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抽回部队去对付国内的解放战争。……”
  “是的，和中国解放战争的汹涌怒潮相反，越南的斗争陷入艰难和危险，那时进入越南北方的法军已经超过10万，我们只好在越中边境进行回旋，最困难时，我们就退入中国境内。这里值得我们特别感谢的是中国帮助我们训练和装备了部队，并且把中国历次革命战争的多方面的经验传授给了我们。……”
  这时，我忽然听到黎氏娟欢快的嬉笑和低语声，显然是跟母亲争辩什么和商讨什么，我不懂越语，却能猜出她们是为午餐在作准备。这么说，黎氏娟并没有到施工现场，而是到什么地方去进行采购。好像还请来了什么客人在厨房里帮忙。
  黎东辉提议我们休息一会儿再谈，带我到竹楼下走走，在我们下竹楼时，我和阿娟打了个照面，她向我顽皮地嫣然一笑，那意思好像说：刚才我说到施工现场去是骗你的！
  这个笑容使我怦然心动，我发现她那莹亮的眼睛里有一种对中国人的眷恋之情，难道乔文亚在陪我去卫生队的那一夜，曾向她谈到过我的到来？谈到过去访问她爸爸的计划？这个笑容里似乎有一种责备：“黎叔叔，你为什么不把阿乔带到我家来？”人的心情真是变幻无定，我想：如果见到这个姑娘之后再跟乔文亚谈他的恋情，会不会还有勇气劝他悬崖勒马呢？
  黎东辉边走边向我介绍这座竹楼的修建经过，他说：“那时我由于病情严重从南方归来就住在卫生队里。奠边府战役期间，我的风湿性关节炎就已经相当严重，连年战争使我无法休息，在南方的丛林里，我染上了黄疽型钩端螺旋体病，开头全身无力，呕吐便血，而后高烧达40度，时时处在昏迷状态。……苏军医和白护士长日夜守护着我。……
  “祸不单行，我在安沛郊区的家被敌机炸毁，片瓦不存。阿娟和她母亲躲在防空洞里，才幸免于难，孙支队长派人把她们也接到卫生队来。而后从施工现场调了一个排来为我建房。这座竹楼在附近村屯里堪称高级建筑，隐蔽，宽敞，我住在二层，对我的关节炎非常有益。苏军医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非常有效，孙支队长派人回国为我把中药草配齐。……
  “钧端病痊愈后，我回到新的家，苏军医下决心在他回国前把我的风湿病根治，因为我的关节炎拖得太久，局部灼热红肿。结节和心脏都已受损，腿脚出现运动障碍。……”黎东辉伸展活动了几下四肢，一往情深地说，“这一切，越南人民不会忘，我们全家不会忘，我本人更不会忘，”他又指着山坡上像工厂里的管道一样弯曲的竹筒引水槽，清亮的泉水像自来水一样流进竹萝村的居民家中，“这是施工部队给村民架设起来的，在村民们向中国同志们致谢时，友谊办公室的一位叫乔文亚的同志用越语说‘我们也是越南人民的子弟兵’！这句人类最美好的感情话使我这个久历战场的老军人泪落纷纷，许多居民都抱住施工部队的同志痛哭失声。……”然后他又指着村寨的房前屋后的防空壕和防空洞说，“这也是施工部队带领村民们挖的！”
  薄云布满天空，迤逦西行，越南的旱季清谅宜人。脚下是潺潺的溪水、绿油油的稻田，近处是凤尾竹丛、芭蕉林、高耸蓝天的摈榔和棕榈。远处则是青黝黝的山崖和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枝叶繁茂，万木幽深。
  我们沿着一条弯曲的沙碛小路慢行，黎东辉的思想好像飞得很远，在往昔的岁月里徘徊；
  “我很怀念广西，这不但是我的祖先的故乡，而是它和越南的革命成功密不可分，自从越南共产党成立之后，就遭到法国殖民当局的镇压，在极困难时期，很多革命领导人都进入中国广西以避其锋，在中国人民的帮助下积聚力量，许多革命领导人由我陪同他们进入中国国境，中国伸开友好的双臂像迎接危难中走来的亲人似地舍生忘死接迎我们，胡志明主席自然是数度到过广西，此外还有黄文欢。长征、黄国越、黎广博、阮文明等等领导同志和200多名革命者都得到广西龙津地区人民的保护。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越南的革命者掩护在自己家中，一住可达数月之久。……”说到此处，黎东辉激动起来，“越南人不能忘记，历史也不能忘记！但是，中国同志也有不够理解的地方。……”
  黎东辉点着了一支香烟，猛吸几口，沉静了一下激动起来的情绪，苍白的脸上漾起了一种遗憾的表情：
  “这几年来，各地都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互相都有了某种戒心，许多地方好事办成了坏事，引起了许多误解，越南文工团为施工部队演出，他们借口施工紧张不看；在中国和越南共同的节日里请同志们赴宴，他们借口不去；在山里处处是鲜蘑菇他们不采不吃，宁肯从国内运来蔬菜罐头，……这是爱护越南一草一木的曲解，这些举动在使越南同志寒心之后又产生误解。……”
