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芳听到这样的消息有什么感觉呢？她骗了他，背叛了他，她在良心的深处应该感到深深的自责。那天晚上，他们差一点就做了，他已经把她的裤子都脱了呀。如果做了，他是否在心理上就要好受一些呢？在送她回去的路上，她一直不肯说话，现在才知道原来她是有心思的。问题当然并不在于他是否把她搞了，他在心里想，问题在于她背叛了他，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也是个道德问题。即使他赢得了她处女的贞操，而在事实上，她又背叛了他，那么他的取得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不能让她好受，不能让她就这样轻易地背叛我。我要叫她也尝一点痛苦。他想。家里好不容易供他读完了大学，他不能就这样轻易地轻视自己。他是全家人的希望啊！四年的大学生活，他是那样地努力，总算毕业了，他不想就这样屈服。往大处想一想，他觉得自己这样，实在是有些自寻烦恼的意思。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既然他能把自己一个农村出身的学生，改变成为大学生，为什么就不能再试着改变一下分配的结局呢？
  第16节：第二章(2)
  他决定要搏一搏，改变自己的命运。
  然而，那天当他第一次来到省政府大门前，却被那高大而威严的门廊所震慑。在大门的两侧站立着两个笔直地身穿绿色制服的士兵，他们腰里佩着手枪，立正、敬礼，盘查着每一个进出的行人。正常来来往往的都是一些高级小轿车。从大门口往里面望去，那里面都是楼房，显得非常庄重而神秘。我能够进去吗？他在心里问自己。不能。他在心里又这样肯定地回答了自己。即使他能进去，就一定能够找到他那位同乡吗？关于那个地位高贵的老乡，他从来也没有见过他，而且他的年龄足可以做他的父辈，可以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他会理睬他吗？也许他会把他当作一个上访的群众，让警卫士兵轰出去。
  在那个门口，他就这样怀着胆怯的心情徘徊。直到他发现有一个士兵在注意他，他才赶紧决定溜走。他就像一个小偷，或者说像是一个农民工，在向省政府的大门里进行窥视。他带着一种无比懊丧的心情离开了，心情极其地糟糕。他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呢？在乡下的时候，他甚至连乡政府的大门也没有踏进去过。在他的眼里，那些部门都是非常神圣而威严的地方。至于他，只是一个普通学生。他没有相应的身份和资格。在汽车里，火辣辣的空气让他感觉自己要熔化掉了。这个城市，阳光格外地烤人。他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他感觉自己一定挺不过这个夏天。这个夏天让他特别的失败。他没有了一切。没有了王芳芳。回到宿舍的时候，他感觉更是紧张和恐怖：宿舍里空空荡荡。别人都走了，只有他还留在这里，不知所措。这个样子下去他能得到什么样的下场？下场一定很糟糕。他不敢认真去想。然而如果让他就这样服从命运，回到那个县里，他又实在不情愿。他宁愿就这样粉碎掉，也不愿去接受那样的安排。他要赌一赌。
  可是他又实在没有胆量。他过去所能见到的最大的官也就是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后来叫做村民小组长和村支书），还有就是中学里的校长与大学里的系主任，连大学校长都没有见过。真的，四年的大学生活，他只是远远地见过一次校长，而那个校长准确地说还不是官，至少他自己不认为是个官，他更愿意把他当成一个学者。像省政府秘书长这样的干部，他过去想也不敢想。但是，如果他不去试一试，等待他的结果只会是一个。躺在宿舍里的床上，感受着暑热的煎熬，翻来覆去地彻夜难眠。怎么办呢？是死，还是活，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脑海里反复回响着哈姆雷特这句著名的台词。他想：我是多么地不幸啊！我的不幸并不比哈姆雷特更糟糕。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安娜?卡列尼娜 》开头就是这样说的。我的不幸和哈姆雷特的不幸是不同的，但痛苦的感受却是相同的。他想，我没有任何靠山和后台，所有的一切都要靠我自己去奋斗得到。别人帮不了我。我只有勇敢地一人去面对现实。
  在经历了好几个不眠之夜后，他第二次又来到了省政府的大门口。然而像第一次一样，看看省政府的大门，再看看自己瘦弱的身材和那副学生打扮，他再次失去了信心。他终究不敢走近那神秘的所在。
