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它暗中已经帮助吴庭艳训练和装备了234000人的部队。准备以美一吴联盟既赶走法国人，也挫败越共！
  美国已经认准，如果通过民主选举，胡志明将取得胜利，那么，河内将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的跳板，一系列东南亚小国就会像多米诺骨牌接二连三地倒向共产主义。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看来，法国人在日内瓦投降了，但他更不理解的是孟戴斯·弗朗斯总理竟然同与他拼搏8年的越盟友善起来。其实美国应该明白，你想以美一吴联盟取而代之，往日的朋友也就成了现实的敌人！
  这一夜，我跟黎东辉虽然交谈了很久，但有许多内幕我们并不清楚，只是到了后来，依靠许多外国资料，才了解了当时难以理解的许多奥秘：
  在1954年10月11日，以北纬17度线分隔为南越北越之前，允许南北双方有三个月的合法移民，似乎南越北越已经分为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北方有85万人移居南方，大多是天主教徒和小土地所有者：南方有8万人移居北方，几乎都是抗法时的游击队的干部。当然，许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隐伏下来。
  接着就是根据日内瓦协议，法国从北方无条件撤军。这里法、美和南北双方出现过一段十分微妙的关系。因为法国在越南有经济利益而转向支持胡志明，并且判定在未来的选举中，胡志明会统一全越南，它曾多方劝阻美国不要插足越南，指出吴庭艳不能代表南方。甚至试图支持南方反对吴庭艳的势力，用政变方法推翻吴庭艳，也就把美一吴联盟的根基拔掉。由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决定直接插手，宣布美国援助将不通过法国人之手，而是直接交给吴庭艳政府。他一脚把法国从南越踢了出去！
  可是，美国人始终无法走出两个误区，一个是，不管花多少金钱，都无法阻止吴庭艳政权的腐败；一个是他无法理解、更无法对付共产党人的人民战争。
  1958年初，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站长的威廉·科尔贝，已经发现南方的整个农村共产党的活动明显地增强起来，那些为了躲避捕杀而作为合法移民转向北方的抗法游击队干部，重又秘密返回，但那时的活动还是政治上的宣传、组织与发动，到1959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已有5000名南方出生的共产党干部从北越重又回到了南方。
  鉴于农村的日益赤化，吴庭艳和科尔贝一起实施民众最不欢迎的农村战略计划，重复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在苏区实行的移民并村。在边远的越共游击队活动频繁的地区，村民们被圈在防卫营里，四周环绕铁丝网和壕沟，每个村都建立民兵护卫队。……以防止越共的活动。
  这种凭想象的战略村计划，几乎没有起到起码的效果，这些战略村的防卫组织不但挡不住越共，反而成了越共的掩护物，他们照样可以在战略村里活动，甚至把村政权和民兵护卫队掌握在自己手里，吴庭艳很快也就变成了蒋介石式的“运输大队长”的角色，越南南方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便日益活跃起来，在这样的根基上，越南北方便顺理成章地向南方渗透。
  1961年1月20日，约翰·肯尼迪就任美国35届总统。上届总统艾森豪威尔以年高德邵的长辈资格向年轻气盛的肯尼迪提出建议：“现在老挝内战是你面临的大问题，我认为你必须派出军队，我将全力支持你。……”
  在很多场合，艾森豪威尔都阐述他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这对肯尼迪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5月5日，肯尼迪毅然宣布：如果有必要，他将动用美国军队帮助南越抵抗共产党的压力。可是5月16日，关于老挝问题在日内瓦十六国会议上，戴高乐总统与肯尼迪私下会晤时，警告他说：
  “你们美国人昨天想取代我们在印度支那的地位；今天又想重新点燃我们已经结束的战争。我敢预言，你们将一步一步地陷入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无底深潭。……”
  肯尼迪脸上浮现出一种神秘的微笑，这位美国历史上称为一代英才的年轻总统，大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气概，他想小试锋芒，未免失之于轻率，悍然发动了入侵古巴的“猪湾”战争，在卡斯特罗的岩石上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懂得了谨慎，他说：“猪湾教会了我许多事情，其一，是不可轻信将军们和中央情报局；其二，如果美国人民不想动用美国军队去除掉离我们海岸只有90英里的共产党国家，我又怎么能要求动用军队去除掉一个9000英里以外的共产党国家呢？”他似乎觉得戴高乐总统的警告不无道理了。
