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精神世界不像一个平静的湖面，它更像海面，在它上面翻动的不只是涟漪的鳞波，而且还有汹湧的骇浪。在海面底下大洋深处，潜藏着尚未被任何风暴掀起的深流。这些风暴曾有过，爱因斯坦不可能是永远安祥的天使，就像人们有时把歌德看作是天使那样。当爱因斯坦写下在建立统一场论中碰见的“数学烦恼”和在不可能使统一场论达到可以同观察进行比较的程度的时候，这不仅是紧张的思索，而且是意识到了的问题，然而又是找不到答案的真正的思想烦恼。在普林斯顿时期，爱因斯坦一再回忆起埃伦费斯特悲剧的原因就在于此，并且常常和人谈起埃伦费斯特的事。有人回忆说：
  “他怀着激动而宽容的感情说起这件事，因为他自己的也感受过类似的冲突。在同现代思想相联系的幸福年代里形成的悲剧，现在愈来愈突出了。这不是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其中一代人代表大胆的思想，而另一代人维护旧的东西，像一块被舍弃在道路边上的静止不动的石头。爱因斯坦的悲剧是这样一个人的悲剧，他不顾年迈体衰走着自己的愈来愈荒僻的路，在这期间几乎所有的朋友和青年都声称这条路是不会有结果的，并且是行不通的。”
  正是这种感觉使爱因斯坦追忆起已故的友人们。其中也包括居里夫人，在她逝世以后，爱因斯坦曾写道，她的道德面貌也许比发现镭对科学的影响更大。爱因斯坦说：
  “领袖人物正直的道德品质对于当代和历史进程来说，也许比单纯的智力成就具有更大的意义。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伟大的品格，也远远超出了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
  对已故的友人和对他们的精神上的悲剧的回忆，唤起的不只是安详平静的忧伤。这些精神上的悲剧是高度的道德纯洁性、对真理毫不动摇的忠实、对人们的同情的证明，这些品质令人对科学和人类社会的未来充满信心。居里夫人属于那样一种人，他们在自己周围似乎形成了一个力场，它把周围的人们都引到共同的思想兴趣上。
  “我有一种巨大的幸福，就是同居里夫人有２０年崇高而毫无波折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向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少有的。她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极端谦虚，从不自满。人类社会的严酷和不公平使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她的这种严肃的外貌是无法用人为的努力来缓减的。”
  现在，过了若干年，科学殉职者的名单上又增添了一个名字——同样崇高的思想力量的象征：１９４７年初，爱因斯坦获悉朗之万逝世。
  爱因斯坦写信给索洛文说：
  “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他高尚圣洁而且才华出众。”
  也是在这几年中，爱因斯坦不得不目睹自己的妹妹玛娅慢慢地衰逝。
  玛娅长得极像爱因斯坦。她于１９３９年从佛罗伦萨来到了普林斯顿。玛娅同她的丈夫曾住在佛罗伦萨，为躲避法西斯迫害，玛娅的丈夫到了瑞士，而她决定去看哥哥。
  在普林斯顿，人们惊奇的是，兄妹二人不仅容貌相像，而且说话的语气、面部的表情，甚至说话的方式——“孩子般的、但同时是怀疑的态度”——都惊人的相像。
  １９４７年，爱因斯坦写信给索洛文说：
  “我妹妹主观上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已经处于下坡路上，这是一条把她带到不可复归的地方去的路。”
  在随后的一些信件中，爱因斯坦叙述了玛娅恶化了的健康状况。他在她的病塌前度过了许多时光，他读书给她听，其中有一些是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１９５１年夏，爱因斯坦的妹妹去世了。
  现在，爱因斯坦最亲近的人只剩下玛尔戈和杜卡斯在身边。
  他们住在离高等研究院不远的一幢二层楼的住宅里。早晨，爱因斯坦沿着这条街去研究院，再拐进一条枝叶更加茂密的林荫小道，穿过小树林和草地直达研究院的大楼。普林斯顿研究院被一个大公园环绕，草坪间杂着榛树丛和长满梧桐树、槭树、椴树的小树林。这里还有许多果树，特别是苹果树。秋天，林荫小道上满是树上掉下来的果子。小道渐渐变成街道，两旁是普林斯顿教授的居住的住宅，要不是照片使梅塞街上第１１２号住宅为全世界许多人熟悉的话，它在这种住宅中并不显眼。
  甬道的两边是修剪整齐的灌木绿篱，它直接通向住宅的大门，进门朝左，靠近用玉米杆装饰的墙壁是上二楼的木梯。
