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作者:张立宪 更新:2021-11-25 13:48
关于LD,我听说的最让人受不了的消息是,《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程益中有近千张收藏。我产生的一个罪恶的念头是,先到广州住一段时间,跟他混熟,把他的碟都借到我手里,再去反贪局告他个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让这小子蹲监狱,那堆碟就全归我了。
我买的第一张DVD是梅尔·吉布森与茱丽娅·罗伯茨的《阴谋论》,定价198元。尽管当时家里还没有DVD机,但在影碟店看了一下,我就断定它将是以后视听产品的主流,所以买了一张做为收藏。
半年后,我有了自己的DVD机,这是周围一群人中第一个拥有DVD机的,大伙都纷纷聚拢到我家来看,啧啧称奇,这时他们还并没有为自己买的那堆VCD感到懊悔。
我早先买的成批量DVD是一百元三张,间或有走私来的台湾正版,百元每张;后来出了玻璃盒的,改四十元每张了,照买不误。也曾在香港买过正版,约二百元每张。我买的是一些不太常见的影片,指望回京后图个稀罕向人炫耀。
开始确能得到别人的艳羡,但我马上就悲哀地发现,有两张影碟在我的影碟机上读到后半截就磕磕绊绊的。气闷之余,我想,哼,这四分之三也不是别人能看到的。半年过后,那两部片子出了盗版,花了不到原版十分之一的钱买了回去,结果发现,比正版读得还顺畅。我只好不怒反笑,作为盗版史上的标本予以收藏。
香港也有盗版,约百元每张。我最了不起的是在香港的几家店里凑出了几乎一整套希区柯克。那几家店相隔并不近,香港的路又是出入之迂也,但热爱是困难的天敌,我终于凑出了二十多张。有个朋友主编一本《为希区柯克尖叫》的书,来北京住在我家,看到过这些黑色封面的老胖子,不知道他是否产生过我对程益中产生的念头。
但是,他看到我那些碟后,神情突然变得比平时平静。我马上得出四个结论:一,这小子城府真深;二,他确定无疑地嫉妒了;三,不能再随便接受他为我提供的吃喝,并避免让他站在俺身后;四,他离开我家的时候,如果俺还没有被他毒死或砸昏过去,就一定要偷偷检查一下他的包。
关于DVD的糗事儿
我的处世原则是,针对自己的丑事或生理缺陷,在别人张嘴想嘲笑之前,咱来个先下嘴为强,自己把自己灭个体无完肤,让对方面对俺自揭的一身伤疤无从下嘴,只剩同情、安慰和有劲没处使的份儿。
本着这一原则,在别人提到俺的流汤DVD之前,我还是抢先把这一糗事儿抖露出来吧。
DVD碟片初出江湖的时候,DVD影碟机的品种并不是很丰富,除了奇贵的洋牌子,国产的只有两三个,所以许多人都是先买了碟片藏着,所谓“软件先行”。但我看着那些碟无用武之地心里就堵得慌,所以花了两千余元抱回家一台“宏图”DVD,引得满城艳羡。那是1999年的夏天。
真是好啊真是好,跟他们的VCD相比,简直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我有了足够的理由说服周围迷恋那些中间带眼的塑料圆片片的恋物癖们,快去买DVD吧,效果就是不一样。你一共还能活几年?晚看一年就少享受一年,损失掉的快乐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买什么牌子的机器呢?当然是宏图的了,你看我的宏图,多棒。看宏图的电视广告了吗?人家还在美国上市了呢……
就这样,我帮宏图又推销出两台机器,一台售予我的师弟,他家那条名叫“默多克”的小狗后来咬了我一口,不知道跟这次不良推销有没有关系;另一台售予一个名叫“铁嘴小喷壶”的朋友,这使得他在以后羞辱我的过程中嘴皮子更像喷壶在浇花。
