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年前我就开始接触电脑了，那时的我正上高中。我所在的重点中学要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逼着你一定要上一个课外兴趣小组去搞那么几下子，好让你能在自己的档案中写上“兴趣广泛”的字样。其实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无线电，按照我的如意算盘，正好还可以给家里组装一个免费的收音机，但老师说这听着不咋地，于是让我选了另两个，一个是在文艺小组学吹笛子，一个是在计算机小组学Basic语言——这两个特长后来都写在了我的高中学历表中——也仅仅是停留在了学历表中。
  八十年代中期的电脑机型是苹果二，它的配置大概还比不过现如今暴发户们用的商务通，那时也没有“人性化设计”、“体贴用户”这种说法，相反，计算机商们偏偏要努力做出高高在上的样子，以显示这种东西的神圣不可侵犯。比如，你如果想走到它面前，必须要先进入一个像省军区军火库一样戒备森严的计算机教室，然后还要换上拖鞋，乖乖，那年头的高中男生可是十天半月都不洗一回脚的。
  更操蛋的是，摆在你眼前的电脑不是为你提供服务，而是要让你为它服务的。像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简单的问题，你说出来还不行，它非要让你编一个程序来执行出那个结果。
  最操蛋的是，计算机兴趣小组的那个女辅导老师，一点儿都不漂亮。
  于是，我生命中与电脑的第一次接触，就像牙洞中的食渣，除了能证明吃过什么东西外，就没有一点儿用处。
  腾格尔
  九十年代初，我顺利拿到学士学位，可以大学毕业了。当时的大学毕业生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服从组织分配让自己成为一台国家机器，另一种是在中关村这片冒险家走私犯诈骗者的乐园中倒卖机器。
  我选择了前一条路，我认识的另一头猪选择了后一条路。
  这头猪……怎么说呢，他拥有一根做为男人的巨大本钱，跟他一起洗澡上厕所的其他男人莫不自惭形秽，所以我们都称其为“图腾”，后来在那个蒙古歌手崛起之后又改称其为“腾格尔”。
  腾格尔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四处拿红包的记者，但他受其高中同学的蛊惑，两个人一起在中关村倒卖电脑。那时的他真有傻力气啊，骑着一辆自行车，驮着一台或两台电脑，走遍每座山每个水的每条路上，有时哭有时笑的每个地方（2）。
  那是一段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时光，他只知道抬头拉车，而埋头数钱的事儿全让他的同学包了。
  再见腾格尔时，已是1995年。这时的他不倒卖电脑，而开始倒卖字库了。当时各地的报社纷纷告别铅与火迎接光与电，开始采用激光照排设备，腾格尔做的买卖就是给他们私自安装比较齐全的华光字库。这套东西用几十张四寸软盘装着，官价要卖一万多，他们只收两三千，还可以给照排车间的负责人好大一笔回扣。
  腾格尔找我，是希望能把他介绍我们报社的有关头目，好促成他的一笔买卖。这时我们的情爱观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大家纷纷从原来的柏拉图琼瑶式的精神派转化成追求性交时间和高潮次数的体能派，所以腾格尔让我更加艳羡，酒席期间一再追问他有多少艳遇，并准备赠送给他一个新的外号，就是西门庆腰里挂的那件东西——“淫器包”。
  没想到我的提问触及到了他心口永远的痛，他马上变成了个爆脾气。经我一再道歉，他才告诉我，几年的颠沛流离，他得了甲亢，淫器包早成了草包。我吃惊之余，注意观看，发觉他端酒杯的手都是颤抖的。
  没体力了，有钱也行啊。我又问他的账面上趴了多少钱，他诚实地告诉了我一个数字，甚至还没有我们特能组织记者走穴的同学挣得多。
  那笔生意悬而未决的时候，腾格尔忽然听到了一个消息：一直对他说没挣到什么钱的同学兼拍挡，却已经悄悄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
  腾格尔也就不知所终了，只剩下那几十张大软盘寄存在我那里。我特宝贝，搁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还配了两包防潮剂——因为这是我拥有的第一套跟电脑有关的高科技产品。
  就跟遭到背叛的友情一样，如今那套软盘已经一钱不值。
  欺负
  电脑的出现，让人的幻灭感油然加剧，因为你不得不悲哀地发现：你永远是落伍的，处于被时代抛弃的境地，身不由己。
  我首次接触到实战状态的电脑，是在所供职报社的激光照排车间，操作的权利是没有的，却有在旁边发表意见的责任。但是，我发表的意见往往被操作人员以“做不了”为理由轻易否定，长此以往，对一个男人自信心的打击是巨大的。后来熟悉了电脑才知道，他们当时
