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蒋介石扣留副司令虽然是恶毒的阴谋，但为着本身利害，他只能试探着进行。他要我们放那批将领，为什么不直接打电报命令我们放呢？为什么副司令打电报而又提出放回四名不说全部放回呢？他要我们放回五十架战斗机，为什么要宋子文、宋美龄出面，并请副司令写信进行释放呢？这是在一步一步试探我们的态度，是摸着石头过河谨慎小心地从西安抽回一系列‘抵押品’。如今审判了副司令，仍留下了‘严加管束’的尾巴，他之所以运用非法律的管束词语，显然是在扣留阴谋中有伸缩的余地。他派王化一、吴瀚涛、祝绍周来，以及要我们派人去，无一不是在进行试探，试探我们营救副司令的决心怎么样。如果我们不作争取就乖乖撤兵，俯首听命，那就是一误、二误、还要三误，副司令这一辈子也别想回来了！一句话，今天已经到了营救副司令的最后关头。
  “第三，副司令一直渴望着我们能够坚持，能把他营救出来。临上飞机时，他对杨主任说‘争取三天最迟也不过五天就回来’；他又对阎宝航说。‘他们不让我回，那边能答应吗？！’还对鲍文越说，‘你们不坚持，我完了，你们也完了。’副司令一再暗示我们坚持，这样撤兵能算坚持吗？！现在杨主任和十七路军用眼睛看着我们，杨主任望眼欲穿心里是盼望副司令回来的，中共也表示支持我们对中央军作战，难道我们东北军自己反而这样胆小怕死吗？！谁都明白，副司令是我们东北军的主心骨，并非十七路军和红军的领袖，我们的领袖被扣，我们难道连外人还不如吗？东北儿女、东北汉子的血性哪里去了！……”
  朱仁堂慷慨激昂，一连说了八条，剖析得明晰透彻，反问得动人心魄。说完之后，会场上没有出现任何争论，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在纷纷的赞声中，缪激流军长大声地说：
  “赞成朱处长的意见！副司令不回来，我们宁愿战死，决不撤一兵一卒！”
  董英斌为了慎重起见，又因王以哲本人不在场，认为这个决议案需要赞成的人签名，好拿回西安交王军长执行。列会的四十多人，一个接一个，在决议案上挥笔签名。
  朱仁堂长长舒了口气。他站在北临渭河的窗口，让河滩上吹来的湿湿的寒风掠过自己发热的面庞……身后签名的沙沙声，在他心头引起一种无名的快感。
  十 祸起萧墙 泪 变化
  十 祸起萧墙 泪 变化 送信的人
  渭南会议开得一边倒，紧凑、整齐。遗憾的是病着的王以哲却没有参加。他在病榻上听了何柱国的介绍，一直摇头，一席话又把何柱国扫了过去。何柱国说：“我一人好办，在决议上亲笔签着四十多个名字呢！”
  王以哲说：“于学忠是副司令手谕里指定的负责人，把他从兰州接过来，重新开会研究。”何柱国照王以哲的指令，去寻朱仁堂通气。朱仁堂想了想：于学忠为人正派，对副司令很忠诚，资格又老。于是便同意接他来西安。
  黄昏时分，于学忠乘飞机降落于西安，骑兵军副官长何镜华接他进城，听说王以哲有病，汽车便径直开往粉巷。
  王以哲家里，何柱国之外，粮秣处长张政彷、一一五师师长刘启文、工兵团团长杜维纲、炮兵团团长刘佩苇，参谋处副处长邓玉匆，情报科科长李宇清也正在等待着于学忠的到来。王以哲斜倚在床，被子遮住下半身，朱仁堂坐在床边恳切地说着话：“副司令不回来，我们群龙无首，实在没有办法。”
  王以哲的语调也很郑重、很亲切：“朱参谋，事在人为，不用担心这个嘛！副司令不回来，军事上有我，政治上有你，还怕撑不住东北军这个局面吗？！”
  边上几个人听到这话，十分惊愕，朱仁堂的表情难堪而痛苦：“不管怎么说，咱们应顾全东北军全体的心愿，重视渭南会议的决定。离开这一条，十几万人很难捏合在一块呀！”
  正在这时，何镜华陪同于学忠进来了，寒暄声中，朱仁堂让出位置，推于学忠坐下，话一转入正题，杜维钢一下子就泣不成声：“我们一定要……要求副司令回来！”屋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所有人都静悄悄等着于学忠表态。于学忠在兰州对这里的争论略有所闻，刚才在汽车上何镜华讲述了渭南会议的情景，他一下子不好说话。何柱国在一旁催王以哲说话，王以哲推托了一阵才说道：
  “现在是六点钟，我已经与杨主任、周副主席商妥了，七点在我这儿召开三位一体高级会议，作出最后决议。东北军方面于军长、何军长我们参加。现在先让于军长吃个饭，喝口水。你们如果急于知道开会的结果，可以坐在隔壁屋里旁听。我们东北军是有组织纪律的，在周副主席和杨主任面前，决不允许乱吵乱闹，有失体统。”
  高级会议在王以哲病榻前举行之际，朱仁堂、何镜华、杜维钢他们就守在隔壁堂屋里，一杯接一杯地喝水，一支连一支抽烟，墙那边的每一句话，这边听得清清楚楚。杨虎城主持会议，谁也不先开口，屋里呈现出少有的长时间的沉默。“还是请周先生起个头吧。”杨虎成又一次打破沉默。