  在爱因斯坦的工作室，四面墙壁几乎全被书架占满了。同房门对着有一个临花园的大窗户。窗户左面的墙上挂着甘地的肖像。右面墙上有一扇通向阳台的门和一扇通向爱因斯坦卧室的门。在这面墙上挂着约瑟夫·沙尔的美丽油画、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肖像。
  窗前是一张长方形的大桌子，旁边是放烟斗的小茶几，上面还放着一根澳大利亚飞去来器，靠近门口放着圆桌和沙发。
  爱因斯坦坐在沙发上，把纸放在膝盖上写东西，并把写完的纸张扔得满地都是。
  在战时和随后年代里，爱因斯坦关于社会政治内容的讲话是非常独特的：其中表达了并非某种明确的纲领，却是一种为人们、为使人们免遭苦难而做些什么的不可遏止的要求。罗素于１９４３年迁居普林斯顿，关于爱因斯坦，他写道：
  “我认为，爱因斯坦的立场是同他的道德品质紧密相联的。对爱因斯坦来说，考虑自己个人的价值，正如轻视旁人一样，始终是和他无缘的。”罗素把爱因斯坦所特有的毫无虚荣心、毫不冷漠、毫无恶意、毫无优越感，同他为每一个人的独立价值、为反对压制和蔑视人的个性的斗争作了对比。
  “同爱因斯坦交往可以得到异乎寻常的满足。他虽然很有天才，满载荣誉，却保持着绝对的朴实，没有丝毫的优越感……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人。”
  罗素注意到了爱因斯坦的一个特点：他的社会思想是根据他心理上和道德上的特征而来的；就其实质，它们就是对所有人的幸福和自由的某种不断的追求，对人的个性的独立价值的始终不渝的承认。因此，它们最鲜明地表现在直接的交往中。
  普林斯顿的居民比起从未见过爱因斯坦的人更生动和更具体地感受到爱因斯坦。但就是那些未见过爱因斯坦的人，也能猜出他对人类幸福的坚定的、焦急的、感人的关怀。在这个意义上，普林斯顿的居民表达了人类的共同信念。他们用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氛包围了爱因斯坦。一方面，爱因斯坦从家里沿着漫长的绿树成荫的小道走到研究院去或是走回家的身影已经习以为常，几乎成了普林斯顿风光的一部分。对普林斯顿居民来说，同爱因斯坦交谈几句，就像同邻居聊天一样，乃是常事。此外，普林斯顿的居民又把爱因斯坦视为百年一遇的传奇人物。
  为什么在住着许多杰出学者的普林斯顿，只有爱因斯坦同时既是最“自己的”又是最传奇式的人物呢？爱因斯坦那巨大的声望来自何方呢？
  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生活的年代可以具体回答这个问题。在这个期间，爱因斯坦的科学兴趣对大多数物理学家是陌生的，也不为广大公众所了解。但是，他们还是可以更具体地感觉到大家早在２０年代已经猜到的东西——爱因斯坦在竭力勾画一幅合理的、客观的、丝毫没有任何人类中心论和神秘主义的世界国家——揭示自然界中的理性王国。无论当时还是今天，人们同样感到，合理的科学理想同合理的社会理想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非常“自己的”、非常平常的人能成为一个想要在宇宙中发现并在地球上建立和谐王国的传奇式人物。普林斯顿的居民日复一日地观察爱因斯坦，他的衣着，他的烟斗，他的微笑，他的漫不经心之中，都渗透出让人可以捉摸的历史功勋。
  ★“上帝精明，但无恶意”
  在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生涯中，任何一次失败都没使他丧失信心，但建立统一场论的艰难及结果的不理想给了他一个沉重的迷惑。他又以他独有的幽默自我解嘲：
  上帝精明，但无恶意。
  对爱因斯坦来说，“上帝精明，但无恶意”不仅意味着世界和谐的存在，也不只意味着统一场论的必要性和原则上的可把握性。爱因斯坦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但上述箴言也意味着，存在的和谐能否表现为精确的几何学关系式？也就是在这里，爱因斯坦产生了确定上述关系式的最大困难的感觉。所以，在普林斯顿散步时，爱因斯坦常说：
  “也许，上帝毕竟怀有一点恶意？”
  在爱因斯坦对成功解决问题产生疑惑后，他更加相信这种“恶意”在冥冥中控制着什么。只是越到后来，这种希望越渺茫，爱因斯坦工作劲头反而越大。
  １９４２年春天，爱因斯坦写信给自己的医生朋友汉斯·缪扎姆，说：
  “我成了孤独的老光棍，我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出门不穿袜子。但是，我比过去更加狂热地工作，满怀希望想解决我的老问题，即统一物理场的问题。这就好像是一艘飞艇，你坐在上面想入非非，但却不能明晰地想象出怎样着陆……也许能活到好时光来临并在霎时间看见某种类似乐土的东西……”
  ２年之后，爱因斯坦又给缪扎姆写信说：
  “也许，我命中注定还要知道我是否有权相信自己的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