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情绪和正义感显然有点打动了李叔，他对我已经不是很凶了。他记录完我的话，让我在笔录上签字。我歪歪扭扭地写上了名字并按上了手印。他让我坐在这里等着，就出去了。
  过了一会他又进来问我妈妈的电话号码……中午了，我很饿就对他说：
  “李叔我早晨没吃饭很饿，你能不能让我先回家吃饭，我下午再来?”
  他说：“你还想回家，想美事吧。人都让你打死了，你等着偿命吧。”
  这时又进来一个警察，他拿了几个包子放在我的面前说
  “抗日英雄吃饭吧，到里边可就没有这么好吃的包子了。”
  此时我也不再客气，说了声：
  “谢谢叔叔。”
  就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我一边吃一边自言自语说：
  “唉!要是有点醋就好了。”
  闻听此言那警察骂道：
  “真不要脸，你以为这是在你们家呀，你是不是还想让老子找头蒜再给你扒了?”
  我赶紧说：
  “叔叔不敢，不敢。您不扒我的皮我就千恩万谢了，我哪敢让您老给我扒蒜呐。”
  警察让我逗笑了，他说：
  “你别跟我耍贫嘴，当心我收拾你。”
  说着又给我倒了杯水。
  过了一会，我妈进来了，她看见我就骂道：
  “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怎么不死了，你没有一天不给我闯祸呀!”
  我低着头不看她也不说话。这时候警察把我妈妈叫到另外一个房间。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妈妈进来对我说：
  “你老老实实地在这呆着，听叔叔的话，人家问你什么就说什么，不许说谎，妈先去办事了。”
  我见她的表情比较轻松，心里也踏实了许多。吃晚饭的时候警察又给我包子吃，这次他真的给我拿来了醋、蒜还有酱油。警察笑着对我说：
  “快吃吧，英雄。你想要的都有了。”
  吃着包子心里想我的事情可能有转机了。果然，晚上九点多警察对我说：
  “算你命好，你可以回家了，但是你要随叫随到，知道吗?”
  我听了赶紧往外走，我不是怕呆在这里，而是我已经一天没抽烟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身上藏着一把枪刺，他们没有发现。我回到家里，见只有我爸爸和哥哥在家，我问我哥：
  “咱妈呢?”
  “去姥姥家了。”
  爸爸没有搭理我，眼睛又痛起来了，我赶紧把雷敏她妈妈给我的药水找出来。就在我上药的时候，爸爸走过来冷不防狠狠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的脸上火辣辣的痛，药水瓶子也让他打担在地上。好在是个塑料瓶子没有打碎。我看了他一眼，他愤怒地瞪着我没有说话。据我以往的经验，只要他对我的突然袭击得逞，就不会再攻击我，他打我的方式基本上都能忍受，不至于让我反击，彼此心照不宣，我也懒得理他，我若无其事地捡起药水，用衣服擦了擦灰尘，继续上我的药。
  过了两天我妈妈回来了。她告诉我，我打的那个日本老头正是当年驻扎刘房子火车站的日本兵。他是中日关系正常化过来中国寻亲的。他们这个团里有一个人就是我二姨的亲叔叔，他们住在春谊宾馆，他伤得并不重。我妈妈和吉林省外办的人带他们去了我姥姥家，他和我姥爷见面还认识。姥爷向他们详细地讲了我二姨的情况，告诉他们我二姨并不知道她的身世。让他们今天先回宾馆，等我姥姥和我二姨说好以后再和他们联系。
  我二姨的家住在公主岭市，她这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我姥姥找出当年包我二姨的被子，又让我姥爷从菜地里挖出了我二姨的妈妈当年留下的金条。全家人一边流泪一边讲述过去的事情，我姥爷哭得最为伤心!二姨表示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在了，她见不见她叔叔已无所谓。我姥姥、姥爷就是她的亲生父母，他们对她的养育之恩是任何人无法取代的。这些生离死别都是当年的战争造成的，我姥爷当年的行为无可指责。这些年来姥姥和姥爷对二姨疼爱有加是有目共睹的，我二姨的两个女人都是我姥姥无偿养大的。
  最后全家人决定让我二姨去认她的叔叔。二姨一家已经和她叔叔见了面，现在就住在春谊宾馆，我姥姥和姥爷也来了。
  这个日本人还说晚上要请我们全家一起吃饭，我二姨向叔叔还特意说要见见我，我说不去。
  妈妈知道我不想做的事很难说服我，就骂了我一句：
  “你呀!永远都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学校开学了，可是老师仍然不让我上课。我一个人转到黄河路的马路边坐下。望着南来北往的人们，心中思念着雷敏……这时候，小刚和小胖他们几个向我走来。小刚他们那伙人增加了不少，他最近挺狂。我们之间的事情已经和解，他们过来我也没把他们放在心上。
  小刚走到我面前笑着问：
  “记工，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
  说着他递过来一支烟。我站起来正要去接，这时候有一个人从后面用胳膊把我的喉咙锁住了，我的枪刺被他们几个抢走了，他们没有打我只是说：“这东西借我们用用，明天还你。”
  他们有五个人，我手中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跑到小下巴他们院里去了。进院一看，我的哥儿们一个都不在，就直奔楼梯口把延国藏在那里的一把剑拿了出来，追小刚他们几个去了。
  我让他们缴了械，传出去，我还怎么在社会上混。我跑到杭州路旅社的门口追上了他们几个。他们这时候也发现了我，他们有枪的掏枪，有刀的拔刀。手中没有家伙内就从地上捡起了两块砖头。我不敢恋战先下手为强，混战中我左砍右杀毫发未伤冲出了包围。他们这伙人真面，五比一还让我占了便宜，打架就要敢拼手黑。像我这样非重量级的人，打架必须先下手。最多三下就把人家干倒，要不然我就惨了!