但,天地良心,我没拿一分钱回扣,并且是真诚地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快乐。
问题马上就来了,我再热情地拉客来家里欣赏DVD的奇妙效果,他们往往会小心地问一句:“你们家外面是不是一个工地?”我急忙摇头否定,他们就安慰我:“没事儿,我听这拖拉机的音儿也不是特吵人。”
影碟机发出拖拉机的声音也就罢了,反正分贝数还不致影响到影片本身的音响。更操蛋的是,它对碟片的识别能力实在是太低了。与宏图相伴的日子里,我经常要把一部片子找影碟店换好几遍,最后不得不放弃,而那部片子以后再也没出过,这种损失简直是没法弥补。而如果换了一台识盘能力好的机器呢?我现在的藏碟量就是另外一个数字了。
它还经常爆发些莫名其妙的毛病,最要命的是会把影碟卡在里面死活不吐出来,并且卡的多是毛片。我一边怀疑宏图牌DVD的品德操行问题,一边抱着机器去府右街附近的维修处修理。那里离中南海很近,我好歹也算个知识分子,每当维修人员从里面取出被它私吞的毛片时,我的脸都羞红了,怕绿了。
一方面被机器拖累,一方面被被我拖累的朋友耻笑,我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由此恨上了中国一切的上市公司,诅咒他们股价惨跌,甚至被ST(4)。天人共愤,我的诅咒明显起了作用,那些丧尽天良的上市公司现在全部歇菜。
宏图也不是好惹的,我开始嫌弃它的时候,它也增添了新的毛病——只要PLAY一会儿,放碟的托盘上就会有一些白色的流质粘稠物体,甚至还会把碟片也给弄脏。我怀疑它是毛片看多了才变得这么汤汤水水的,后来朋友解释说这是将元件焊在一起的松蜡所致。
一年多之后,我的忍耐到达极点,就去买了一台索尼345回家,这时一台索尼都已经降到了一千六百元。太太看我将宏图搬到角落里弃之不用,就冲我瞪眼。我对她说:“您知足吧,就两千块钱,咱买了三台机器——影碟机、拖拉机,还有冰淇淋机。”
买碟
有足够的钱买碟,是我理想的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指标,好在我很早就实现了这一点。
DVD初期兴起的时候这么贵,为什么我买起来还不眨眼呢?
我并不是个有钱人,并且根据我的观察,凡是那些恋物癖,基本上都不是有钱人,而有钱人则把挣钱攒钱本身变成了他恋物的行为艺术。但我能毫不眨眼地买碟,主要是基于以下
六点原因——
一,尽管我是个已婚男人,但手头还攥着很大一块花钱的自由,所以可以用钱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奉劝婚掉的男人一句:男儿当自强,经济须独立。
二,除了买碟和饭局,我在其他方面都不用花钱,诸如三四年才买一双鞋,这双鞋会被我从夏穿到冬直至鞋底露出脚底板,才会买双新的替换一下。
三,我可以靠这些影碟写些稿子挣点儿稿费,尽管杯水车薪,但多少算有点儿安慰,说明DVD并不仅仅是玩物丧志,而是一种劳动工具。DVD还可以让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老婆对这一点也非常满意。
四,我看一些美国杂志上的DVD广告,一部DVD的价格多是29.99或19.99美元,相比之下,你会觉得自己沾了莫大的便宜。特别是当你买了一部梦寐以求的好片子时,惊喜莫名,恨不得贱嗖嗖地再给加点儿钱。
五,如果有一张碟摆在你面前,你因为心疼钱而不去买,以后上穷碧落下黄泉仍遍寻不得,你才知道那种失之交臂的感觉是多么痛苦。所以该出手时就出手,大男人家,一定要果断干脆。
六,最主要的,怀抱一堆碟时的那种快感,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人挣钱就够辛苦的,花起钱来还那么辛苦,太不值了。
