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和谐的社会实践乃是自由的与和谐的发展的基础、合理的思维的基础。这种认识就是爱因斯坦战后极力反对原子弹威胁的全部理论基础。
  ★最后的宣言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０日，在纽约诺贝尔纪念宴会上，爱因斯坦发表了“战争是赢得了，但和平却还没有”这样一个讲话。讲话稿是爱因斯坦的朋友、历史学家卡勒尔根据他想要讲的内容起草的。爱因斯坦说：
  “物理学家们发现他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同阿尔夫雷德·诺贝尔没有什么两样。阿尔夫雷德·诺贝尔发明了一种当时从未有过的最猛烈的炸药，一种超级的破坏工具。为了对此赎罪，也为了良心上的宽慰，他设置奖金来促进和平和实现和平。今天，参加过研制这种历史上最可怕最危险的武器的物理学家，不说是犯罪，也是被同样的责任感所烦恼。而且我们不能不一再地发出警告，我们不能也不应当放松我们的努力，来唤醒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他们的政府，使他们明白，他们肯定会惹起不可言喻的灾难，除非他们改变彼此相处的态度并且认识到他们有责任来规划安全的未来。我们之所以曾经帮助创造这种新武器，是为了预防人类的敌人比我们先得到它；要是按照纳粹的精神状态，让他们占先，就意味着难以想象的破坏，以及对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奴役。我们所以把这种武器交到美国和英国人民的手里，因为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全人类的信托者，是和平自由的战士。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既没有和平的保证，也没有《大西洋宪章》所许诺的任何自由的保证。战争是赢得了，但和平却还没有。”
  战后混乱的国际秩序，新的军事对抗，依然到处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原子弹能否被理智地控制住，都引起了爱因斯坦巨大的关注。他像战前一样呼吁道；
  “我们战后世界的景象是不光明的。就我们这些物理学家来说，我们既不是政客，而且也决不愿意干预政府，但我们知道一些为政客所不知道的事。而且我们觉得有责任明确告诉那些负责的人，并且提醒他们：没有侥幸避免危险的出路；前面没有时间让我们慢吞吞地前进，而把必要的改变推到遥遥无期的未来；也没有时间让我们做讨价还价的谈判。形势要求我们勇敢的行动，要求根本改变我们的整个态度，改变全部政治概念。但愿那种促使阿尔夫雷德·诺贝尔设置巨额奖金的精神，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信赖的精神、宽大和友好的精神，在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的心里会占优势。要不然，人类文明将在劫难逃。”
  可如今原子弹已握在美国统治集团手里，他们能承诺不以原子武器威胁世界和平吗？早在１９４０年，爱因斯坦就预感到自己给罗斯福的信是“一生中最令人痛心的回忆”，尽管为了扼制希特勒而不得不如此。战后几年间，美国的“原子外交政策”以及以原子弹进行政治讹诈的行为不仅证实了爱因斯坦的担忧，而且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慨。德国的知识分子曾卑鄙地容忍了希特勒，难道美国知识分子也要容忍那正在美国社会中蔓延的新法西斯主义吗？
  １９４６年初，美国拟定召开“全国科学家会议”，爱因斯坦提前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美国科学家：
  “我衷心感到欣慰，大多数科学家完全意识到他们作为学者和世界公民的责任，他们并没有成为那种到处泛滥的威胁着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未来的歇斯底里的牺牲品。
  “我们不应当允许对科学工作的发表和传播有任何限制；这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非常有害。当美国应当承担起建立国际安全的领导责任时，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毒害的威胁，使得它的政治态度发生了不好的变化，了解到这一点，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如果政府一定要继续坚持这条致命的路线，那么我们科学家就应当拒绝听从它的那些不义的要求，即使它有合法机构做靠山。有一种不成文的法律，那就是我们自己良心上的法律。它比任何可以在华盛顿制定出来的法案都要更加有束缚力得多。当然，我们还有这样两件最后的武器：不合作和罢工。”
  爱因斯坦又一次以德国知识分子的例子告诫人们：
  “我们有理由谴责德国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无条件地屈从于那个要不得的政府的控制。他们犯了罪，给他们惩罚，那是正确的，即使他们自称他们是法律上被迫去干的。我对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下决心避免类似的罪恶是抱有希望的；他们到现在为止所采取的态度证明我这种希望是有根据的。”
