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分队认为这是镇压红卫兵的行动，又打电话给周总理，总理说：部队是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派去的，是保护红卫兵不再受苏修绑架的。并且要我们9月10日前一定赶回北京，说召开大会欢迎我们，祝贺我们凯旋！……”
  “红涛说今天是8号，我们10号前无法赶回，总理说，立即派飞机去接你们！……我们9月9日就回到北京机场，国务院派车把我们接到了中南海。‘……参加首都中学红卫兵座谈会，会上，我们成了反修小英雄，总理说：‘他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回北京来了，让我们热烈欢迎他们胜利归来！’……”
  “你们以为自己真的胜利了吗？”乔文亚实在憋不住了，微笑着问道，“你们是靠无法无天闯祸蛮干出了名吧？总理只好把你们哄回来……”
  “后来，我们也发觉了这一点，欢迎会事实上是个辩论会，因为北京红卫兵出现了大危机：有人提出1966年8·18毛主席接见过的红卫兵是真正的红卫兵，8·18以后成立的红卫兵是投机分子赶潮派，不是真正的红卫兵。两派剑拔弩张。
  “总理说，8·18以前的红卫兵，当然是老英雄，但是后继无人也不好，红卫兵不能搞垄断，垄断是资产阶级思想。……接着又讨论红灯绿灯的问题，……那时候，一切都是红红红、斗斗斗、反反反、仇仇仇，……安定路一定得改成造反路，和平电影院一定要改成战斗电影院，红色恐怖是最最革命的辞。……那时候，我们揪斗省委市委的老家伙，要他们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就吓得他们打哆嗦。念都念不成句，只好跪倒在我们面前向毛主席请罪！我们呢，一本语录从头背到底，不带打哽的！我们小分队一个叫红到底的小家伙说：‘你们这些老家伙，连主席语录都不会念，还能干什么呢？省委书记得由我们来干了！……’噢，我说远了，就说红绿灯。
  “为了世界一片红，红是革命的标志，提出红灯是前进的信号，绿灯是停止的信号，这主意是首都15中的女学生提出来的，我们就后悔让她们女孩子抢了先。……总理解释说：夜里和雾天，绿灯不显眼，容易出事故，只有红灯最鲜明，所以红灯不但是指路灯，也是保证安全的灯！
  “以后又是数不完的大辩论，直到天亮还不完！北上反修的小分队提出了一个大问题，我们认为，沿路碰上的各级领导，都是口头革命派，骨子里的走资派。那队解放军也是去保护苏修的国际列车的！
  “你们这种纠缠法，”我带着某种伤感的声调说，“准把总理累垮了！”
  （二）南下反帝
  这天乌云很低，下着蒙蒙细雨。敌机不来袭扰，很适于仔细交谈，对于红卫兵精神，我在国内冷眼旁观，虽然不能完全理解这种狂热，总觉得他们屈从于某种迷狂，像把毛主席像章的别针刺进肉里，以示虔诚，颇带宗教色彩。但是，他们离开群体之后，似乎又返噗归真。如果在国内，他很可能把我当臭老九看待，而今虽然还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还带着某种张狂，毕竟还有晚辈的谦恭。尽管他在国内可以揪斗各级领导，在这里，即使我说了他不爱听的话，他也绝不起揪斗我的念头，因为他失去了那种环境和氛围，也失去了最高指示的精神支柱，听了我的相反的意见，他也绝不会跳起来。我把这种状况叫作“孙家杰现象”。
  午饭之后，乔文亚要扶侍孙家杰会上厕所，被他拒绝了，他说在阵地上，右臂负伤后，他是用左手向敌机开炮的！这股劲头倒让人喜欢。
  孙家杰离开后，乔文亚问我：“小孙说得可是真的？”
  “半句不假！你不理解吗？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等钟馗乱打乱吃之时，又有点投鼠忌器了，你还没有听出来吗？北上反修是把他们哄回来的！就像豆腐丢在灰堆里，吹不得打不得。……你如果现在听听国内的派斗，还要不理解。……”
  “这是一种迷误……”
  “人类的迷误是很多的。比如赌博、吸毒、迷信鬼神、迷信星象，……推而广之，你跟阿娟的恋情是不是也算一种迷误呢？美国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和对越战争，是不是也算一种迷误呢？真正的迷误恐怕还是宗教，世上有多少种教派呢？你研究过圣战吗？……”
  乔文亚摇摇头似乎不以为然，孙家杰回来了。
  他也不管我们对他的言行有何反应，坐下来就说：
  “后来，我们红卫兵互相否定自己，对于打倒谁保护谁也发生了分歧，北航附中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标语，横批是‘基本如此’！接着又出现了“血统论’和‘出身论’。我们的思想全乱了，有人拉我参加工农革干子弟协会，这样，我们的斗争就丧失了目标，我们的矛头对准了另一派红卫兵，我们原来冲击打倒的那些人。忽然成了‘革命的老英雄’！