我的买碟生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自采期,一是代理期。
2000年,我从事着一份薪水较高且不用坐班的工作,所以每礼拜至少有两天下午要泡在北京市影音市场最发达的新街口一带。从积水潭桥一带逛起,一直要走到西四附近的“高台阶”(我管那里叫“大通铺”),本着贼不走空的原则,每个店都要扫荡一遍。这一趟走下来,强度不亚于一次负重野外旅行,称之为“提篮采购”。
提篮采购的队伍经常包括四五头人,其中我和寂寞鬼的出勤率最高,偶尔也会有一些社会闲杂人员搭车。那真是快乐的一年,在我的记忆中,一年四季都是春天。你盼了多少年的好片子,就那么傲慢又沉静地摆在架子上等待你来抚摩相拥,她的身价却是没有一点架子。你就像蝗虫一样,从一片茂盛的庄稼地飞过,满足得直哼哼。
行至新街口商场一带,我会停下脚步,要一份陕西凉皮,蹲在路边吃掉。寂寞鬼等人并不赞成,但仍忠诚地陪吃一份。这种行为艺术的出发点有三,一是饿;二是省,多要一个菜,又一张碟没了;三是快,我希望能尽快填饱肚子,买完碟后就不用再吃饭,而可以直接飞奔回家中,打开影碟机,把买来的碟一张张审一遍,嘴里发出一声声幸福的呻吟。
有一天,只有我一个人提篮采购,淘了一大堆影碟,然后抱着回家。坐在出租车中,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望着外面的红尘如烟,看着怀中的佳片如梦,感觉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的幸福。然后我给寂寞鬼打了一个电话,与他分享了这种心情。当时我们心中都充溢着一种欢歌。
人是一种很贱的动物,好事情往往没有坏事儿记得清。我也吃过很多顿豪华的腐败宴会,但不过是一片片浮云。酒席上大家右手拿筷运箸如飞,左手端杯觥筹交错,但在我的眼中看来,手里挥舞的全是小铁锹,他们在奋力挖坑,准备把别人埋掉。整个北京就是这么一个大工地,大家都在挥锹挖坑,埋掉人或被人埋掉。
在这样一个工地上,能偷出浮生半日闲去买碟,并且吃上一份陕西凉皮,吃的环境尽管不太好,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呼啸寒风中蹲在路边,手冻得几乎伸不直,凉皮夹杂着冰碴,但我还是吃得无比香甜,因为不用惦记挖坑埋人。
我买的第一张DVD是梅尔·吉布森与茱丽娅·罗伯茨的《阴谋论》,定价198元。尽管当时家里还没有DVD机,但在影碟店看了一下,我就断定它将是以后视听产品的主流,所以买了一张做为收藏。
半年后,我有了自己的DVD机,这是周围一群人中第一个拥有DVD机的,大伙都纷纷聚拢到我家来看,啧啧称奇,这时他们还并没有为自己买的那堆VCD感到懊悔。
我早先买的成批量DVD是一百元三张,间或有走私来的台湾正版,百元每张;后来出了玻璃盒的,改四十元每张了,照买不误。也曾在香港买过正版,约二百元每张。我买的是一些不太常见的影片,指望回京后图个稀罕向人炫耀。
开始确能得到别人的艳羡,但我马上就悲哀地发现,有两张影碟在我的影碟机上读到后半截就磕磕绊绊的。气闷之余,我想,哼,这四分之三也不是别人能看到的。半年过后,那两部片子出了盗版,花了不到原版十分之一的钱买了回去,结果发现,比正版读得还顺畅。我只好不怒反笑,作为盗版史上的标本予以收藏。
香港也有盗版,约百元每张。我最了不起的是在香港的几家店里凑出了几乎一整套希区柯克。那几家店相隔并不近,香港的路又是出入之迂也,但热爱是困难的天敌,我终于凑出了二十多张。有个朋友主编一本《为希区柯克尖叫》的书,来北京住在我家,看到过这些黑色封面的老胖子,不知道他是否产生过我对程益中产生的念头。
但是,他看到我那些碟后,神情突然变得比平时平静。我马上得出四个结论:一,这小子城府真深;二,他确定无疑地嫉妒了;三,不能再随便接受他为我提供的吃喝,并避免让他站在俺身后;四,他离开我家的时候,如果俺还没有被他毒死或砸昏过去,就一定要偷偷检查一下他的包。
