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作者:[美]斯特林·西格雷夫 更新:2021-11-25 14:23
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中国邮政》,在经受了一轮狂吹滥捧之后,莫理循在日记中写道:“它是凭藉我的知识学养所写成的,这才叫名望。”吹捧文章这样说:“感谢(莫理循),在被视为北京政治暗流的中国事务方面,全世界也没有哪一种出版物能比本书提供更多的信息。”也正是莫理循本人驱使政治家柯曾爵士7 称赞他“料事如神”,对此,《泰晤士报》这样写道:“这或许一个新闻记者为自己的作品所赢得的最真诚的颂词”。
第一部分叶赫那拉氏第2 节后苑里的鲜花(2 )
他的编辑所不知道的是:莫理循的大部分文章里,充斥着失真和扭曲,那是他的中文助手的贡献,而莫理循自己,则保留着一份事件的秘密记录,和他在报纸上的报道大不相同。作为新闻业首屈一指的中国观察员,莫理循对那些关于中国的谣言负有主要的责任,这些谣言至今流传、真假莫辨。
莫理循认识赫德爵士草坪晚会上的每一个人,并且(多亏有一只搜集流言蜚语、医学闲谈和性隐语的耳朵),他还保存着一份秘而不宣的账簿,记录着这些男男女女谁患有淋病、谁患有梅毒,并以散布其传染途径取乐。
使馆区的资深居民全在这儿,其中就包括大胡子美国公使、前骑兵指挥官爱德温。康格8 ,以及他真诚得叫人生厌的妻子莎拉,她是一位基督科学教派信徒,自视为圣会创始人玛丽。贝克。艾迪的潜在继承人。康格夫妇是一对严肃乏味的家伙,从不胡说八道,不像莫理循的好朋友赫伯特。斯奎尔斯和他的妻子哈里特,斯奎尔斯是美国使馆的一等秘书,举止文雅,野心勃勃,他的业余时间全都用来收藏中国瓷器,这使他显得非常有钱。哈里特带给他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同时还带来了她在波士顿的一位亲戚:波莉。康迪特。史密斯,一位快乐的年轻女士,她很高兴受到莫理循的关注。莫理循对自己的日记说:她“又胖又爱说话”,但在北京,实在也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莫理循对47岁的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9 的感觉,可以说好恶参半。窦纳乐又高又瘦,像一条苏格兰猎鹿犬,留着漂亮的、上了蜡的小胡子,长着一对忧伤的眼睛。在被派驻桑给巴尔和尼日尔的领事馆之前,他曾在希腊战役期间服务于英国的军事部门。他从位卑人微的处境一跃而占据大英帝国在华最高外交职位,其中的缘由无人知晓。莫理循开玩笑说:窦纳乐之所以能晋升北京的这个职位,是因为前任公使索尔兹伯里阁下相信他掌握了某些证据,足以证明索尔兹伯里和“碎尸者杰克”10是同一个人。比丈夫小6 岁的艾塞尔。窦纳乐夫人非常漂亮,毫无疑问,她是北京城里最优雅迷人的西方女人。
莫理循不喜欢法国公使毕盛11,他是一位胖乎乎的前新闻记者,留着海象胡子,在他的同僚中不太出名,睡觉的时候喜欢穿一件绣有红色燕雀的睡衣。莫理循瞧不起法国人,他认为毕盛是个没有骨气的人。
意大利公使马提奥先生是个神神叨叨的家伙。他曾经拒绝在一份外交协定上签字,因为这天早晨他在街上碰见了一个斜视的男人,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莫理循还知道,马提奥先生在意大利使馆之外的某个地方养着一个日本情妇。
