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特莫兰将军对此深有体会，但已经晚了！”
  “可惜，我也没有读过这本兵书。”
  “你以为搞新闻就用不到孙子兵法吗？”
  “是的，我一向认为兵法是枯燥的，读一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约米尼的《战争艺术》就够了！”
  “从前我错了，现在你错了。你应当把目光投向东方：论古代战争，孙武子是无与伦比的；论现代的人民战争，毛泽东也是无与伦比的！他们都是中国人。……”
  “所以你得出不能同中国人作战的结论。”
  “是的，我从孙武子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不只是精明的战术家，更是伟大的战略家。他们的论述精深，内容博大，你看孙武子的这段话：‘用兵的上策是谋略胜敌，其次是用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是用武力，最下策才是攻城。……’孙武子还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一种高层次的战略思想，它已经超出了军事思想的范围，而成为国家决策的大战略了！……这就是我们当今的‘核战略’，我们美国的战略家们提出的‘核威慑’，正是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思想的具体运用。……”
  “你说得有点玄乎，孙武子在2500年前就为美国制订了核战略，你把克劳塞维茨放在哪里去了？”
  “我承认克劳塞维茨也是伟大的，但他的博大精深不能和孙武子相比，更何况他比孙武子晚了两千年！在研究《孙子兵法》方面，美国是落在后面的，在西方来说，据我查阅的史料来看，最早的还是贵国的阿米奥特神父，那是1772年，在巴黎出版了他的《孙子兵法》法文译本，最早把狲子兵法》应用于战争的，恐怕是拿破仑。你在拿破仑的传记中就可以看到他挑灯夜读拍案叫绝的篇章。……”
  “非常遗憾，在这方面我太孤陋寡闻了。不过，这倒引起我研读《孙子兵法》的兴趣，当然，不是用于实际，而仅仅是增加点知识。
  “1860年，俄国的汉学家斯列夫斯基翻译成了俄译本。第二次大战期间苏军便把《孙子兵法》列为军事学术史教学和研究的内容。但是，许多研究还局限在教授们的教案中，总认为它只能是指导古代战争，当然，他们似乎更推崇他们的军事家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其实这是一个失误。
  “1910年，德国有了德文译本，可借译得不全，德皇威廉二世在第一次大战失败之后才读到它，他看了《火攻篇》的：‘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温而致战’的慎战思想后，慨叹不已，他说，‘若是我20年前看到这本书，我会避免很多错误。……’”
  “1905年有了第一部英译本，但没有受到重视，但是，二次大战之后，英国曾掀起过学习《孙子兵法》的热潮，从军界传播到民间，在1961年蒙哥马利元帅在北京谒见毛泽东时，就提出《孙子兵法》应该作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教材。
  “这就是说，孙武子不但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
  “完全正确，不过西方人的优越感和对东方人的那种‘东亚病夫’偏见，妨碍了对《孙子兵法》的认识。直到今天，才慢慢开始重视起来。……”
  “这就是说，西方世界，花了2500年的时间，才认识了孙武子的伟大了？”
  “应该这样说，”安德森不无感慨地说，“可悲的是，我们许多军界人物，思想还没有商界大亨们敏锐，我们还在纸上谈兵研究研究的时候，他们已经率先把《孙子兵法》引进企业管理遴选人材、商业竟争中去而且加以应用了。……在我们的军事学院还没有把《孙子兵法》列为必修课时，我们的许多商业管理学院已经要求学生们必须背熟《孙子兵法》中的许多篇章了。……”
  “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吧？”
  “完全正常，人生就是战场，《孙子兵法》是通过军事行为展示了深奥的哲理、英明的策略、灵动的思想方法，而这些哲理、策略、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
  “我赞赏你的解释，这就是东方谚语里说的：虽然隔行如隔山，但是隔行不隔理。……”
  “在日本，已经把《孙子兵法》用到人际关系学和恋爱经上去了。”
  “凡事不能过，不能庸俗化。……”我摇摇头恳切地说：“我想借阅一本《孙子兵法》，三天后，我再来跟你深谈一次怎么样？”
  “我欣赏斯托里先生的火热心肠，但我向你提几个建议好不好？”
  “当然可以，我洗耳恭听！”
  “你如果想认真研究一下《孙子兵法》，我建议你到美国国防学院、美国武装部队参谋学院或是空军学院和海军学院，他们那里有专门研究机构。至于西点军校，它不是军事研究机构，而是培养能打能拚的战场指挥官，一个少尉排长，用不到多高的战略，他们是冲锋陷阵的士兵头，而不是在帷幄中运筹的高级指挥员。他们的决胜只在几十米之内而不是在千里之外。……”
