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一忠告嗤之以鼻，“我的酒量怎么可能进医院？告诉你吧，从青春期到更年期，我就从来没有跟医院发生过任何关系！”
  一片乌云在我的眼前升起。
  煞风景
  刚工作那会儿，时间跟口袋里的钱一样空，我们穷得闲得只能打麻将了。
  社会的进步是这样完成的：如今一部手机的价格在前些年只够买个数字BB机的，而当年买一部手机的钱拿到现在，几乎就能买一辆降价后的汽车。当年的我们，只能用得起数字BB机，很不方便，智慧就在这样的不方便中应运而生。
  一个人只要起了麻意，就给他的老麻友打个传呼，数字留言是1003，表示目前的状态是一缺三。对方有了回应后，下一个求偶信号就成了2002，直至3001。
  麻桌上有一个很奇妙的规律，一般主动张罗打牌的人肯定要输，而胜利则多属于那些半推半就的人，所以有人在接到邀请时往往要给自己建一个贞节牌坊：“哎呀，我不太想玩。”
  遇到这种情况你一定不要死缠烂打，而要很豁达地说：“那我再找阿牛吧。”
  那人就扛不住了，不过还要做一下姿态：“求求你再多求我两遍吧。”
  这种坏毛病流毒甚广，去年我过生日时，把哥几个拉到一个度假村欢度良宵。一进房间，只见几个男人有的搬桌子，有的找麻毯，有的摆麻将，有的预备烟灰缸，却都扭着屁股娇滴滴地说：“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玩。”然后就像饥饿的人见到面包一样向麻将扑去。
  打到天亮，兴尽而归，却发现那个度假村山青水秀，曲径通幽，可惜碰上的是浑身上下没半根雅骨的我们，真是媚眼做给瞎子看了。
  魂不归
  没有人愿意承认打麻将是一件风雅的活动，但我要提一桩跟麻将有关的韵事。
  梁启超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首先是个提倡维新的政治家，事实上他更是一个文豪兼麻将爱好者。居天津时，他为几家报社撰写时评文章，当时都是报纸付印在即，催稿的人等在旁边，他老人家依然像个铁血战士一样战斗在麻桌上。等到最后一刻，催稿的人抓耳挠腮都要自杀了，他才将牌一推，不慌不忙地将规定好字数的文章一挥而就，文采斐然，满齿留香。
  我到天津，特地到梁先生的故居“饮冰室”一游。那是一个小洋楼，去的时候已是一个大杂楼，住了若干户人家。
  还真找到一间房，注明是“棋牌室”，内有老梁手书条幅：“手一舞之，文思汩汩而来”。
  站在那里，睹物思人，更可喜的是，尽管梁氏的文采风流已是芳踪难觅，但周遭住户的麻将声“哗哗”不断，源远流长，先生若地下有知，也是如闻仙乐耳暂明吧。他若手里已持有五对牌，不知道这时候他老人家是下定决心弄把七对呢，还是随便一个小和了账？
  去年，听说天津市有关部门已着手修缮“饮冰室”，这确是件有功德的事，但遗憾的是，那麻将战局不能保持下去了。对梁启超而言，幸，抑或不幸？
  长别离
  说到保持传统，麻将当然是国粹的一种了。美国有一部科幻片名曰《天茧》（Cocoon），描述的是发生在一家养老院里的老人和外星人之间的离奇故事。其中一个场面是几个美国老头在打麻将，突然从英文对白中冒出一个响亮的词：“peng！”仔细一想，这位老大爷肯定是要“碰”一对牌吧。瞧，外国的麻将语汇都来自我们。
  并且，麻将在民间的生命力顽强到根本不需要有人费心去保护，反而需要张科长这样的
  人去打击的地步。破“四旧”和“文革”的时候，我外婆没有麻将可打，就跟几个老太太斗起了纸牌，一玩也是十几年。
  外婆从六十岁以后，生命基本上都献给了麻将，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她在我心目中是个伟大的人。她以瘦弱的身躯拉扯起一个诺大的家庭，还把儿女们的儿女一个个带大，其中包括我。
  外婆心中的好日子可能就是高高兴兴打麻将了，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几年她就撒手人世。入土那天，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在外婆的骨灰盒旁放了一副新麻将。
  我相信外婆的天堂肯定是由麻将构成的，房间号都是麻将名，里面都是狂爱打麻将的人，不用吃饭睡觉，没人耍赖，就是一个玩，天堂里的背景音乐也都是麻将洗牌时的撞击声。
  后来跟一个朋友聊天，她的外婆入土的时候，家里人往老人的墓里放了一副现成码好的捉“五魁”门清一条龙。
  这是我见过的最有灵感和孝心的殉葬。
  有所思
  麻将与人生哲理有关，诸如“炮牌先行”、“先胖不叫胖，后胖压塌炕”之类。当你输得裤子都没了，那些得理不饶人的战士还在旁边笑眯眯地给别人发短信：“此处钱多人傻，速来。”这样的折辱经受多了，不用看什么刘墉卡耐基，自然就能成为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人。