  可是，身不由己。军方告诉他：“越南解放阵线的游击队已经发展到接近2万人，而且不断地对西贡政权发动袭击。原来认为不需要美国出兵的吴庭艳不能不向肯尼迪告急。肯尼迪自然垂询他的私人军事顾问——泰勒将军。
  他无法不介入越南战争，但又非常小心，到、1962年初，他将军事顾问增加了10倍，由400人变成4000人，还派300名美国飞行员配合南越政府军进行战斗，但自己不要卷入，除非是自卫。这4000名顾问团中包括了绿色贝雷帽分队，这种特种部队是新设的极为有效的防暴委员会手中的尖刀！这个防暴委员会的主席就是泰勒将军。
  对于美国的特种部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贝雷帽分队长布莱恩上尉说。“肯尼迪和特种部队有着特殊的关系，因为它对付游击战方面有着一种特殊的能力。……”
  当时研究与改进军事战略的格雷厄姆·马丁却说：“绿色贝雷帽是一个错误，因为他所受的是游击战训练，而不是反游击战的训练。”
  吴庭艳的“战略村”实际变成了“集中营”。当时的国防部长助理保罗·尼采说：“北越的渗透获得了高度的成功，他们达到了一个村一个村地摧毁战略村的目的。因此，我非常怀疑用我们的军事行动能使情况得到改变。”
  泰勒将军则坚定地认为：“我们的使馆人员和驻西贡的军方人士都一致认为，没有美国的帮助，南越政权是绝对无法对抗越共的！”
  就在他们为对付越共大伤脑筋的同时，佛教徒的暴乱却插了进来。吴庭艳掌权以来，很少离开他的宫邸，成了名副其实的隐士总统。不断升级的宗教迫害引起的暴乱，到了不得不残酷镇压的程度，他们禁止佛陀生日这天升起宗教旗帜引发了示威；他们又开枪打死了40名示威的佛教徒，并且逮捕了数千名僧众，这使肯尼迪大伤脑筋，他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凄怆地说：
  “这是一个佛教徒占全国人口95％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却由一些说法语的人统治，他们毁佛塔、杀尼姑、杀和尚，我敢说，在佛教徒危机刚开始时，总统已经感到失望了。……”
  1962年6月11日，一名和尚在西贡闹市区兜头浇了半加仑汽油，点火自焚，那窜得很高的火焰喷发着对吴庭艳政权的仇恨，那围观的市民的心也像在这烈焰里燃烧，对这个视死如归甘受火刑的和尚怀有深深地敬畏，这个使世界都感到不安的事件，并没有引起吴氏兄弟的反省，吴庭艳恶狠狠地说：“这些出家人受了越共的扇动，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情绪的爆发，还不如说是政治情绪的爆发！”
  吴庭艳的弟媳吴庭如夫人却嘲笑说：
  “这种散发着焦臭味的死法，不是太野蛮了吗？”
  在1963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在美国驻西贡大使馆里，在白宫和五角大楼里，都笼罩着一种危机气氛，而且出现了严重的争执，何去何从，差不多分成了两个营垒：
  一方说：“我们同这个吴庭艳拴在一起，就不能打赢这场战争！”
  另一方说：“除了支持吴庭艳之外，我们别无选择，还是在我们挫败了共产主义威胁之后，再来解决吴庭艳的问题吧！”
  在整个1963年的危机感中，这种争执无止无休。已经成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将军后来说：
  “我们看了这些戏剧性的可怕的和尚自焚照片——据说这是对吴庭艳专制统治的抗议。这在肯尼迪总统的顾问中间引起了分裂：有一派非常强有力的人物警告说：你同吴庭艳在一起，不可能获胜。另一派则反问道：也许我们和吴庭艳一起不能获胜，可是，你想跟谁在一起呢？对方却无法回答。……”
  这就出现了病马且当好马骑呢还是换一匹新马？能够在反共战场上驰骋的新马在哪里？
  在这种举棋难定的利弊权衡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力量却迅猛地发展起来。
  华盛顿对吴庭艳越来越明显的不满，自然被南越军方的将军们所察知，或者是从某种渠道接到这种要“换马”的暗示。但是，那些将军们却非常担心，吴庭艳的弟弟吴庭如建立并掌握了一个秘密警察系统，很可能政变在萌芽时，就被锄掉。他们在权衡哪一个危险更大：是政变好还是无所作为好？
  这又出现了一个微妙的局面，美国想推动这场政变，却又绝不能暴露美国插手这场政变，那将成为世界爆炸性的新闻，而且美国的形象以及在未来的各种活动中都将受到损伤。于是在各种猜疑和推测中，难辨真伪，都不敢表现真情，因而也就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中捉起迷藏来。内部句心斗角，谁还有心去关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的事情？
  肯尼迪终于下了支持将军们政变的决心。他在8月29日给西贡洛奇大使的长长的充满暗示的电文中有这样一段明确的话：“从以往的经验中我认为失败比表面上迟疑不决更具有毁灭性。我当然要对这种政变负完全责任，正如我也必须对这一次行动及其后果负完全责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