关于DVD的糗事儿
我的处世原则是,针对自己的丑事或生理缺陷,在别人张嘴想嘲笑之前,咱来个先下嘴为强,自己把自己灭个体无完肤,让对方面对俺自揭的一身伤疤无从下嘴,只剩同情、安慰和有劲没处使的份儿。
本着这一原则,在别人提到俺的流汤DVD之前,我还是抢先把这一糗事儿抖露出来吧。
DVD碟片初出江湖的时候,DVD影碟机的品种并不是很丰富,除了奇贵的洋牌子,国产的只有两三个,所以许多人都是先买了碟片藏着,所谓“软件先行”。但我看着那些碟无用武之地心里就堵得慌,所以花了两千余元抱回家一台“宏图”DVD,引得满城艳羡。那是1999年的夏天。
真是好啊真是好,跟他们的VCD相比,简直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我有了足够的理由说服周围迷恋那些中间带眼的塑料圆片片的恋物癖们,快去买DVD吧,效果就是不一样。你一共还能活几年?晚看一年就少享受一年,损失掉的快乐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买什么牌子的机器呢?当然是宏图的了,你看我的宏图,多棒。看宏图的电视广告了吗?人家还在美国上市了呢……
就这样,我帮宏图又推销出两台机器,一台售予我的师弟,他家那条名叫“默多克”的小狗后来咬了我一口,不知道跟这次不良推销有没有关系;另一台售予一个名叫“铁嘴小喷壶”的朋友,这使得他在以后羞辱我的过程中嘴皮子更像喷壶在浇花。
但,天地良心,我没拿一分钱回扣,并且是真诚地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快乐。
问题马上就来了,我再热情地拉客来家里欣赏DVD的奇妙效果,他们往往会小心地问一句:“你们家外面是不是一个工地?”我急忙摇头否定,他们就安慰我:“没事儿,我听这拖拉机的音儿也不是特吵人。”
影碟机发出拖拉机的声音也就罢了,反正分贝数还不致影响到影片本身的音响。更操蛋的是,它对碟片的识别能力实在是太低了。与宏图相伴的日子里,我经常要把一部片子找影碟店换好几遍,最后不得不放弃,而那部片子以后再也没出过,这种损失简直是没法弥补。而如果换了一台识盘能力好的机器呢?我现在的藏碟量就是另外一个数字了。
它还经常爆发些莫名其妙的毛病,最要命的是会把影碟卡在里面死活不吐出来,并且卡的多是毛片。我一边怀疑宏图牌DVD的品德操行问题,一边抱着机器去府右街附近的维修处修理。那里离中南海很近,我好歹也算个知识分子,每当维修人员从里面取出被它私吞的毛片时,我的脸都羞红了,怕绿了。
一方面被机器拖累,一方面被被我拖累的朋友耻笑,我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由此恨上了中国一切的上市公司,诅咒他们股价惨跌,甚至被ST(4)。天人共愤,我的诅咒明显起了作用,那些丧尽天良的上市公司现在全部歇菜。
宏图也不是好惹的,我开始嫌弃它的时候,它也增添了新的毛病——只要PLAY一会儿,放碟的托盘上就会有一些白色的流质粘稠物体,甚至还会把碟片也给弄脏。我怀疑它是毛片看多了才变得这么汤汤水水的,后来朋友解释说这是将元件焊在一起的松蜡所致。
一年多之后,我的忍耐到达极点,就去买了一台索尼345回家,这时一台索尼都已经降到了一千六百元。太太看我将宏图搬到角落里弃之不用,就冲我瞪眼。我对她说:“您知足吧,就两千块钱,咱买了三台机器——影碟机、拖拉机,还有冰淇淋机。”
买碟
有足够的钱买碟,是我理想的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指标,好在我很早就实现了这一点。
DVD初期兴起的时候这么贵,为什么我买起来还不眨眼呢?