  一次一次地去，一次一次地失去信心和勇气，他真的快要把自己折磨疯了。他变得格外的绝望而疯狂。家里人不知就里，就在他痛苦的时候，哥哥邓一彬给他打来了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去，并且告诉他，自己家因为农业税上缴问题和村长打了一架，结果村长人多势众把他打得不轻，躺在家里睡了好几天。邓一彬想要去县里的法院上告。
  邓一群听了默默无言。
  日子在一天天地流逝，就在这样的延宕里，痛苦和焦虑也一天天地加深。一个下午，他碰见了他的一位任课老师，他对他的滞留感到格外不解和困惑，他说他再这样下去，一定很不好，劝他抓紧时间回去报到。邓一群灰心透了。他感到自己可能真的完了。当他第七次来到那个大门的时候，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第17节：第二章(3)
  那颗心简直就要蹦到了嗓子眼。他紧张极了。门前的士兵拦住了他，详细地盘问他，好像他并不是个学生，而是一个流窜犯。他把学生证掏出来给那个年轻的士兵看，并且把自己所有的衣兜都翻了个底朝天，让他看，好证明自己没有携带任何危险的凶器（他以为他是要看他是否藏有凶器，天哪，多年后他回忆起来感觉自己真的无知极了，也可笑极了）。他可怜巴巴的样子终于让士兵相信他的话（他说他是找一位老乡），放了他进去。省政府院子的宽大让他吃惊不小，进了大门是一条宽阔的水泥大道，而两边都是些粗矮但却茂盛的法国梧桐树。那里面有很多办公楼，他却不知道他那个身居高位的老乡在哪一幢楼里办公。汗水早已把他的汗衫湿透了，并且由于多日未洗，在他的背上画了一幅浅白和深色相间的地图形状。他盲目地转了一圈，经过很多办公楼，他都没有敢进去问。他甚至有点后悔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这样地神圣和威严，很可能他最后的结果是碰得鼻青脸肿。
  邓一群最终鼓起了勇气：他看见一个推着清洁车的老头。
  “请问……老师傅，哪一幢是办公厅大楼？”
  那老头四面看了一下，看了看他，指着后面的一幢很不起眼的小红楼，说那里就是省长们办公的地方。问他找谁。邓一群说是找虞秘书长。老头没有再问，闷着头走了。
  巨大的恐惧和威严。这是一个权力中心。除了他，老家里的人谁能走进这样的院子？乡里的书记乡长也未必就能，但是，现在他进来了。邓一群越是往前走，那颗心在胸膛里跳得越是厉害。一种巨大的恐惧慑住了他，但它却又刺激他往前走。在小红楼的值班室里，他再次被人揪住，询问他找谁。紧张使他都说不出话来。他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了半天才使那个值班人员听懂，他要找政府虞秘书长。那个人问他和虞秘书长是什么关系，他紧张地说是老乡，后来又赶紧说是亲戚。这样说的时候他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个戴着红袖章的值班人员很可能把他送到公安局去。但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犯法。那个人在听了他半天的陈述后，告诉他说，虞秘书长已经离休了，在家里。邓一群听了就木然了。半天，他才想起问一声，那么他家现在住什么地方？那个人告诉他，住在西康路，好像是34号。
  跟他那个短暂的爱情一样，又一个希望如肥皂泡，顷刻破灭了。邓一群往回走的时候，感到自己都走不动了。回到了宿舍里，他躺了两天什么也没有吃，第三天他在书桌上的小圆镜里看到自己的脸就像是一个鬼，非常丑陋。头发长长地乱披在脸上，一双眼睛浑浊无神，脸色苍白，而那薄薄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而且被内火烧得起了硬皮，像一层粥汤在上面留下的痕迹，嘴角还有不少血痂。
  必须去找，也许还有一点希望。他退下来之后可能更好说话。他再没有权力也比他这样一个穷学生的影响要大得多。邓一群这样想了，就决定这样去再试一次。他收拾好自己，就向西康路进发。
  西康路与南方大学也只隔了两三条路，不远。整条西康路都安静得很，除了一些很少的出租车经过那里，其他车辆根本不让进去，就像省政府的大院一样。这里过去都是国民党的高官们的一些私宅。现在也都还是那些三、四层小楼，新建筑很少。沿路是长长的围墙。围墙里面都是常绿的树木。在西康路口，邓一群找到一个水果摊，在摊前买了两只大西瓜，抱在了怀里。他那个样子看上去多少有点滑稽。他一边走一边嘴里数着号，26，28，30，30之1，30之2，32，34！
  34号是个不算大的院子，里面绿树成阴，一幢两层小楼，白色的。院子有个小铁门。他站在那里很久，四周安静极了，什么声音也没有。路的两头也都没有行人，炎热的小道两边只有茂盛的树木。这里简直不像是在市里，如此静谧。他胆怯地敲起门来。油漆斑驳的铁门发出的响声，有点吓人。然而敲了半天也没有动静。事实上，他是在很小心地敲门。他不敢大声地敲。他没有任何大声敲门的正当理由。内心里，他还是非常胆怯的。在那种小心中，他看见铁门上方原来还有个红色的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