新上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12是位尼采式的超人,竭尽全力要仿效威廉皇帝13,陪侍在他身边的,是他漂亮的美国妻子,一位美国中西部铁路大亨的女儿。
在草坪里的一把柳条椅上,坐着25岁的美国采矿工程师赫伯特。胡佛14,他为一家英国公司工作,依照特许采矿权在中国寻找金矿。坐在他的新婚妻子路易丝旁边的,是赫德爵士的小舅子罗伯特。布莱顿和他的妻子莉莉;她的女儿朱丽叶则坐在另一个男人的旁边;还有莉莉的现任情夫辛博森15坐在尽头边,他是一位出生在中国的英国人,又圆又胖,思维敏捷,他连珠炮似的俏皮话让莫理循不胜其烦。辛博森只有22岁,会说5 种语言,其中包括汉语,最喜欢的事情有:骑马、打猎、游泳、调情和食物(排序不分先后)。莉莉是一位性情活泼、心地善良的女人,来自旧金山,穿着打扮活像玛丽。安托万内特16,居然粘了一个漂亮的标记在她丰满的胸脯上。莫理循说,胖子辛博森给罗伯特。布莱顿戴上了“一顶最绿的帽子,那是中国任何一个戴绿帽子的男人所从未戴过的。”
传教士出现在草坪晚会上,就好像芥末洒在猪肉馅饼上,他们当中,有白发苍苍的威尔士神父,政治激进分子李提摩太17(莫理循说他“非常威尔士,只是头发没那么白”),还有美国人李佳白18. 李提摩太和李佳白一直在联合年轻、激进的中国维新派,试图颠覆满清政体,结果他们当中有几个人被斩了首,为李提摩太和李佳白的政治主张贡献了几个烈士。这儿,还有行为古怪的挪威传教士内斯特加德,人们常看见他穿着白色燕尾服和晚装夹克在北京城游游荡荡,而且,还常常在俄国公使的妻子面前袒露自己,让整个公使馆为之侧目。
莫理循讨厌传教士。在穿越中国旅行的途中,他结识了少数几位他所喜欢的传教士,他们勇敢而善良,但他们所带来的结果,常常是悲伤多于愉快。有一位亲切和善的苏格兰传教士,他7 年的工作只换来了3 个皈依者,其中一个后来还死掉了。七百万友好而平和的云南人民,在度过饥荒之年后,非常渴望得到鼓励,18位传教士奋斗8 年,只皈依了11位教民;要使其余的人全部皈依,那得要多少年哦?
在赫德晚会上的传教士中,有一位令人讨厌的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和他不知疲倦的妻子阿莉西娅,她是反缠足运动的领军人物,穿着她通常穿的粗花呢男装。早先,阿奇博尔德是作为一名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来却成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原文为法语)——赫德称他为“有干劲的英国佬”。莫理循在提到阿莉西娅时称她为“那个可怕的女人”。在反缠足运动中,她曾经在香港面对五百位大学生发表演说,向他们展示赤裸的小足照片,使她感到大惑不解的是,那些听讲者为什么自始至终都在窃笑、傻笑、讥笑。虽然阿莉西娅出版过几本关于中国的书,但对这个国家她懂得并不多,也不能领会缠足在男人的性幻想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向中国学生展示赤裸的小足照片,在他们看来,就像展示英国健身房里那些男学生们的耻骨——他们不会以平常之心去看,直到他们结了婚,并从他们的妻子或小妾那儿获得了性的经验。
因为对来宾中的许多人都不喜欢,莫理循只好挤到了濮兰德和巴克斯19那儿。
