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作者:岳南 更新:2021-11-25 11:56
越秀山是广州的主山,属白云山余脉,其东西绵延约}.5公里。据《白云越秀二山合志》所载:“越秀山在省会城北,为省会主山,由白云山透逸而西,跨郡而耸起,东西延囊三里余,俯视三城,下临万井,为南武之镇山,··…中峰之正脉落于越王故官,上有越台故址。”越秀山属于低山,其主峰越井岗海拔仅74.8米,周围还有木壳岗、长腰岗、上山岗、蟠龙岗、鲤鱼岗、象岗和圆炮台等等。
越秀山是广州最早的风景名胜地,据地方史志载,南越王赵佗当年就在此山大宴群臣,并和汉朝派来的使者陆贾同游此山,山上还有越王台旧址,因此越秀山也称为越王山。在隶属于越秀山的象岗,发现赵胡陵墓,表明越秀山不仅是赵氏王朝佳口游宴之地,也是南越国王陵所在地。这是一个重要突破,为寻找赵佗墓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从考古发现南越国墓葬看,有如下特点:墓葬多分布在西北郊和东j匕郊,大墓、中小墓分岗埋葬。中小墓数十座围在一岗成一个墓群,大墓则独占一个山岗。从总体来看,南越国墓葬反映出“聚族而居,合族而葬”的制度。第二代南越王墓独占了象岗,看来,赵佗的陵墓也会独占一个山岗。按合族而葬制度推测,赵佗陵墓不会离第二代王太远,而离象岗较近的山岗,比较高大能藏下王者之墓者,除上面提到的飞鹅岭、西得胜岗和花果山外,剩下的就是越秀山了。
从氏族宗法制度来看,赵佗墓在越秀山是符合制度的。据西安发现的汉代帝陵分布情况分析,以父为昭、子为穆的昭穆制度在汉代前期依然存在。《周礼·春官·家人》记载:“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若以汉高祖长陵为祖位,高祖太子惠帝的安陵正是在长陵之右居于穆位。赵佗本是汉人,南越国又有不少中原人相辅,对中原的昭穆制度当然了解。从理论上说,南越国以赵佗的陵墓为祖位,居中,第二代南越王为穆位,居右。从考古发现看,第二代南越王赵胡的墓在象岗,位于越秀山之右,刚好是穆位。因此,推测赵佗墓在越秀山,是有一定根据的。从对越秀山各岗的调查分析推测来看,赵佗陵墓很可能就在越秀山的主峰越井岗—即今中山纪念碑附近的岗腹深处。
越秀山地理环境优越,滔滔珠江从前面流过,都城番禺就在脚下,从越秀山可眺望附近的碧波,又可看到吁陌纵横的田园。清初陈恭尹《九日登镇海楼》诗云:“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越秀山的特点。能以此山为枕,确实具有王者之风,与赵佗地位相符。
另外,越秀山也是一块风水宝地。据晋代裴渊《广州记》,“秦时占气者曰南方有天子气,始皇发民凿破山岗”,此岗即隶属越秀山的马鞍岗。到了明朝,也有术士认为越秀山有王者之气,故在山卜建“镇海楼”,含有雄镇海疆之意,又有镇王者气之意。南越王赵佗生前喜欢此山,在山上建越王台,作游乐玩赏之地;死后作为秘密的永久寝宫,也是顺理成章的。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赵佗的陵墓虽然是他生前选定的,但丧葬仪式却是接班人即象岗墓主赵胡主持的。赵佗的殡葬是轰动南越国的大事,赵胡竟然能掩过众人的耳目,制造不少假象,使人坠人迷雾,不知陵墓所在。赵佗陵墓能长期保存不留痕迹,第二代南越王赵胡确实费了不少心机。
象岗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墓的发现,为后人寻找赵佗陵墓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依据地方史志和广州考古新发现材料分析,南越王赵佗的陵墓应在象岗东面的越秀山上,具体的位置就在越秀山“中山碑”之下。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真正找到这最后的秘境,揭开赵佗陵墓之谜,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新发现。
1999年夏完稿于北京十三陵北新村2000年7月二稿于北京定慧寺
跋:一部走出象牙塔的成功之作
麦英豪
岳南先生的新作《岭南震撼》在付印前托友人将书稿转给我,并嘱在他新作的卷末添几句话。这使我犯难了,写什么好呢?一时思绪万千,因为我与南越王墓有不解之缘,说来话长了,惟有长话短说吧。
回想起来,我自1953年初参加田野考古工作,开始踏入文物考古之门。打从那时起,我就梦想自己有幸能碰上发掘南越王墓的机会,由此而“朝思暮想”足有奇$%^书*(网!&*$收集整理30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1983年峰回路转了,一个偶然的机遇,在广州市车水马龙的解放北路象岗一个建筑工地,南越王墓被发现了!自从这座王陵发现之后,我们参与勘探、发掘、整理考古资料、修复出土文物、编写发掘报告与专题论著,又忙于筹划古墓原地保护、就地兴建古墓遗址博物馆、筹组在国内和出境的出土文物珍品展览等一连串工作。转眼又过了十多个年头,说起来又是“得来实在费工夫”哩。在这十余年中,有些日子确实是为了它而废寝忘食,但虽苦而无怨,累而不怠,何也?我们认为:值得。虽然,已发现的还不是南越开国之君赵佗的墓,而是二主的墓,但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岳南先生以《岭南震撼》作为他新作的书名,我觉得南越王墓发现后,不仅令岭南震撼,而且震惊中外,因为它的文物价值实在太重要了。