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后，图书到货，他给自己留下一本，然后去各宿舍游走，一层楼都没走完，就将其余九本以每本八元的价格售出，净赚三十六元——足够过很阔绰的一个月的生活费。
  老二的这一举动令我艳羡不已，把自己补丁摞补丁的破衣服口袋翻了个遍，凑够八十元钱，也给汇出去，求购二十本。按照我的商业计划书，自己一本也不留，都给卖出去，就是三个月的生活费了——我比老二节省，或者，黑黑心一本卖十块，就可以赚一百二了……这一蓝图令我开始设计自己的大款生活细节，经常得折腾到黎明才能入睡——自从一次成功的失恋后，我再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
  半月后，湖南文艺出版社给我来信，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已经停止发行——没有言说的原因是被有关部门禁止了，那一拨还有《玫瑰梦》等共四本。天可怜见，他们的信用等级还算较好，把本钱给我退了回来。跟风发财的一枕黄粱破灭后，我深刻地体会到了那句话：第一次把女人比喻成花的人是天才，第二次这么说的就是庸才。
  《射雕英雄传》中，杨康和穆念慈的爱情与郭靖和黄蓉俨然形成两条平行主线，双峰对峙，两水分流。事实上前者更让人动情，因为郭黄之间的完美爱情太过平面乏味了些，相较而言，杨康的爱情夹杂了凄楚、禁忌、叛逆、毁灭，立体感十足，非常有嚼头。
  爱情不坏，观众不爱。大学里的读书生涯也是这样。四年下来，那些平实扎实的阅读镜头很难想起，能浮现在脑海中的，还是这些悖离读书内涵的行为艺术。
  尽管在我的回忆中充满了荒唐的碎片，但事实上我们还是要认真读些书的，因为、因为我们是读书人，要靠这个吃饭的。
  钱钟书在《写在人生边上》一书中解读伊索寓言故事，在那则“蚂蚁与促织的故事”中写道：“促织饿死了，本身就做蚂蚁的粮食；同样，生前养不活自己的大作家，到了死后偏有一大批人靠他生活，譬如，写回忆怀念文字的亲戚和朋友，写研究论文的批评家和学者。”曹雪芹养活了一大堆红学家，钱钟书养活了一小堆钱学家，而我们，也要注定靠这些大师养活了。
  我们大多状态下读书，就是为了这个，好让大师把我们养活起来——用他们来写稿子，用他们来搞研究，用他们来获取留京名额，用他们来申请去做访问学者，可以出国买那么多家用电器。
  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办法，至少是我，还是琢磨出一些很好的偷懒窍门。
  一，必修课的学分还是要拿到，意即那些某个圈子里必须要读的书，宛如通行证，又如装饰品。我们上学那会，这方面的书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拯救与逍遥》、《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理论风云》等，还有李敖、米兰和昆德拉，都不可不读。
  二，要对那些大俗书做永不沾惹状，意即那些人民喜欢的书，如金庸、《简·爱》、《存在与虚无》等。第三本我要着重说一下，这本书本来是必修课范畴，但其兴也忽焉，马上风行全北京，我经常见到那些来宿舍里用袜子换粮票的小贩，他们的书包里也塞这么一本，就有理由对本来也读不下去的萨特先生挥手说拜拜了，其亡也勃焉。至于金庸，更为读书人所不齿，流风所及，连不读书的人也要对其嗤之以鼻，不信你看央视拍《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的那些杂碎，谁都有胆子说自己从来没看过金庸，或是——“只是在去外景的飞机上扫了一眼”，真够有性格。
  三，留心搜集并阅读一些比较偏门的书，特别是那些印数只有一两千的，绝对是抬高你身价的不二法宝。漓江出版社出的《在路上》首版只印了2200册，而我就拥有其中之一，使得我在许多读书人面前腰杆硬了许多。而我无意中看过洛蒂的《冰岛渔夫》，后来跟人讲起，险些成功地俘获一个美女的芳心——如果我能再说出那本《巴比伦的抽签游戏》（12）的话。
  四，多看些书评，将其观点窃为己用，也够抵挡一阵的。这方面最好使的工具是《读书》、《书城》杂志，你只要记住那上面说过的书名，然后在某个高级沙龙里淡淡地提起，就可以震晕一大片。并且我可以打包票，沙龙里那些尊贵的客人绝对没胆量与你接着往下深谈那本书，尽管他也“哦”地点一下头做恍然大悟并也曾读过的样子。后来见到了《读书》杂志的主编沈昌文先生，在心里对他深鞠一躬，因为他的杂志实在是帮了俺太多的忙。沈先生被人称作“沈公”，是我所知道的出版界惟一被人叫“公”的在世人，看来得其恩惠的绝不止我一个。