莫理循觉得濮兰德这家伙对自己很有些用,却又很不喜欢他,他是《泰晤士报》派驻上海的记者,今年35岁;濮兰德汉语非常流利,并且,决不让莫理循忘记自己不会汉语。濮兰德同时还兼任着上海国际租界市政委员会的秘书,在那儿,濮兰德掘得了不少满清政治活动的秘密情报,不过其中有太多的偏见和错误。他的私人生活并不幸福,他的妻子是个(正像莫理循所写下的)“不忠不信的神经病”。濮兰德仪容修洁、衣冠楚楚,头发优雅地从中间向两边分开,堪称完美的胡子修剪得非常精细,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穿着质地昂贵、裁剪考究的骑马短上装,系着格子花纹领结。
巴克斯是新近才从伦敦来的,是一位年轻的语言学家,刚刚在牛津推销完自己,他在那儿声称自己会流利地使用10种或12种语言,是个外表文弱、一脸茫然的年轻人,和一只在夜晚神出鬼没的东印度眼镜猴颇为神似。
他们正在讨论慈禧太后。对于她老人家1898年秋天之前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这之后,因为对迅速发展的维新运动的残酷镇压——主要是流放张荫桓、处死李提摩太及李佳白的那几位年轻的殉道者,还有就是迫使激进分子康有为和梁启超20流亡日本——“老佛爷”的恐怖形象于是就开始在每个人最坏的想象和偏见中,深深扎下了根,萦绕不去。流亡中的康有为也开始给西方人提供关于一位邪恶暴君秘密生活的惊爆内幕。
濮兰德占据了一个有利的位置,因为在康有为借道上海和香港流亡日本时,他出过不少力,并且对康有为做过比较深入的采访,文章被所有西方主流报纸改编和转载。
除了赫德爵士之外(他对慈禧非常赞佩),北京和上海的西方人,对慈禧太后、对大清王朝的历史、对满清宫廷内部的运转方式、对紫禁城内的神秘生活,几乎一无所知。要想一窥东方帝国最高层的堕落,无论是对于他们,还是对于报纸的读者,都太遥远了。
康有为是一位自封的革新家,在西方,人们把他奉为中国维新运动的大英雄,这实在有失公允。事实上,他并没有多少英雄壮举,他的那些“权威著作”全是错的,倒是上海那些更富有洞察力的外交官,早就看出了这点,并秘密地告知了英国外交部。
但是在北京,莫理循、窦纳乐和传教士社团,对康有为的故事照单全收,他们相信康有为确实了解年轻的皇帝和老太后,他所说的确实来自于对他们的直接认知。其实,康有为只不过是一个自我拔高者和麻烦制造者,他实际上仅仅处于维新运动的外围,他剽窃了别人的理念,并把它当作自己的观点发表。
第一部分叶赫那拉氏第2 节后苑里的鲜花(2 )
他的编辑所不知道的是:莫理循的大部分文章里,充斥着失真和扭曲,那是他的中文助手的贡献,而莫理循自己,则保留着一份事件的秘密记录,和他在报纸上的报道大不相同。作为新闻业首屈一指的中国观察员,莫理循对那些关于中国的谣言负有主要的责任,这些谣言至今流传、真假莫辨。
莫理循认识赫德爵士草坪晚会上的每一个人,并且(多亏有一只搜集流言蜚语、医学闲谈和性隐语的耳朵),他还保存着一份秘而不宣的账簿,记录着这些男男女女谁患有淋病、谁患有梅毒,并以散布其传染途径取乐。
使馆区的资深居民全在这儿,其中就包括大胡子美国公使、前骑兵指挥官爱德温。康格8 ,以及他真诚得叫人生厌的妻子莎拉,她是一位基督科学教派信徒,自视为圣会创始人玛丽。贝克。艾迪的潜在继承人。康格夫妇是一对严肃乏味的家伙,从不胡说八道,不像莫理循的好朋友赫伯特。斯奎尔斯和他的妻子哈里特,斯奎尔斯是美国使馆的一等秘书,举止文雅,野心勃勃,他的业余时间全都用来收藏中国瓷器,这使他显得非常有钱。哈里特带给他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同时还带来了她在波士顿的一位亲戚:波莉。康迪特。史密斯,一位快乐的年轻女士,她很高兴受到莫理循的关注。