  “我很想听听你的《不要同中国人打仗》的根本论点！”
  “斯托里先生，你是去过越南丛林的，还对胡志明小道考察了一番，我再建议你读一读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还有《战争和战略问题》，……你就会明白，我们在越南是不可能打胜的。
  “可是，如果威斯特莫兰将军指挥得当，或是美国再倾尽力量，用孤注一掷的赌徒般的狂热，不顾一切风险，也许能把越南彻底粉碎。
  “仍然不能胜利！”安德森说得如此肯定倒是使我吃惊。他说，“那只会枉自拖长战争的时间而已，毛泽东一句‘兵民是胜利之本’就说到家了，你不能把越南3400万民众全部消灭掉，它们还会继续斗争下去，你就永远无法脱身，最终胜利还是他们的，你很清楚，1812年，贵国皇帝拿破仑曾经占领过莫斯科，占领并不等于征服。……”
  “这么说，中国军队、越南军队是强大到不可战胜的军队？”
  “不！斯大林对人民战争有过‘安泰理论’。中国和越南的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他立足于本土，如果他离开本国人民的支援，就像离水之鱼，就像安泰离开了大地。
  “这是合理的结论！”我说，“那么你的结论里是否含有了美国军队不应该进行对外战争呢？你的《不要同中国人打仗》的命题是不是有点狭隘了？如果有人问：是不是不同8亿人口的有孙子兵法和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中国人打仗，却能同越南、朝鲜或是其他小国打仗呢？’……”
  “不错，”安德森沉思了一下说，“我佩服记者逻辑思维的严密性，我应该从广义上来探索对外用兵的问题，我的研究题目应该改为《不要跟东方人打仗》！”
  “也不见得准确！”我提醒他说，“1961年的猪湾战争，败在卡斯特罗手下，古巴并不是东方。……”
  “很对，应该是《不要在别国土地上打仗》！这和我的美国应该回到孤立主义去的理论是一致的！”
  “这是不是林登·约翰逊总统所追求的‘伟大社会’呢？先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办好，给世界作个榜样呢？”
  “可以这样理解。”
  （二）后患无穷
  ——斯托里《美国巡礼》节录之五
  为了答谢我对他的文章命题的质疑，安德森教官以十分随便却又心情沉重地向我谈起了越战给美国人留下的后遗症。
  “越战10年，恶果累累，美国陆军元气大伤，许多驻外美军道德败坏士气荡然，许多部门处在无政府状态，几乎天天都有违纪犯罪的行为。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谋杀、强奸、抢劫等等案件，好像越战的失败，使美军丧失了军魂，带来了精神崩溃。记者先生，这些情况你们已经连篇累牍地报道过，我不想赘述，在德国驻军的我的同学来信说：‘我真他妈的不想干了，这算是什么部队？好像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一个野蛮的世界！我宁肯去当驯兽师，也不想干这个倒霉的营长了！’……”
  “还有，越战10年，另一个后患是培养了一群吸毒犯，我当别动队长时，曾严禁士兵吸毒，可是，这种诱惑谁也难以阻挡，士兵们以吸大麻烟解闷排忧。与死神为邻，他们根本不计后果，只图一时痛快，因为在越南，毒品非常便宜，士兵们很容易到毒品中去寻求醉生梦死的生活，由此也就毁坏了他的一生，污染了美国的社会空气，驻越美军大约15％的士兵有海洛因毒瘾，归国后，自然造成社会的巨大隐患，犯罪率急剧升高；
  “还有，由于沉重的战争负担，引发了国内的民族冲突和动乱，在越战初期，华茨城就爆发了反战暴乱，1968年，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后，爆发了黑人的暴乱，种族仇恨烈火般的蔓延开来，在军营里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通常隔离分住，极不利于战斗！
  “还有，许多士兵复员之后，并没有获得出国作战的光荣，而是到处受到歧视，就业困难，自然就走向犯罪，他们握有战斗技能和亡命徒式的勇敢，抢劫、强奸、酗酒、斗殴，给警察造成无穷尽的麻烦。
  “在这里，我还想给你提供一个线索，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到波士顿监狱里去访问一个罪犯，他是我的别动队的“个士兵，名字叫：伍德罗·杰尔顿，因为他参与抢劫一家银行，枪杀了一名警员被判无期徒刑，我和我的妻子正在为他的减刑而努力。”
  “他抢劫银行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他和越战没有关系，我对这些罪犯没有兴趣！”
  “当然和越战有关，杰尔顿因受轻伤1969年初退伍回国，但他立即投入了反战浪潮。那时候，尼克松总统首先批准美军进入中立的老挝，而后又进入中立的柬埔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