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围绕东山龟岗古冢是否是南越王墓的问题，在中国学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论战波及之广，连当时最为著名的金石学家、国学大师王国维也卷了进来，从王氏留下的文章看，他对此墓属于南越王的墓葬坚信不疑。
  就在这场吵吵嚷嚷，各执一词的论战中，现代田野考古学由中国北方传入偏南一隅的广州，1931年广州黄花学院的成立，标志着岭南地区现代考古学的盟生与开始。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广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意味着一个前景广阔的田野考古时代的到来，而隶属于这个委员会的考古人员，以生逢其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凌厉之气，将南越王赵佗的陵墓列为重点调查、探寻的对象，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在为期30多年的风雨变幻中，考古人员根据汉朝陵墓大多远离都城百余里的特点，结合现代田野考古发掘知识，判断当年南越国的赵佗，也一定会承袭汉制，其陵墓不会建在广州近郊，而应在稍远的山峦深处。由此，考古人员依据这种推断，将调查、探寻的目标重点放在了广州城外远郊县区的荒山野岭之中，并于50年代到60年代短短的10年间，在广州市郊34个地点发掘南越国时期的墓葬200余座。但令这些新时代的考古骄子颇为沮丧的是，如此大面积地探寻和发掘，依然未发现赵佗及其子孙墓穴的半点线索。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代田野考古经验的积累，广州市考古人员渐渐感到过去的推断可能存在着失误和偏差，也就是说南越王赵佗及其子孙的墓冢可能在广州城的近郊面不是在偏远的山岗野岭。在这种新思维的驱使下，考古人员遂调整方向和目标，开始舍远求近，将重点放在城外近郊的调查和发掘上。1982年，时任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并主管考古业务的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率黄淼章、陈伟汉、冼锦祥等几员虎将，在广州城北门外一个叫象岗的小山包中，发现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墓葬，这个墓葬的发现使麦英豪等人异常欣喜，认为可能与赵佗家族的葬所有关。但当他们实际发掘后，才确切地得知，此次发现的只是汉朝王莽时期一个早已被盗过的贵族的墓葬，考古队员们再次由欣喜转为沮丧，对象岗这个小山包的探寻渐渐失去了热情，并将勘查地点移到他处。
  这个时候的麦英豪及其手下的几员虎将们尚不知道，就在离他们的发掘现场仅有50米的半山腰中，竟埋藏着他们昼思夜想、苦苦探寻的千年隐秘。[奇书网 www.Qisuu.Com]
  有道是，虎去山还在，山在虎还来。一年之后，麦英豪等人再度重返象岗山，而这一次到来，等待他们的将是那千年隐秘的揭开以及整个岭南的震撼。
  第一章
  端倪初露
  象岗小山包，一群凿石刨土的民工。断裂的石板下雌出一个黑乎乎的洞穴，牵动了考古人员敏感的神经。深山藏古象，探险大行动。夜幕下，幽暗的地宫透出灿烂的亮色，辉煌的宝藏令人心惊，南越王陵初露端倪··。
  石板下，一个黑乎乎的洞穴
  1983年6月9日，这是一个无论对广州的大小官员还是平民百姓都无足轻重、极为平常的日子，整个广州市区的城里城外都没有什么格外引人注目的大事发生。尽管天空不时地落下些如雨似雾、飘渺不定的细小水珠，但天气仍让人感到有些闷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早已习惯，没有人感到什么异常和特别之处。大家都遵循生活早已为自己安排好的游戏规则，或喝茶，或聊天，或看报，或不住地忙碌奔波，偶尔有几个地痞流氓在菜市场或酒店、茶肆闹出点有悖常规的声响，也没有人感到分外惊讶和新奇，现代社会的机器仍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在东南这座临海凭风的都市里运转。
  此时，在广州市区北部一座号称象岗的小山包半山腰上，伴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几十名民工正在“劈里啪啦”地凿石刨土，尽管天空不时落下些水雾和汗水交合在一起，弄得周身黏糊糊地让人觉得不够爽快，但对于做惯了辛苦活计的民工们来说，没有人抱怨苍天的不公和世事的不平，依旧有说有笑地从事着命运赋予自己的那份职责。
  当原本海拔高度为49.71米的小山包被凿掉17米时，有民工突然发现自己的镐头下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变化，只见那风化得有些零碎的花岗岩石块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一块又一块整齐排列的砂岩石板。