  “我们迷茫了，当时中央文革陈伯达建议把对联改成‘老子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不久就出现了‘红五类’的红卫兵十‘黑五类’的红卫兵。要他们背叛父母和家庭，高干子女都自称、咱来红’！‘出身论’和“血统论’进行混战，红卫兵之间就开始了攻击和斗殴。……
  “我们北上小分队退出了这场混战，决定跟美帝国主义刺刀见红。小时候，我听过很多战斗故事和敌后武工队的故事，决心进入越南南方丛林创奇迹。我回上海翻到了父亲援越抗法时的回忆录草稿。找到了一份越北地图。……
  “我们一行五人——三男二女，乘车到凭他准备步行通过友谊关。谁知在这里碰上了北京15中‘全无敌’战斗组的三名红卫兵，他们是被边境检查站挡回来的，他们说。越南反帝不反修，对红卫兵根本不欢迎。……
  “我不相信，大不了去找我爸爸，……我们一商量，决定翻山过边界，我们在凭祥买足了食品——主要是饼干、巧克力和牛肉干，还买了一把自卫！临行前偷了凭祥驻军的一个指南针。
  “进山不久就摔伤了一位女同志，只好让另一位女同学陪她返回凭祥，我们三个男子汉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署，兴高采烈地钻进了深山密林，高兴得吱呀乱叫，蹦蹦跳跳可真是经风雨见世面了，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不能于，没有什么事情不敢干！站在山头高唱语录歌，对着岩崖喊口号：‘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贫下中农受的罪；敢不敢，砸烂世界帝修反；战战战，慷慨悲歌上火线！……’
  “考验接二连三地来了，第一夜，下雨。我们三个挤在山洞里，早晨过一道水沟，不慎滑倒，全身湿透，那张地图泡烂了。可是，上面还可以看出同登、谅山和高平。我们计划从谅山乘火车到河内。先找到胡志明主席，然后再找大使馆，把我们送到援越部队，武装起来，再沿着胡志明小道到越南南方。……
  “我们在山林里很快就迷了路，只是按着指南针向前走。第三天，我们带的干粮吃光了。还没有走出山林。我们才着了慌，没命地翻山找出路，衣服被荆棘挂了个稀巴烂，满身伤痕也忘了疼，那两个同学丧失了信心，埋怨我带错了路。‘那好！你们回去吧，我自己走！’可他们又不敢离开我。我们又坚持了一天，终于听到了敌机轰炸声。这是美帝的飞机在炸越南的村镇，我们心中一喜，只觉得这爆炸声非常可爱，我们冲着冒烟的地方走，才知道到了谅山省的文林附近，本来我们都不懂越语，幸好碰上一个懂汉语的华侨。
  “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小镇郊区的竹棚里，大概是越南的镇公所一类的机关，因为小镇已经炸成一片瓦砾，所以在野外的山林里办公。这里坐着三个越南人，他们对我们并不友好，活像审讯偷越国境的犯人！我们已经习惯了凡事先读语录，拿出红宝书。回答说我们不是越境者，而是来支援越南人民打美帝的。……
  “他们三个交换了一下眼色，竟然有一个人会说汉语，他说，‘你们越境是非法的，必须把你们送到河内的中国大使馆去！’我们正想跟他展开大辩论，谁知他摆摆手，喊了两个人来把我押走，使我们无法容忍的是竟然把我们铐起来。我们大喊大叫：反帝必反修，不反修不是真反帝，你们侮辱红卫兵，没有好下场！结果，他们连口水也不给我们喝，就把我们推走了！
  “我的一个同学恨恨地说，早知这样，我们也就不来了；并骂了一声他妈的！我说不，我们打倒帝修反，是为了打出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不是为他们打的！我们一路上猛宣传反帝必反修，因为我们认定那几个铐我们的家伙肯定是亲苏分子！
  “到了大使馆，又是哄我们走，我们说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让我们打美帝，我们就绝食！……我们这一手很灵，第二天就决定分我们到施工部队去。……这时，我们才知道，援越部队并没有进入南方丛林，我到父亲领导的Ｃ支队，他们两个分到别的支队去。……”
  “为什么还要你们分开？”乔文亚问。
  “还不是怕我们在一起闹事吗？”
  “你那两个同学在干什么？”
  “不知道，我连他们在哪个支队都不知道，“孙家杰不无伤感地说，“我们这些红卫兵，到这里来很不受欢迎！……”
  “说实在话，你们给国家添的乱子不算小！”我委婉地说，“不要说别人不欢迎，就是你爸爸也不欢迎！……”
  “所以他把我介绍到62支队来！”
  “据说是你要求的！”
  “我是要求到高炮部队去，并没有要求到太原来，难道安沛、宣光的高炮部队还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