  我沉默无言，显然，我们的施工部队受国内政治风暴的影响，大家都知道这样不对，可是，谁也是“不求有功只求无过”，不愿去冲破某些禁区。在国内处处都是语录歌的情况下，像阿娟那种《他知道不知道》民歌，是绝对不能在高炮阵地上唱的，幸好，她用的是越语。……
  “为这些事，还有反修问题，我写过信给孙支队长，……这都是不该发生的事！”
  我依然牢记孙洪林告诉我的三谈三不谈。只能表示一种模糊的态度，便谨慎地说：
  “部队是第一次出国，没有处理涉外问题的经验。……”
  “是啊，是啊！在同越南方面的军民关系上应该是一家人，结果分得太清；对援助我们的苏联专家应该内外有别，结果又像在国内那样高喊打倒苏修！”黎东辉不无惋惜地说，“这些失误，叫一些人钻了空子，影响了越中友谊。……”
  这时，从竹楼上扑下来一阵菜饭的香味。黎东辉的情绪突然一转，欢快地说；
  “咱们得向回转了，今天招待你的不是我，是阿娟，她说我们也不是招待客人，是招待远方来的本家阿叔！
  我的心仿佛受到一下猛击，袭来一阵刺疼，就在前天深夜，我还执意把她打入痛苦的深渊。但我还是尴尬地笑了。幸好黎东辉并没有注意我的表情，只顾自欢自愉地讲着：
  “阿娟不知从谁哪里知道你是山东省人，还断定你的故乡是大平原，没有山林，所以她一早就发动她的民兵小分队为你采了一篮鲜蘑菇，……还去请来了一位广东籍的侨民大婶，帮她炒菜，……不见得合你的口味，只是表表心意，我们固然是两个国籍，却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超越国界讲一点私人友情？为什么不能讲一讲真心话呢？”
  我的心在忐忑不安中悸动，一种心理障碍慢慢突现出来：我们的言行会不会出格？会不会犯忌？孙洪林对我的告诫应不应该严格遵守？我们这种交往会不会是感情用事？
  我看到阿娟在竹楼的宽大的窗口向我们招手。
  （二）认祖归宗
  到黎东辉家里采访，如何称呼，我和苏军医研究了一番，按年龄论，黎东辉比我大12岁，介乎阿哥、阿叙之间，由于双方都是军人，最后商定还是叫副师长好！黎东辉选用了‘本家同志’，倒是很奇妙的称谓。由于阿娟对我以阿叔相称，我也只能叫她母亲阿嫂，因为越南民族很多，风俗各异，偶有疏漏失礼之处，也会通融谅解。
  餐桌已经在黎文英住的房间里摆好，桌旁有四把藤椅，桌上摆满了杯盘，两位女主人和一位帮厨的阿婶侍立在一旁，恭候宾客和男主人入席，我连忙向几位女主人致谢，她们则说没有好菜招待，表示歉意。
  为了不把真情变成客套，我也就客随主便，在我同黎东辉就坐后，女主人和女邻居却不入座，阿娟却在旁边打开了酒瓶。
  我一向惧怕赴宴，席间的客套、恭维、应酬使我很不习惯，同时，我又不能喝酒，也很容易使主人不能开怀畅饮一醉方休。
  这桌菜我敢说是动员了全村寨的最佳储藏，一篮鲜菇还动用了阿娟的女民兵小队！这种大动干戈大事张扬使我忐忑不安，完全不知道这里面会触犯什么禁忌。
  桌上的菜肴我说不出名称，从广东菜谱上也许能够查到，我叫上名称的大概只有几样：软炸虾球、糖醋河鱼，香炸子鸡，……特别诱人的是几种不同做法的鲜菇。
  很显然，桌上就是黎东辉跟我两人。阿娟手持一瓶茅苔侍酒，另外两位妇女则侍立一旁准备为我们添菜盛汤递饭，活像饭店里最恭谨的服务员，但我不知道应不应该邀请她们入席，也不知道越南有没有“男女不同席”的习俗，这种隆重的气氛使人非常拘束，像庄严神圣的场合不敢轻易言笑不敢随意举手投足，觉得别扭，难以忍受。
  黎东辉举杯敬酒，先说了几句，越中友谊万古长青之类的祝辞，然后说：“今天我们不是宴请贵宾，而是为欢迎远方的本家来访，招待一餐家常便饭。”然后和我碰杯，又说，“苏军医说你不善酒，你可以沾沾嘴唇！”
  我立即如释重负，避免了互相劝酒的那种难堪，如此洋溢的真情使我非常感动，而且也变得轻松自如了。我也像背诵语录那样说几句中越友谊长存的话，然后说：
  “我一走进这座竹楼，就有一种走进自己家的感觉。既然黎姓是一个祖先，那应该是一家人，既然是家常便饭，我希望阿嫂和阿婶也一同用餐！……”
  “好好！”黎东辉附和说，“你们都来，省得本家说你们见外！”
  广东阿婶也不推辞，便加了个坐位一齐入座。在这种场合很难找到共同的话题，开头只是互相让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