  就是懒得动，才抬出高科技的玩意来愚弄人。
  而当时的我，是多么容易被愚弄啊。某次，组版的女孩去更衣室偷吃糖炒栗子，我百无聊赖地坐在组版机前，过了一会儿，我们刚组好的版从电脑屏幕上突然消失，代之以一个连续运动的几何图案，吓得我当场尖声惊叫，差点儿连保卫科的干部都要惊动。离我最近的人迅速把脑袋伸过来看了一眼，然后淡淡地告诉我，这叫屏幕保护程序。
  还有一次，他们说有一种叫“星期五”的病毒要发作，所以要把电脑的日期调到不是星期五的日子，就可以躲过去。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想到鲁宾逊的那个奴隶头上，是不是他受不了阶级压迫所以附魂在电脑上？
  电脑喜欢欺负人，但也是通过人来欺负。说实在话，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被照排车间的小姑娘小男孩们欺负了个够，却是有火发不得，平时有了好的演出票得分给他们，过年的时候还得惦记着给他们送挂历，这样才得以保证我的编辑工作顺利高效地完成。也有那种爆脾气的编辑，最后被这些小孩气得直想跳楼自杀。
  后来市场经济逐渐发达，大家都慢慢明白了靠自己手艺活儿吃饭的道理，这时俺接触到的录入员或秘书等，态度和蔼得像李登辉对待他的日本同胞，让俺一股劲地赞美世界真好。
  唉，公有制害死人，铁饭碗累死人啊。
  拥有
  据说，电脑从286进化到586，用了十四年的时间，而从奔二进化到奔四，用了四年的时间。
  在前一个十四年的时间里，我的最大梦想就是拥有一台X86——X=2或3或4或5。但任何一台X86的价钱都在万元左右，而这一万元相当于我当时两年的工资，所以那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最绝望的时候，我甚至想，买一台四通打字机好了，其实也够用，并且人家的
  广告词还那么煽情：“打入千言万语，输出一片深情”。
  天可怜见，我结交的朋友中，这时陆续有人借着改革的春风开始发财，其中有一位孙姓师兄借助他当银行行长的岳父的势力，霸占了全省银行系统的电脑建设工程。
  我有一天去他那里蹭饭，见其公司的角落里搁置了许多弃而不用的电脑，顿时心生歹意，开始从读过的文学作品中搜寻动人语句赞美他的创业艰难百战多。孙师兄是学信息管理专业的，脑袋中储存的多是老实巴交的数学词汇，哪里见过我嘴里嘣出的那些美丽辞藻？于是被我当场拍晕，指了指角落里一台灰尘最少的电脑，说就归我了，并且还让他公司的“松花江”面包车亲自给我送回家。
  我终于知道西门庆把潘金莲娶回家是一种什么感觉了。
  那是一台386，操作系统为MS-DOS，彩显，拥有一大一小两个软驱而无光驱，尽管主板有些松动，使得主机必须得横放才能正常启动（为此我逛遍家具商场，才买到与之相配的电脑桌；并且由于横放姿势，即使有光驱也没法用，这使我更觉得它简直是天造地设的精密完美），但用它来降伏我，已是绝对绰绰有余了。
  我特意到超市买了去污剂，然后将这台386上的污渍一一擦净。
  擦拭过程中，我采取的是跪姿。
  感谢386
  当记者的那段日子过得是很愉快的，拉广告，拿提成，开新闻发布会，拿红包，经常有人吃请，还被人很恭敬地呼唤着，就是在马路上闯了红灯——当然是骑自行车，只要亮一下记者证，警察也就不拿你怎么着。
  要这样能过一辈子，该多好啊。
  但是，有一天，发生了一桩事儿。
  那是南方一家企业的新闻发布会，电视台的一个哥们给介绍的肥差，说一个红包就是二百元。要知道，那时候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五百多块啊。忙不迭地去了，领了那个装着二百元大钞和新闻通稿的信封，厂家还给我们安排了一顿丰盛的晚宴。
  酒饱饭足后，厂家把一堆打着饱嗝和酒嗝的记者拉到一个房间里，非常客气地对我们吩咐起来，老板希望这回的稿子这么这么发，不要那么那么发。
  其实，男人也有来例假的时候。那一天，正是我生理低潮的时候，于是，平时拿了人家钱后听起来挺顺耳的话，突然觉得那么刺耳，我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说：“不行，稿子怎么发，不是你们老板说了算的。”不等那人有所反应，我就把信封退给他，然后甩门出去。
  写成文字，俺是如此一身傲骨的样子，其实，那天我一个人走在长长的街，直欲放声痛哭，或放声骂娘。
  老六啊，你看你都变成了什么样子。就为了一个信封，被那样一个傻逼吆喝来吆喝去的。
  从那以后，俺就不再热衷于回扣和红包之类了。尽管坚守誓言并不彻底，也犯过几次戒，但俺开始打心眼里告诫自己杜绝这种行径，并能躲就躲。但人总要谋生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