正如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先生说的,南越王墓有三个至为难得:一是从建国后的考古发掘所见,凡属大型的墓几乎都被盗掘,十室九空。而南越王墓未受盗扰,保存完好,实在难得;其次,发现时墓内未遭任何扰乱破坏,这对科学研究有特别重要的价值;还有,这座石室墓是岭南发现规模最大、随葬遗物最丰富、墓主人身份最高的西汉大墓,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均为主人入传,因而墓主的史事清楚,年代精确。试看,建国50年来在各地发现的大量汉墓中,有几座墓的主人在<史记》、《汉书》中有传可查的呢?
另一方面,南越王墓发掘后已出版有《西汉南越王墓发掘报告专刊》,台湾光复书局出版了《中国文物考古之美—岭南西汉的宝库》的专著。出土的文物珍品又先后在北京故宫、中国历史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与历史博物馆以及境外的日本、德国等多个地方举办专题展览,都有精美的图录刊行。在围绕墓主人身份的考证等问题上引发学术争鸣的文章连篇累赎,虽未刻意经营,却已构成了南越王墓学术研究的系列。这样的学术效应,在岭南的考古发现中,至今仍无出其右者。近日,还接到一个信息: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第20届年会在北京召开,南越王墓博物馆被大会属下组织评定为2O世纪世界建筑精品。秦代造船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被誉为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这三个重要的秦汉文物史迹已由国务院公布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
《岭南震撼》又为南越王墓学术研究系列增添一本别开生面的新作。我以为这本书有如下几点是值得称道的;
一是具有可读性。本书以发掘报告为蓝本,结合作者大量调查、采访中得来的与发掘相关的人和事等素材,采用纪实文学的手法,将发掘的全程分层铺开,在关键的地方切入秦汉期间的历史背景、南越国事件与南越的历史人物等。在叙说古墓各部分的发掘过程中既见现场,又见人、见物、见史,情节生动。即使不搞考古的人也能读懂,并读出兴味来。
二是史物结合。全书按发掘的先后分章,各章紧扣“史物结合,以物带史”的原则。本书是一本文学作品,所以它可以不必依循考古发掘报告专刊对遗址与遗物要客观、要全面的规范要求,又可以根据情节的需要对遗迹遗物等自由取舍。作者刻意把相关的考古学知识与历史的基本事实巧妙地结合起来,穿插到各章节之中,夹叙夹议,娓娓而谈,这就摆脱了发掘报告或专题研究难以避免的冗长与涩味;同时,又有别于一般以精美文物图片为主体的各种图录与图册。
三是具有相应的学术水平。作者注意了南越王墓发掘后对墓主人身份、世系等问题而引发的学术争鸣,把各家不同意见一一列举,作者对此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让读者有个明晰的了解,启发读者的思考。书后又附“主要参考文献”,汇编了与研究南越王墓有关的书刊、论文等目录,注明出处,给读者以查阅研究的方便。
四是走出象牙之塔。建国50年来,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都有了研究成果,但这只是备受国内和国外专家、学者所关注,远未能为广大公众所了解和接受,尤其是专业的考古著作,一般读者不容易读懂。今天,我们要加强对文物考古的宣传,必须重视编写、出版有关文物考古方面的普及读物,以适应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需要。只有随着公众对文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文物考古才能逐步走出象牙之塔。本书作者把文物考古、历史与文学三者结合的尝试,我看是成功的,它对普及文物考古知识和历史文化知识作出了贡献。如果我们考古界的同仁也能如此笔耕,文物考古走出象牙之塔也就有望了。
是为跋。
2000年中秋节于羊城
鸣谢
谨向以上列目参考文献已故的、健在的著者、编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本书采访过程中,得到了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政府、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南越王墓博物馆、广东省武警总队等单位的支持,并得到了以上单位的黄景略、谢辰生、李季、黄展岳、白荣金、姜言忠、韩悦、王世民、王影伊、麦英豪、黄淼章、李林娜、吴凌云、刘鸿儒等同志的热情支持与协助,谨表感谢。