  “这里是西安，不是保定。我们以你们两方的意见为意见，还是你们先讲为好。”周恩来的声音平和、谦逊。
  又是沉默。沉默之后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你推我，我又推他，就这样拖延了个把小时，这边堂屋里，何镜华揪住自个儿的头发狠狠摇了好几次，五六双眼睛也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杨虎成提高了声音：“张先生临走时，下手谕由孝侯兄负责东北军，请孝侯兄代表东北军发表意见。不要再推辞了。”
  于学忠这才结结巴巴说了起来：“我刚由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的详细情况，到西安后，才知道东北军内部有主张和、主张战两种意见，主张不一致。我的军队又在兰州，我看还是请鼎芳（王以哲的号）先谈谈吧。”
  王以哲说：“和也好，打也好，要快快决定。和平撤退的条件已经同顾祝同谈好了，这样犹犹豫豫僵持着是有危机的，这是军事上最忌讳的状态。”
  “我看还是根据鼎芳兄的意见，和就和了吧。要打，我的队伍一下子拉不过来。”是于学忠的声音。
  王以哲忙接过话茬：“我同意孝侯的意见，和为贵，和是上策。既然以和平解决开了头，中途就不宜三心二意。”
  “我同意这个提议”。何柱国表态。
  隔壁堂屋里，不知谁的水杯跌在地上，破裂之音很尖锐。王以哲不高兴地皱皱眉头。
  静默片刻，杨虎成说道：“从道义上讲，应当主战。现在张先生不回西安，掏心里话，我是压不住阵的。我们十七路军本来是不打算撤退的，但在捉蒋、放蒋以至释放大员、放走飞机等一系列问题上，我们都跟东北军兄弟采取一致行动，现在又怎么能例外呢？既然你们现在坚持撤兵，坚持主和，我们就只好听从你们的意见，和平解决罢。周先生，你的意见呢！”
  周恩来很为难，众人都盯着他，他一连呷了好几口热茶，才开始说话：“我们原来是主张和平解决的。因为你们两方有许多人主战，而且意见很强烈，很尖锐。张先生在东北军中举足轻重，这个我们详细研究过，情况也确实是如此。为了张先生，为了道义上对得起朋友，我们红军最后也下决心不惜一战，流血牺牲是应该的。现在你们既然一致主和，为了团结，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不过我想提请你们双方都要高度注意自己内部的团结，耐心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要生出枝节，形成意想不到的风波。”
  会议结束了，当何柱国走进隔壁堂屋时，烟雾未散的桌边只剩下张政枋一个人，满地都是烟头，有的熄了，有的正冒烟。张政枋对着何柱国郁郁地说：
  “这边昨晚上把作战命令都起草好了，你们今天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真让人伤心透顶！”说罢拧声走了，何柱国喊了几声，他头都不回。
  第二天是二月一日，上午十点，东北军主要将领全部在新城大楼集中开会，由于学忠传达昨晚王宅会议的精神。于学忠讲完之后，会场一片寂静，没有一人吭声，于学忠感觉情况非常不好。为了临时迎合人们的心理来转变会场的气氛，他接着方才的话又主动表白：
  “我于家受张氏父子两世深恩，对副司令的感情比谁都厚。可眼下是进退两难；打吧，怕打不回来，反而把事情打坏，不打吧，更怕副司令回不来……我心里实在是难受！”
  说罢竟放声大哭起来。他一哭，众人益发觉得副司令回来的希望渺茫了，今后再难见张学良的面了，许多人一下子都痛哭流涕。卢广绩、陈先舟向着于学忠跪下，一面痛哭一面大声疾呼，坚决要求与中央军开战。王以哲病着，何柱国没有到会，于学忠除了痛苦之外，拿不出任何决策。乱哄哄散会时，门口大街上左一伙右一伙的东北军士兵，堵住汽车不让过，争着抢着盘问会议精神。东北军有史以来，从来没开过如此混乱的会议。
  东北军众位将领之所以能原谅于学忠不与他过多纠，因为大伙心里明白，少帅不在，王以哲才是东北军里的实际核心人物，王以哲是保定军官党校第八期毕业的，从北大营当连长起，到团长、师长、军长，都是张学良一手提拨培养的，他行事干练，带兵打仗颇有一套，他那一军人马，在装备素质方面也是东北军里最好的。由于他同少帅关系非同一般，许多军机要事，于学忠总是托他去办。原先自皖系军阀投靠过来的于学忠清楚这层关系，众将领也体谅于学忠的苦衷，痛哭一场只好散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