我并不是个有钱人,并且根据我的观察,凡是那些恋物癖,基本上都不是有钱人,而有钱人则把挣钱攒钱本身变成了他恋物的行为艺术。但我能毫不眨眼地买碟,主要是基于以下
六点原因——
一,尽管我是个已婚男人,但手头还攥着很大一块花钱的自由,所以可以用钱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奉劝婚掉的男人一句:男儿当自强,经济须独立。
二,除了买碟和饭局,我在其他方面都不用花钱,诸如三四年才买一双鞋,这双鞋会被我从夏穿到冬直至鞋底露出脚底板,才会买双新的替换一下。
三,我可以靠这些影碟写些稿子挣点儿稿费,尽管杯水车薪,但多少算有点儿安慰,说明DVD并不仅仅是玩物丧志,而是一种劳动工具。DVD还可以让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老婆对这一点也非常满意。
四,我看一些美国杂志上的DVD广告,一部DVD的价格多是29.99或19.99美元,相比之下,你会觉得自己沾了莫大的便宜。特别是当你买了一部梦寐以求的好片子时,惊喜莫名,恨不得贱嗖嗖地再给加点儿钱。
五,如果有一张碟摆在你面前,你因为心疼钱而不去买,以后上穷碧落下黄泉仍遍寻不得,你才知道那种失之交臂的感觉是多么痛苦。所以该出手时就出手,大男人家,一定要果断干脆。
六,最主要的,怀抱一堆碟时的那种快感,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人挣钱就够辛苦的,花起钱来还那么辛苦,太不值了。
我的买碟生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自采期,一是代理期。
2000年,我从事着一份薪水较高且不用坐班的工作,所以每礼拜至少有两天下午要泡在北京市影音市场最发达的新街口一带。从积水潭桥一带逛起,一直要走到西四附近的“高台阶”(我管那里叫“大通铺”),本着贼不走空的原则,每个店都要扫荡一遍。这一趟走下来,强度不亚于一次负重野外旅行,称之为“提篮采购”。
提篮采购的队伍经常包括四五头人,其中我和寂寞鬼的出勤率最高,偶尔也会有一些社会闲杂人员搭车。那真是快乐的一年,在我的记忆中,一年四季都是春天。你盼了多少年的好片子,就那么傲慢又沉静地摆在架子上等待你来抚摩相拥,她的身价却是没有一点架子。你就像蝗虫一样,从一片茂盛的庄稼地飞过,满足得直哼哼。
行至新街口商场一带,我会停下脚步,要一份陕西凉皮,蹲在路边吃掉。寂寞鬼等人并不赞成,但仍忠诚地陪吃一份。这种行为艺术的出发点有三,一是饿;二是省,多要一个菜,又一张碟没了;三是快,我希望能尽快填饱肚子,买完碟后就不用再吃饭,而可以直接飞奔回家中,打开影碟机,把买来的碟一张张审一遍,嘴里发出一声声幸福的呻吟。
有一天,只有我一个人提篮采购,淘了一大堆影碟,然后抱着回家。坐在出租车中,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望着外面的红尘如烟,看着怀中的佳片如梦,感觉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的幸福。然后我给寂寞鬼打了一个电话,与他分享了这种心情。当时我们心中都充溢着一种欢歌。
人是一种很贱的动物,好事情往往没有坏事儿记得清。我也吃过很多顿豪华的腐败宴会,但不过是一片片浮云。酒席上大家右手拿筷运箸如飞,左手端杯觥筹交错,但在我的眼中看来,手里挥舞的全是小铁锹,他们在奋力挖坑,准备把别人埋掉。整个北京就是这么一个大工地,大家都在挥锹挖坑,埋掉人或被人埋掉。
在这样一个工地上,能偷出浮生半日闲去买碟,并且吃上一份陕西凉皮,吃的环境尽管不太好,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呼啸寒风中蹲在路边,手冻得几乎伸不直,凉皮夹杂着冰碴,但我还是吃得无比香甜,因为不用惦记挖坑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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