  在呼吁科学家、知识分子为世界和平尽自己责任的同时，爱因斯坦还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把原子弹的秘密交给一个世界政府看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爱因斯坦曾经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上。现在，他又把希望寄托在新成立的联合国上。法西斯主义已经覆灭，滋生侵略战争的温床已经铲除，他多年来热烈向往的世界政府，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把联合国来一番改组，不就成为世界政府了吗？把军队交给世界政府，由它来维持国际秩序，和平不就有保障了吗？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９日，爱因斯坦在芝加哥举行的“争取世界联邦政府学生大会”上演讲道：
  “我们要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创立一个能够运用司法裁决来解决各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的世界政府。这种裁决必须以一个为各国政府都赞成的措辞精确的宪章为根据。只有世界政府才可以动用进攻性的武器。任何个人或国家，如果不同意把一切军事力量都集中由超国家权力机构掌握，也不放弃以武力作为反对别国以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那么就不能认为是爱好和平的。”
  １９４７年９月，在给联合国大会的公开信中，爱因斯坦说：
  “如果每个公民都认识到，在这原子时代，安全与和平的唯一保证是超国家政府的不断发展，那么他就会尽一切力量来加强联合国。我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有理性的和敢于负责的公民都必须知道他应当如何抉择。
  “为要达到最后目的——那是一个联合的世界，而不是两个敌对的世界——这样一个局部性世界政府决不应当作为一种联盟来反对世界的其余部分。走向世界政府的唯一真正步骤就是世界政府本身。”
  爱因斯坦的良苦用心再次得到仇恨的回报。右派在叫嚷：
  “提防爱因斯坦呀！他是煽动家，是共产党的奸细。他要把美国独家掌握的原子弹秘密，通过世界政府泄露给俄国佬！”
  左派的人则批评、攻击他：
  “把世界变成一个超民族的国家，就是企图叫社会主义的苏联放弃独立。提出世界政府的口号，就是替美帝国主义称霸全球的野心缝制一块遮羞布。”
  爱因斯坦坦然地面对这一切，他仍然呼喊到：
  “由于我们科学家可以决定悲剧重演，加剧屠杀手段的恐怖局面，我们肩负着神圣义务，必须全力制止为残酷目的而发明武器去用于残杀。什么是我们更加重要的任务？我们心中所向往的社会目标又是什么？”
  是什么？
  １９４７年，爱因斯坦就明确地给予了回答：
  “人类终于懂得，当前的任务是什么，这就是寻求谅解，为的是实现各国人民间、不同信仰的各民族的彻底谅解。”
  各国人民间的谅解，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的和平共处，禁止核武器，并反对种种战争煽动，这一切成为爱因斯坦晚年思想活动、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爱因斯坦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可以说，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天，他还为他所挚爱的人类献上一份赤诚的心。这就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这个宣言原来的名称叫《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是由罗素起草的。罗素于１９５５年２月１１日写信给爱因斯坦讨论此事，爱因斯坦于２月１６日回信表示赞同，并于３月２日写信给玻尔，希望玻尔作为发起人，但玻尔拒绝了。１９５５年４月５日罗素把他拟的宣言草稿寄给爱因斯坦，４月１１日爱因斯坦在宣言上签了名。两天后爱因斯坦就患重病，４月１８日就逝世了。这篇宣言直到７月９日才由罗素在伦敦公开发表。当时在宣言上签名的除了罗素和爱因斯坦外，还有美国的布立奇曼和缪勒；英国的泡威耳和罗特布拉特；法国的约里奥·居里；波兰的英费尔德；日本的汤川秀树。（罗素于１９５５年４月初同爱因斯坦商量拟邀请签名的１５名科学家中有１０人没有签名。）不久后，前联邦德国的麦克斯·玻恩和美国的泡林也签了名。这１２个人中，除了英费尔德和罗特布拉特外，其余都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个宣言发表时，罗素曾将其副本分送给美、苏、中、英、法、加６国政府首脑。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宣言就是爱因斯坦留给人类的宝贵遗言：
  “在人类所面临的悲剧性的情况下，我们觉得科学家应当集会对由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引起的危险作出估计，并且按照所附草案的精神进行讨论，以达成一项决议。
  “我们此刻不是以这个或者那个国家，这个或者那个大陆，这种或者那种信仰的成员的资格来讲话，而是人类，以其能否继续生存已成为问题的人类成员资格来讲话的。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绌的则是共产主义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斗争。
  “几乎每个有政治意识的人，对于这些争端中的一个或几个问题都有强烈的感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如果可能的话，把这种感情丢在一边，而只把你们自己当作是生物学上一个种的成员，这个种有过极其惊人的历史，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它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