越秀山是广州最早的风景名胜地,据地方史志载,南越王赵佗当年就在此山大宴群臣,并和汉朝派来的使者陆贾同游此山,山上还有越王台旧址,因此越秀山也称为越王山。在隶属于越秀山的象岗,发现赵胡陵墓,表明越秀山不仅是赵氏王朝佳口游宴之地,也是南越国王陵所在地。这是一个重要突破,为寻找赵佗墓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从考古发现南越国墓葬看,有如下特点:墓葬多分布在西北郊和东j匕郊,大墓、中小墓分岗埋葬。中小墓数十座围在一岗成一个墓群,大墓则独占一个山岗。从总体来看,南越国墓葬反映出“聚族而居,合族而葬”的制度。第二代南越王墓独占了象岗,看来,赵佗的陵墓也会独占一个山岗。按合族而葬制度推测,赵佗陵墓不会离第二代王太远,而离象岗较近的山岗,比较高大能藏下王者之墓者,除上面提到的飞鹅岭、西得胜岗和花果山外,剩下的就是越秀山了。
从氏族宗法制度来看,赵佗墓在越秀山是符合制度的。据西安发现的汉代帝陵分布情况分析,以父为昭、子为穆的昭穆制度在汉代前期依然存在。《周礼·春官·家人》记载:“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若以汉高祖长陵为祖位,高祖太子惠帝的安陵正是在长陵之右居于穆位。赵佗本是汉人,南越国又有不少中原人相辅,对中原的昭穆制度当然了解。从理论上说,南越国以赵佗的陵墓为祖位,居中,第二代南越王为穆位,居右。从考古发现看,第二代南越王赵胡的墓在象岗,位于越秀山之右,刚好是穆位。因此,推测赵佗墓在越秀山,是有一定根据的。从对越秀山各岗的调查分析推测来看,赵佗陵墓很可能就在越秀山的主峰越井岗—即今中山纪念碑附近的岗腹深处。
越秀山地理环境优越,滔滔珠江从前面流过,都城番禺就在脚下,从越秀山可眺望附近的碧波,又可看到吁陌纵横的田园。清初陈恭尹《九日登镇海楼》诗云:“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越秀山的特点。能以此山为枕,确实具有王者之风,与赵佗地位相符。
另外,越秀山也是一块风水宝地。据晋代裴渊《广州记》,“秦时占气者曰南方有天子气,始皇发民凿破山岗”,此岗即隶属越秀山的马鞍岗。到了明朝,也有术士认为越秀山有王者之气,故在山卜建“镇海楼”,含有雄镇海疆之意,又有镇王者气之意。南越王赵佗生前喜欢此山,在山上建越王台,作游乐玩赏之地;死后作为秘密的永久寝宫,也是顺理成章的。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赵佗的陵墓虽然是他生前选定的,但丧葬仪式却是接班人即象岗墓主赵胡主持的。赵佗的殡葬是轰动南越国的大事,赵胡竟然能掩过众人的耳目,制造不少假象,使人坠人迷雾,不知陵墓所在。赵佗陵墓能长期保存不留痕迹,第二代南越王赵胡确实费了不少心机。
象岗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墓的发现,为后人寻找赵佗陵墓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依据地方史志和广州考古新发现材料分析,南越王赵佗的陵墓应在象岗东面的越秀山上,具体的位置就在越秀山“中山碑”之下。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真正找到这最后的秘境,揭开赵佗陵墓之谜,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新发现。
1999年夏完稿于北京十三陵北新村2000年7月二稿于北京定慧寺
跋:一部走出象牙塔的成功之作
麦英豪
岳南先生的新作《岭南震撼》在付印前托友人将书稿转给我,并嘱在他新作的卷末添几句话。这使我犯难了,写什么好呢?一时思绪万千,因为我与南越王墓有不解之缘,说来话长了,惟有长话短说吧。
回想起来,我自1953年初参加田野考古工作,开始踏入文物考古之门。打从那时起,我就梦想自己有幸能碰上发掘南越王墓的机会,由此而“朝思暮想”足有奇$%^书*(网!&*$收集整理30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1983年峰回路转了,一个偶然的机遇,在广州市车水马龙的解放北路象岗一个建筑工地,南越王墓被发现了!自从这座王陵发现之后,我们参与勘探、发掘、整理考古资料、修复出土文物、编写发掘报告与专题论著,又忙于筹划古墓原地保护、就地兴建古墓遗址博物馆、筹组在国内和出境的出土文物珍品展览等一连串工作。转眼又过了十多个年头,说起来又是“得来实在费工夫”哩。在这十余年中,有些日子确实是为了它而废寝忘食,但虽苦而无怨,累而不怠,何也?我们认为:值得。虽然,已发现的还不是南越开国之君赵佗的墓,而是二主的墓,但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岳南先生以《岭南震撼》作为他新作的书名,我觉得南越王墓发现后,不仅令岭南震撼,而且震惊中外,因为它的文物价值实在太重要了。正如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先生说的,南越王墓有三个至为难得:一是从建国后的考古发掘所见,凡属大型的墓几乎都被盗掘,十室九空。而南越王墓未受盗扰,保存完好,实在难得;其次,发现时墓内未遭任何扰乱破坏,这对科学研究有特别重要的价值;还有,这座石室墓是岭南发现规模最大、随葬遗物最丰富、墓主人身份最高的西汉大墓,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均为主人入传,因而墓主的史事清楚,年代精确。试看,建国50年来在各地发现的大量汉墓中,有几座墓的主人在<史记》、《汉书》中有传可查的呢?