莫理循对自己的日记说:她“又胖又爱说话”,但在北京,实在也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莫理循对47岁的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9 的感觉,可以说好恶参半。窦纳乐又高又瘦,像一条苏格兰猎鹿犬,留着漂亮的、上了蜡的小胡子,长着一对忧伤的眼睛。在被派驻桑给巴尔和尼日尔的领事馆之前,他曾在希腊战役期间服务于英国的军事部门。他从位卑人微的处境一跃而占据大英帝国在华最高外交职位,其中的缘由无人知晓。莫理循开玩笑说:窦纳乐之所以能晋升北京的这个职位,是因为前任公使索尔兹伯里阁下相信他掌握了某些证据,足以证明索尔兹伯里和“碎尸者杰克”10是同一个人。比丈夫小6 岁的艾塞尔。窦纳乐夫人非常漂亮,毫无疑问,她是北京城里最优雅迷人的西方女人。
莫理循不喜欢法国公使毕盛11,他是一位胖乎乎的前新闻记者,留着海象胡子,在他的同僚中不太出名,睡觉的时候喜欢穿一件绣有红色燕雀的睡衣。莫理循瞧不起法国人,他认为毕盛是个没有骨气的人。
意大利公使马提奥先生是个神神叨叨的家伙。他曾经拒绝在一份外交协定上签字,因为这天早晨他在街上碰见了一个斜视的男人,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莫理循还知道,马提奥先生在意大利使馆之外的某个地方养着一个日本情妇。
新上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12是位尼采式的超人,竭尽全力要仿效威廉皇帝13,陪侍在他身边的,是他漂亮的美国妻子,一位美国中西部铁路大亨的女儿。
在草坪里的一把柳条椅上,坐着25岁的美国采矿工程师赫伯特。胡佛14,他为一家英国公司工作,依照特许采矿权在中国寻找金矿。坐在他的新婚妻子路易丝旁边的,是赫德爵士的小舅子罗伯特。布莱顿和他的妻子莉莉;她的女儿朱丽叶则坐在另一个男人的旁边;还有莉莉的现任情夫辛博森15坐在尽头边,他是一位出生在中国的英国人,又圆又胖,思维敏捷,他连珠炮似的俏皮话让莫理循不胜其烦。辛博森只有22岁,会说5 种语言,其中包括汉语,最喜欢的事情有:骑马、打猎、游泳、调情和食物(排序不分先后)。莉莉是一位性情活泼、心地善良的女人,来自旧金山,穿着打扮活像玛丽。安托万内特16,居然粘了一个漂亮的标记在她丰满的胸脯上。莫理循说,胖子辛博森给罗伯特。布莱顿戴上了“一顶最绿的帽子,那是中国任何一个戴绿帽子的男人所从未戴过的。”
传教士出现在草坪晚会上,就好像芥末洒在猪肉馅饼上,他们当中,有白发苍苍的威尔士神父,政治激进分子李提摩太17(莫理循说他“非常威尔士,只是头发没那么白”),还有美国人李佳白18. 李提摩太和李佳白一直在联合年轻、激进的中国维新派,试图颠覆满清政体,结果他们当中有几个人被斩了首,为李提摩太和李佳白的政治主张贡献了几个烈士。这儿,还有行为古怪的挪威传教士内斯特加德,人们常看见他穿着白色燕尾服和晚装夹克在北京城游游荡荡,而且,还常常在俄国公使的妻子面前袒露自己,让整个公使馆为之侧目。
莫理循讨厌传教士。在穿越中国旅行的途中,他结识了少数几位他所喜欢的传教士,他们勇敢而善良,但他们所带来的结果,常常是悲伤多于愉快。有一位亲切和善的苏格兰传教士,他7 年的工作只换来了3 个皈依者,其中一个后来还死掉了。七百万友好而平和的云南人民,在度过饥荒之年后,非常渴望得到鼓励,18位传教士奋斗8 年,只皈依了11位教民;要使其余的人全部皈依,那得要多少年哦?