  某天深夜，我与三个人激战正酣，一个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时刻来临了，我来了一把三
  连杠然后杠上开花——一把对我而言空前绝后的牌，当时我恨不能揪起自己的头发往半空里跳，相信那栋楼的许多住户和他们的宠物狗都被我回荡在夜空中的欢乐嚎叫惊醒了。
  等我平静下来，看那三个人无动于衷地看着我，心中马上就是一凉——把欢乐建筑在别人痛苦中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咱们事先可没讲好这种规矩。”一个人一脸坏笑地说。
  那两人把头点得跟鼠标似的。
  如果这会儿能有一两个看客，还有可能让他们帮我说上两句，现在我的胜利可是处于人单势孤无人喝彩的地步。我几乎要哭出来：“哥几个，求求你们，承认俺这是把大牌吧，你看俺多不容易。”
  最后他们高抬贵手，算我开三个杠（而不是三连杠）加一个杠上开花。
  从此我明白了，一个太过得意的人，如果周围都是因为他的得意而失意的人，那么他就有被其余人联合起来废掉的可能。我学会了老老实实做人。
  再看到那些当着下岗职工的面玩小姐的志满意得的贪官富商们，我不禁替他们捏了把汗。
  大风歌
  麻如其人，一个人的牌品如果很好，人品也差不到哪儿去。《鹿鼎记》中有一个佟国纲，尽管父亲的名字叫佟图赖，被韦小宝怀疑人家要赖账，但他打牌很是爽快，“六百两的银票推了出去，漫不在乎，毫无图赖之意”，他是我的偶像。
  刚把八九条的搭子拆了，七条随后抓来。尽管碰到这种时候我也气急败坏地扇自己耳光，但还是一直提醒自己，做一个牌风浩荡的人。
  牌风浩荡的人不一定有好报，但牌风不浩荡的人一定没有好报。一个女孩交了一个男朋友。第一次带到家里拜见父母大人的时候，那小伙子表现尚好，可惜她不知道那纯属外交麻将，当不得真。
  日子一长，此人牌风毕露，打一张危险牌，得在手里攥半天，嘴里还哆哆嗦嗦地问：“三饼……有人和吗？”这会儿真要有人和三饼，这哥们儿都有可能说：“我可没说要打呀。”然后再收回去。
  每当看到他这副窝囊相，那姑娘都直想抡起玉腿，将其踢到旧时的皇宫里去当太监。
  每次见到这样的人，我都提醒自己，如果以后有了儿子，一定要告诫他做一个牌风浩荡的人；如果是女儿，就告诫她，至少不能嫁给一个牌风不浩荡的人。
  离魂月
  一个人说起自己的麻将史，津津乐道的多是那些辉煌战绩，而现实生活中的麻将多是由失意组成的，比如你刚听了牌，那张打出去的闲张给别人放了炮；比如你拆了边三万留下四七饼的搭子后，连抓四张三万；比如你刚决定不做七对，却像娶了李双双一样连抓九对；又比如你连续多少圈连个杠都开不出来，让你不得不怀疑数学概率的非科学性……
  一沙一世界，一树一菩提，人生莫不如此。
  面对麻桌上的逆境，每个人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有人如丧考妣，有人强作镇定，有人风雨不动安如山，有人使我不得开心颜，有人指桑骂槐，有人指天骂地，有人感到万分沮丧，有人开始怀疑人生。
  我一般情况下是哀叹：“我的母亲啊，你的长子被他们欺负了。”
  母爱的力量往往令她的大儿子咸鱼翻生。
  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老赵身上。那一夜在我家打麻将，经历了大半夜如同金子般的沉默后他终于崩溃，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对着天空中那一轮明月哀嚎：“我的嫦娥姐姐啊！你快可怜可怜我这只迷途的羊羔吧！”
  月辉如水，静谧地照着我们这些芸芸众生。
  贺新郎
  北京的房子对许多人来说像大熊猫一样珍贵，也像大熊猫一样养不起。这使得这座城市显得很没有人情味儿。
  而在其它城市，一个人要想得到一套房子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我当年一结婚就分了套房子，惹得北京的朋友垂涎三尺，杀奔我家庆贺。新房不太好用，专门用做麻将室的小厅暖气尤其不足，宛若露天，大家围着围脖喷着响鼻打了一晚上的麻将，到天亮时腿都木了。我
  请他们去某宾馆吃早茶，里面暖洋洋的，久寒乍暖，大家全都浑身发痒，犹如冻伤，这一细节可以与《林海雪原》里的剿匪战士相媲美。
  又有一次，我与太太饭后在楼下散步，远远看见停下一辆出租车，下来斌斌、小强、老赵三人，原来是不宣而来战。我对太太说：“你看来了几个人。”
  “那哪儿是人啊？分明是三块麻将。”太太产生了深深的幻觉。
  当晚，四块麻将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几年后，我又回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