另一方面,南越王墓发掘后已出版有《西汉南越王墓发掘报告专刊》,台湾光复书局出版了《中国文物考古之美—岭南西汉的宝库》的专著。出土的文物珍品又先后在北京故宫、中国历史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与历史博物馆以及境外的日本、德国等多个地方举办专题展览,都有精美的图录刊行。在围绕墓主人身份的考证等问题上引发学术争鸣的文章连篇累赎,虽未刻意经营,却已构成了南越王墓学术研究的系列。这样的学术效应,在岭南的考古发现中,至今仍无出其右者。近日,还接到一个信息: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第20届年会在北京召开,南越王墓博物馆被大会属下组织评定为2O世纪世界建筑精品。秦代造船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被誉为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这三个重要的秦汉文物史迹已由国务院公布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
《岭南震撼》又为南越王墓学术研究系列增添一本别开生面的新作。我以为这本书有如下几点是值得称道的;
一是具有可读性。本书以发掘报告为蓝本,结合作者大量调查、采访中得来的与发掘相关的人和事等素材,采用纪实文学的手法,将发掘的全程分层铺开,在关键的地方切入秦汉期间的历史背景、南越国事件与南越的历史人物等。在叙说古墓各部分的发掘过程中既见现场,又见人、见物、见史,情节生动。即使不搞考古的人也能读懂,并读出兴味来。
二是史物结合。全书按发掘的先后分章,各章紧扣“史物结合,以物带史”的原则。本书是一本文学作品,所以它可以不必依循考古发掘报告专刊对遗址与遗物要客观、要全面的规范要求,又可以根据情节的需要对遗迹遗物等自由取舍。作者刻意把相关的考古学知识与历史的基本事实巧妙地结合起来,穿插到各章节之中,夹叙夹议,娓娓而谈,这就摆脱了发掘报告或专题研究难以避免的冗长与涩味;同时,又有别于一般以精美文物图片为主体的各种图录与图册。
三是具有相应的学术水平。作者注意了南越王墓发掘后对墓主人身份、世系等问题而引发的学术争鸣,把各家不同意见一一列举,作者对此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让读者有个明晰的了解,启发读者的思考。书后又附“主要参考文献”,汇编了与研究南越王墓有关的书刊、论文等目录,注明出处,给读者以查阅研究的方便。
四是走出象牙之塔。建国50年来,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都有了研究成果,但这只是备受国内和国外专家、学者所关注,远未能为广大公众所了解和接受,尤其是专业的考古著作,一般读者不容易读懂。今天,我们要加强对文物考古的宣传,必须重视编写、出版有关文物考古方面的普及读物,以适应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需要。只有随着公众对文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文物考古才能逐步走出象牙之塔。本书作者把文物考古、历史与文学三者结合的尝试,我看是成功的,它对普及文物考古知识和历史文化知识作出了贡献。如果我们考古界的同仁也能如此笔耕,文物考古走出象牙之塔也就有望了。
是为跋。
2000年中秋节于羊城
鸣谢
谨向以上列目参考文献已故的、健在的著者、编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本书采访过程中,得到了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政府、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南越王墓博物馆、广东省武警总队等单位的支持,并得到了以上单位的黄景略、谢辰生、李季、黄展岳、白荣金、姜言忠、韩悦、王世民、王影伊、麦英豪、黄淼章、李林娜、吴凌云、刘鸿儒等同志的热情支持与协助,谨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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