在赫德晚会上的传教士中,有一位令人讨厌的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和他不知疲倦的妻子阿莉西娅,她是反缠足运动的领军人物,穿着她通常穿的粗花呢男装。早先,阿奇博尔德是作为一名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来却成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原文为法语)——赫德称他为“有干劲的英国佬”。莫理循在提到阿莉西娅时称她为“那个可怕的女人”。在反缠足运动中,她曾经在香港面对五百位大学生发表演说,向他们展示赤裸的小足照片,使她感到大惑不解的是,那些听讲者为什么自始至终都在窃笑、傻笑、讥笑。虽然阿莉西娅出版过几本关于中国的书,但对这个国家她懂得并不多,也不能领会缠足在男人的性幻想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向中国学生展示赤裸的小足照片,在他们看来,就像展示英国健身房里那些男学生们的耻骨——他们不会以平常之心去看,直到他们结了婚,并从他们的妻子或小妾那儿获得了性的经验。
因为对来宾中的许多人都不喜欢,莫理循只好挤到了濮兰德和巴克斯19那儿。
莫理循觉得濮兰德这家伙对自己很有些用,却又很不喜欢他,他是《泰晤士报》派驻上海的记者,今年35岁;濮兰德汉语非常流利,并且,决不让莫理循忘记自己不会汉语。濮兰德同时还兼任着上海国际租界市政委员会的秘书,在那儿,濮兰德掘得了不少满清政治活动的秘密情报,不过其中有太多的偏见和错误。他的私人生活并不幸福,他的妻子是个(正像莫理循所写下的)“不忠不信的神经病”。濮兰德仪容修洁、衣冠楚楚,头发优雅地从中间向两边分开,堪称完美的胡子修剪得非常精细,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穿着质地昂贵、裁剪考究的骑马短上装,系着格子花纹领结。
巴克斯是新近才从伦敦来的,是一位年轻的语言学家,刚刚在牛津推销完自己,他在那儿声称自己会流利地使用10种或12种语言,是个外表文弱、一脸茫然的年轻人,和一只在夜晚神出鬼没的东印度眼镜猴颇为神似。
他们正在讨论慈禧太后。对于她老人家1898年秋天之前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这之后,因为对迅速发展的维新运动的残酷镇压——主要是流放张荫桓、处死李提摩太及李佳白的那几位年轻的殉道者,还有就是迫使激进分子康有为和梁启超20流亡日本——“老佛爷”的恐怖形象于是就开始在每个人最坏的想象和偏见中,深深扎下了根,萦绕不去。流亡中的康有为也开始给西方人提供关于一位邪恶暴君秘密生活的惊爆内幕。
濮兰德占据了一个有利的位置,因为在康有为借道上海和香港流亡日本时,他出过不少力,并且对康有为做过比较深入的采访,文章被所有西方主流报纸改编和转载。
除了赫德爵士之外(他对慈禧非常赞佩),北京和上海的西方人,对慈禧太后、对大清王朝的历史、对满清宫廷内部的运转方式、对紫禁城内的神秘生活,几乎一无所知。要想一窥东方帝国最高层的堕落,无论是对于他们,还是对于报纸的读者,都太遥远了。
康有为是一位自封的革新家,在西方,人们把他奉为中国维新运动的大英雄,这实在有失公允。事实上,他并没有多少英雄壮举,他的那些“权威著作”全是错的,倒是上海那些更富有洞察力的外交官,早就看出了这点,并秘密地告知了英国外交部。
但是在北京,莫理循、窦纳乐和传教士社团,对康有为的故事照单全收,他们相信康有为确实了解年轻的皇帝和老太后,他所说的确实来自于对他们的直接认知。其实,康有为只不过是一个自我拔高者和麻烦制造者,他实际上仅仅处于维新运动的外围,他剽窃了别人的理念,并把它当作自己的观点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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