  第二天，小刚找到建国和我讲和，他门愿意把东西还给我。可是小胖的脸上缝了十四针让我给毁容了，如果我不赔偿他20元他就报官。我听了十分生气说：
  “小刚这个大傻B，没事找事。我和他没完，我赔他个球。”
  建国劝我：
  “你又没有吃亏，我看见小胖的伤口了，可长了。他都不敢回家，真可怜。这样吧，我再和他们说说，你赔他们10块钱算了。你没钱我这有，咱别把事闹大了。”
  我想了想也就算了吧。下午我们双方各带了十几个人，我和小胖见了面……多年以后我见到小胖，看他脸上长长的伤疤，感觉很对不起他!那天事了结以后，我们请他们看了场电影。当时刚刚上映日本影片《追捕》，电影很精彩。当我们走出长江电影院的时候，天正下着小雨，刮着秋风。我们哥儿几个不约而同地学着电影里杜丘的样子，把中山装的领子立了起来，并用双手拉着。本来就啥事也没有，更没有人来追杀我们，我们却学着杜丘的样子低着头，不时地东张西望鬼鬼祟祟……伴随着这部电影的公映，前卫男人们掀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场头发革命。
  纵览中国的历史，有过几次头发的革命。革命先驱孙中山，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冯玉祥杀进了北京赶走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从此中国的男人剪掉了长辫子。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有关头发的革命。
  第二次头发的革命，发生在粉碎“四人帮”不久。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我们效仿着日本电影《追捕》里史村的形象，留起了盖耳而不披肩的长发。
  第三次头发的革命发生在我们东北。时间是1982年，发起人就是我。在长春市的男士里我是第一个把‘史村’头烫成了‘爆炸式’的人。从此结束了烫发只是女人专利的历史，我的发型迅速地在全国得到推广，这让有关生产烫发水的厂商叼了不少大菜，可是没人给我树碑立传。这第四次头发的革命，发生在改革开放中期。中国的摇滚之父崔健，率领着一帮猛男长发披肩，勇敢地登上了新时代的舞台。
  我流浪我快乐！
  1979年的中秋节是个星期天。下午爸爸和妈妈又吵架了。对他们这种无休止的争吵，我和哥哥已经厌烦透了。我们分辨不出他们到底是谁对谁错，他们从来就不顾及我们哥俩的内心感受，更不可能知道他们的打架给我们心灵造成的巨大伤害。每当我在外面玩得高高兴兴，但快走到家门口时心情就立即悲哀起来……
  这个家对我来讲就是地狱。我从未感受到家庭的温馨。他们给我的爱，特别是能保留在我心灵中的，实在是少得可怜。家长给我们创造的生存环境、贫富好坏都不重要，如果你不能让他拥有一个在精神上快乐的童年，这就造成他人生中无法弥补的悲哀。可是他们到现在也没有认识到，究竟把我伤害到了什么程度
  对于一个对自己身世都迷茫的人，还能让我说什么呐!也曾经想解开这个谜，我也非常容易解开这个谜。可是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吧，他们现在已经各自再婚了。无论我愿不愿意，承不承认，我现在都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可是我仍然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我如果再找出来一个……哎!爱他妈的谁谁吧……
  如果我有了小孩无论他多大，我都会对他等同看待，不会凌驾在他的上面。我会尊重他的人格，倾听他的意见。我要关心他的情感世界，表扬他鼓励他，我要学会和他沟通。他不是我的私有财产，他应当有自己的尊严!父母当年对我的教育方式，现在想起来仍然令我恨之入骨!
  我虽然没有结婚生儿育女，但是已经长到了他们曾经折磨我时的年龄，为什么我现在的想法和他们格格不入哪?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他们那个时代的背景，但这绝不能作为他们说得过去的理由……他们现在所受到的报应就是，我可以在经济上报答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但是我们之间永远没有发自内心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