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琴再来托我说情，要你放弃婚约的约束，成全他们的爱情，你将作何感想？你会不会在黄昏暮年感到孤独难耐，再去找杨淑兰重修旧好？而杨淑兰在爱情挫折的悲伤中活转回来，嫁了一个真正成为晚年伴侣的人，而你却被摈之门外，你会不会又自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那怎么可能呢？”苏军医窘困地勉强地笑笑，还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我想，他此时的思绪一定非常纷乱。……
  “在我看来，你和乔文亚两人都陷进了一个爱情的深潭，我们有时间，完全可以推测出它的可能性，采取上、中、下三种对策。……”桌上的时钟已经指到凌晨三点，我呵欠一声说，“我们可以从长计议，不过，我提醒你考虑一下各种可能，爱情，这是人生草原上的鲜花，可是，它时常和恨连在一起，爱得越深，恨得越狠，这种第三者的介入，几乎没有不造成悲剧的，……你如果向杨淑兰提出离异的问题，最好的可能是不欢而散，一般的可能是不欢不散，最坏的可能……生活中的事例已经够多了。”
  “那好，”苏长宁有气无力地说，“让我仔细想想。”
  “最好也把我的提醒告诉白玉琴，让她也仔细想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
  “可是，……”苏军医还想分辩，不是思路断了就是认为我已睡去，只说了两个字就打住了。
  第四章
  （一）旧话重提
  乔干事按时来接我回支队部，我绝不问他昨夜住在哪里。我也已经想好，如果张科长问起乔文亚的行踪，我也只能含乎地回答我跟苏军医睡在一起，谈得很晚，乔文亚自寻地方去睡了，反正卫生队里有许多空床。……结果，见到张科长后，他什么也没有问。
  为了不过分唐突，不使孙支队长为难，我请乔干事送给他一张纸条，希望他安排一个时间谈一谈援越抗法的大致经过，并对近几年的援越抗美作一个系统的介绍，以便我在采访前把握全局。同时谈谈我要去各地采访的初步计划，请他帮助。
  第三天上午，就接到他派通讯员送来的复信：
  黎秘书（这是我在警备区当党委秘书时的旧称）：
  你如方便，我们可安排在后天上午。届时，我在宿舍恭候。
  孙洪林即
  孙洪林的宿舍就在指挥部的左近，在茂密的凤尾竹掩映下的一间竹屋里，竹屋前有两株枝干丰满树叶稠密异常壮观的菩提树，像两团绿云荫护着竹屋，这屋子特别夯实了半尺高的地基，上面铺了防潮湿的石灰，用木薯秸铺成门台。这种竹屋好处很多，风凉易建，在敌机狂轰滥炸时，特别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即使炸弹落在就近，它在狂烈晃动之后，仍然不会倒塌，即使倾记也不会砸伤人。……四根圆木之上高架着竹排或是木板，这就是不可搬动却很牢固的床。这间竹屋后面，是一座陡峭壁立的山崖，约有70米高，崖壁上开了两条可以开进大卡车的坑道，即使敌机临空，竹屋的主人也能在半分钟内躲避。竹屋门前站着一个卫兵。这一切都说明了支队长的“特权”和地位。
  这间竹屋的正面墙上，挂着常见的毛主席和胡主席像。他们都含蓄而慈祥地微笑着注视着我们，那神情好像世上处处都是快乐的天国。另一面墙上是越南地图。地图的斜对面是室内的唯一装饰——毛主席的手书《沁园春·雪》。白底黑字，那轻盈飘洒的笔墨像片片雪花纷纷扑落，在热带雨林里显得别具风韵，使人想到漫天皆白的祖国北方，给人带来故乡的清凉。
  竹制的茶几上摆着云南出的红山茶香烟、山东出产的花生米和上海出的糖果。在床头上有一书架，上面放了几十本书。孙支队长和我坐在床对面的两张藤沙发椅上兴奋地倾谈。
  是乔干事陪我来的。显然，他是想代替勤务员来完成招待工作，借以旁听我们所谈的内容，以满足好奇心理，平时，他是没有机会请支队长为他介绍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全局的，但是孙洪林却说：
  “小乔，你去忙吧，这里我们自己动手（指的是泡茶续水等等），你顺便告诉总机室，凡是我的电话，全部转给参谋长，由他全权处理。……”
  看样子，他想跟我长谈而且深谈，既不要别人干扰也不想让人旁听，作为一个创作人员，最需要的就是真情的倾吐，心灵的披露。在乔文亚走后，我略带歉意地说：
  “你的事情太多，不会过分打扰你吧宁”
  “要看怎么说，”孙洪林在藤沙发椅上坐稳了高大的身躯，用打火机点上了一支烟，“若说忙，接到你的纸条时，我正想下部队去。若说不忙，咱们在这里谈上几天几夜也毫无问题。我一向反对事务主义，反对那种忙忙碌碌，在我这种位置，就是发号施令，运筹帷幄嘛。有些事可放手让别人去干嘛；如果现在突然来个通知，要我回国开半个月的会，我拎起皮包就走，支队的工作照常进行；如果要忙，我可以天天深入工地，指手划脚，下属十二个大队，一百多个连队，跑吧，你可以累得吐血。‘食少事繁，岂能久乎？’这是谁说诸葛亮的话来着？忘了……诸葛亮是累死的，事必躬亲。……”
