。意想不到的是，那个酒醉醺醺、脾气乖戾的老惇亲王却劝说那两个女人再度出山、重掌大局。同治完蛋了，皇位空了出来，继承的问题又重新成为一个要命的问题。让两宫皇太后在台后掌控，总要好过让恭亲王在台前一手遮天吧。惇亲王的算盘是：要让自己在继承人的选择上获得优势，以增加让他的某个儿子继承大位的机会。这辈子，他为了获得对皇位的控制，而耗尽了自己的一生。
  1875年1 月9 日，罗伯特。赫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皇上病重……医生们莫衷一是，（宫里的太医）说必须用药，而外面的医生则说只需滋补品即可。”两天以后，也就是1 月11日，赫德写道：“叫来了安德拉医生。他说皇上所患的病并不是天花，而是梅毒。”
  不管是天花还是梅毒，滋补品总归是不太管用的。第二天，1 月12日，同治皇帝驾崩，年仅19岁。
  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打那以后，慈禧对关于她儿子事总是习惯于沉默，很少谈起他。正如她自己所说，她一生中只有两段短暂的快乐时光，前一次是她和咸丰的浪漫传奇，这让她生下了同治，如今，这第二次快乐时光也像第一次一样，悲伤地结束了。她的儿子在10岁之前完全不受控制，就连他的皇叔恭亲王、惇亲王和醇亲王也没法驾驭他。在慈禧和慈安面前，同治总是小心翼翼地表现得孝顺而温驯，她们就这样被他给骗了，她们对同治的感受和其他人的所见所闻完全不同。即使慈禧希望以不同的方式来培养同治，也会遭到慈安的否决，慈安在所有的家庭事务中都是绝对的权威。作为同治的生母，慈禧一开始就想给他以强有力的保护，但她最终所面对的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就是：她的儿子已经成了一个畸形的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