  五，要有随机应变的机智。看书再多，也有不够用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你发挥创造性思维了。大四下学期，学校给了我们半年时间来写论文，打足麻将之后，我用大半天时间将毕业论文一挥而就，除了将囤积在肚里的学问引经据典一番外，还编造了许多名人名言来增加说服力，如“诚如俄罗斯神学家傻彼德洛维奇所言：‘真正的无知就是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知’”等等。最终，我拿到了学士学位，拿到了红彤彤的毕业证。这一诀窍在后来的社交场合也让我变得德高望重，如有一次我轻描淡写地说：“幽默感就是分寸感”，一个老实人赞同得差点儿背过气去。我马上加了个人名：“维多利亚时期的意大利诗人二头蛋说的。”伊不迭地点头：“说得真好。”我又冷冷地说：“赞成即是利用。——美国总统杰斐逊说的。”然后急忙去掐伊的人中。我现在惟一的愿望就是，在我去世之后，千万别在阴间真的碰到什么傻彼德洛维奇和二头蛋，让他们告我个诽谤。
  六，如果你正看大俗书的时候被人撞见，一定要面不改色。要知道第一个赞美金庸的名人是数学家华罗庚——他老人家写的文章不知道要比那些所谓的作家精彩多少倍——做到人家那地步才叫“虽万千人吾往矣，强且矫”。如果捉你现行的是你心爱的姑娘，你就要跟她说，雅和俗绝对不是对立的，也绝对不是分别存在于两种人身上，而是一个人既有雅不可耐的一面，也有俗不可耐的一面，这样的混合体才符合刘再复老师的性格组合论。然后……你就向她展示你俗不可耐的一面吧。
  我们的八十年代
  曾经见某些人讨论，最希望生活在哪个时代？大家莫衷一是。我记得列举的年代有蒹葭苍苍的西周、游侠纵横的先秦、杜牧时代的扬州、李白生活的盛唐、名士风流建安风骨的魏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拓荒与内战时的美国等等。
  我想了又想，答案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上大学。
  是的，我要高声歌颂的八十年代。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用多少碎片也描述不尽的。只选择一些与这篇文章不跑题的花絮——那年头，一个偏远小城的路边书摊上摆的可能都是《快乐的哲学》（13）；那年头，学生可以在深夜踹开老师的门，就因为看了一本书激动得睡不着觉。
  那年头，理想主义还有很大市场，我们学校有一个搞民俗研究的男老师，文弱苍白，衣着寒酸，却靠自己跋山涉水采集来的民歌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一个校花嫁给了他，他经常与年轻貌美的妻子在校园园散步，让俺们流口水。我都没有信心打听他们如今怎么样了，但愿他们的爱情能经受得起市场经济的冲刷。
  那年头，海子可以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黑。在他自杀前的流浪岁月中，可以身上没有一分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据说他走进昌平的一家饭馆，开门见山说自己没钱，但可以给老板背诗，换顿饭吃。老板说诗他听不懂，但他可以管诗人吃饭。
  大家的眼中只有海子，可有谁注意到他旅途中的路人，冬天里的柴禾，四季中的粮食？
  是他们，不懂诗却懂得尊敬诗的人们，给了他所需的养分、绽放的信心，才让诗人成为诗人。
  最后，海子痛苦得性起，索性想表演一把自杀。好在，他享受了选择死亡的权利，社会也尽到了让他吃饱饭的责任。那是一个好年景。
  那年头，新闻事业也突破了从前的羁绊，进入了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试举三例：某次人大会，有一位代表举手否决，一张照片便是，诺大的会场，只有一个手臂孤零零地举着，孤标而倔强；某次党代会，一位女记者给邓小平递了个纸条，告诉他今天是世界戒烟日，提醒他不要抽烟，小平笑着掐灭了烟头；某次工作会，与会官员纷纷睡觉，电视记者都没办法取景，灵机一动，将众人睡态拍下，标题便是《工作会竟成了睡觉会》。
  我们尽可以赞第一个记者有眼光，第二个记者有勇气，第三个记者有头脑，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事实：那张照片获得全国好新闻奖，那张纸条被作为党代会花絮刊登于《人民日报》，那则新闻当晚被中央电视台播出。如果没有鼓励他们这样发现新闻处理新闻散布新闻的大环境，所有的眼光、勇气和头脑恐怕都无从谈起。
  我们的八十年代。
  热爱八十年代，我至少可以说出六十六条理由，但最重要的一条是，那个年代允许学生可以不读书。
  像前面提到的现代文学老师，在我们宿舍进行了一番考前辅导（其实也就是划划重点，免得让我们作弊的时候都不知道从书上哪一页抄起）后，颇有感慨地说：“其实我教你们的，都是垃圾。要有人能重写现当代文学史就好了。”他抬起忧国忧民的脸，看着我们一双双愚昧又茫然的眼，不禁由衷叹了口气：“可惜，教的是你们这帮杂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