  孙洪林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胸中似有万语千言，一吐为快，我不住地点头，表示共鸣，有时也提些略有不同的想法，以刺激他的谈锋。
  “凡十年来，我有很多的思考，想写一本回忆录，正好，我想借你的笔来著书立说，为我孙洪林树碑立传哩，比我自己吹自己好。……希望有朝一日，能写写今天的援越抗美和昨天的援越抗法，说不定还能使我名标青史呢！……希望你把我的观点全写上，就是受批判也在所不惜。……”
  “可是，现在是保密的！”
  “历史，不管将来如何评价，凡发生过的，就会永远存在，有的不能抹去，没有的不能硬加。……”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所以我这次到越南来深入生活，是为将来的创作进行积累。……既然抗美援朝能写，抗美援越也一定能写。……”
  “呃，咱们有多少年没有见了？”
  “那是1956年的春天，我跟随警备区首长到你们师去解决团结问题，……算来已经12年了！”
  “你还记得当时的处理结论吗？”我发现他端茶杯的手微微发抖，似有块垒郁积在胸，他勉强地笑笑，“现在是旧话重提，不是清算旧账，只是探索是非，当时，你是党委秘书，你的看法可能比较客观……”
  “凡事只能历史地看，站在当时看，你是错误的；让在后来看，你是对的；站在现在看你又是错的；站在未来看，你又可能是对的！……”
  “很有意思，”孙洪林的眸子隐现出一种异样的神采，“谈谈你的具体想法吧，你看，现在我是向你采访了。”
  “当时，你的训练方法过分超前，不容易被师长、政委接受，这已经种下了冲突的基因；你作为师参谋长硬性推行自己的训练方法，这就必然出现‘成则无功，败则有过’的结果，正好，出了大事故，桥上翻车，摔死了两个科长、一个后勤部长。政治部主任受了重伤。……”
  “那次翻车，纯粹是偶然事故，这是那些思想守旧的人，那些嫉贤妒能的人挟嫌报复，借此整我就是了！1963年，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跟我的当时的训练方法不谋而合。如果当时受到重视，1963年推广的就是孙洪林教学法了。结果，……我被调离了……”孙洪林说到此处仍然愤愤不已。
  “由此，也就因祸得福，”我略带感慨地说，“如果当年推广了你的教学法，今天的支队长就不会是孙洪林了，你在国外没有听说吗？罗瑞卿跳楼重伤；郭兴福杀了全家而后自杀，虽然未遂，活下来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你是绝对当不成五个伟大的代表的，你若超前，必须付出超前的代价，……就像天文学家哥白尼、布鲁诺和伽里略一样。……”
  “但是历史总要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评价，所以我对那次处理一直耿耿于怀，如鲠在喉，正好，你来了，咱们私下里敞开谈，你对那次的处理有什么看法？你认为是公正的吗？”
  我不明白孙洪林为什么到现在还重提这笔旧账，是说说心里痛快？还是真像他说的借我的笔，记下这段个人恩怨和历史是非呢？
  作为党委秘书，自然只是听取、记录、整理成材料上报或是存档，没有个人得失好恶和利害冲突，但看问题也未必客观准确，三年的党委秘书使我有个体验，师以上的班子闹矛盾，妥当的办法就是调离。因为高层领导大都城府很深，很难就事论事，就像一座水中冰山，表面上的问题一目了然，隐在水下的形态就很难捕捉。孙洪林提到的部队训练问题：这里边有创新守旧的观念问题；有练为战还是练为看的思想问题；有勇于改革不怕风险和得过且过混资历熬资格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怕麻烦图省力的作风问题；更深层的却是争强斗胜、互不服气、好出风头、哗众取宠、个人恩怨、互不尊重、勾心斗角、互相拆台、争权夺势、你上去还是我上去、拉帮结派……等等数不清、说不出、看不见、摸不着的问题。……凡事一牵扯到性格冲突、观念冲突、思想冲突、作风冲突、利害冲突、权力冲突、自尊心的冲突，那就是一个乱麻团，谁也别想解开，甚至越扯越乱，只好快刀斩乱麻——调离！
  师一级的问题又往往波及到上层和下层的矛盾：并不是说正确的主张就没有阻力、就会得到上级的支持和下级的拥护，绝没有那么简单：你要进行高难度、高强度的训练，那有多苦多累？对于那些长于弄虚作假、耍花架子、搞形式、摆样子、喜欢安于现状过舒服日子的基层干部来说是不愿意接受的，而抵制的方法又是多种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