  “唉！这是咋回事，怎有这么好的大石板埋在这里?”有人用镐头敲打着石板不解地向同伴问道。
  同伴们似乎并未感到有什么稀奇，石板与石块对他们来说只是名称的不同而已，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被问的民工只是抬头随便应了句:“管它什么石块石板，反正都是石头，又不是金子，你尽管挖就是了。”于是，民工们又甩开膀子“丁丁当当，’地劈凿起来。
  这样的情形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最早觉得有些异常的民工感到眼下的石板似乎有些不太对劲，便找了把长尖的铁镐悄无声息地插人石板与石板之间的缝隙里撬动起来。随着石板不断地移动，那缝隙越来越大，不时有碎石泥土“稀里哗啦”地掉在缝隙之内。
  “奇怪哩!”那撬动石板的民工自言自语地说着，停止撬动，弯腰俯身想看个究竟，无奈缝隙太小，地下黑乎乎的，像个洞穴，但什么也看不清，子是这个撬石的民工怀揣一种难以言状的心情，将身边的几个同伴喊过来，让他们找来几把铁锹插入缝隙中同时撬动，在低沉有力的“一、二、三、四”的号子声中，石板的缝隙迅速扩大开来。这样反复折腾了大约半个小时后，有人拔出铁锹，擦着脸上的汗水再次俯下身去看个究竟。恰在此时，一束亮丽的阳光穿过飘荡不定的云层照射下来，借着太阳的光亮，此人蓦地看到在这石板的下面竟然是一个硕大的洞穴。
  “哎哟，快来看，这下面是一个洞哩!”俯身窥视的民工抬头惊喜地喊着同伴，众人扔下铁锹纷纷低下身来。
  刚刚钻出云层的太阳又被乌云遮住，石板下那个洞穴黑乎乎一片，几个人什么也没有看清，只是感到这下面很像是一处人为的地下建筑，周围的民工看到这几个人神秘兮兮地俯身窥视、议论着什么，也好奇地提镐持锹靠拢过来，并弯腰俯身顺着缝隙向下观看。同此前的几个人一样，大家除看到一个黑乎乎的洞穴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发现。
  仅仅看到一个黑咕隆咚的洞穴，自然不能满足众位民工的好奇心，于是有人展开想象的翅膀，开始声称这是70年代林彪部队修的一个防空洞，其目的和用途是预防苏联发射到中国的原子弹在广州爆炸。这个解释使部分人信以为真，但也有人感到仅仅是一个防空洞并不够刺激，便以不同的见地言称此处是日军侵华时，在这个山包中秘密修建的一座军火库，下面匿藏着的必是成捆的炸药和炸弹。这个横空出世的推论一经提出，许多胆小怕事的人立即退避开来，似乎地下那成捆的炸弹马上就要爆响，而爆响的结果必然是自己身首异处，血肉横飞。但这类胆小怕事的毕竟属于少数，更多的人则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极力主张将石板尽快揭开，洞穴中的一切将不辩自明。于是，几十个民工围绕一块石板，或用锹或动镐，用比此前任何时候都加倍的努力和热情再度“劈里啪啦”地凿撬起来。眼看石板的缝隙越来越大，洞穴中的一切即刻暴露于世，正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突然到来，使这个行动未能进行下去，这个人就是广东省政府基建处的基建科长邓钦友。
  作为基建科长的邓钦友，早在1980年底，就受其上级的指派，组建一干人马来到象岗山凿石平土，欲为省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建造4幢高层公寓楼。象岗的山势为南北长、东西窄，形如一头卧伏的巨象，故得名象岗。此山岗原与广州城外著名的越秀山相连，是越秀山最西边的一个小山岗。这个看似平凡的小山岗，同越秀山的母体一样，原来也是古树参天，野草丛生，鲜花遍地，流水潺潺，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只是到了明代洪武十三年〔1380年)，统治者欲将宋代番禺的三城合一，开辟城北山麓，拓北城八百丈，凿象岗为北门，把城北小道拓展为宽阔的直街，以作为北面人城的主要通衙。象岗由此被拦腰截断，开始脱离越秀山母体面成为一座孤零零的小山包。清顺治十年(1653年)，广州的统治者下令在象岗顶上修巩极炮台，与北面和东北面相邻的保极、永宁、耆定共四座炮台，连成拱卫广州北城的防线。由此，象岗的古树野草遭到了大规模的砍伐和铲除，景致渐衰。到了20世纪50、60年代，象岗被划为军事禁区，由解放军官兵凿挖了部分掩体。当70年代军事禁区被取消之后，许多部门占用山岗地势开始建楼盖房，此风一开，仅数年间，一幢幢楼堂馆所遍布于山岗左右。到1980年底，广东省政府机关基建部门又看上了象岗山残余的最高峰的一个孤堆，决定凿平盖楼，作为基建科长的邓钦友才终于由一名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变成了注定要在中国考古舞台上留下一笔的幸运儿。
  邓钦友等奔赴象岗的第一件事便是铲平清代建造的巩极炮台基地。也就在这个基地的铲除过程中，先后发现了几座西汉晚期、晋朝、明朝等不同时代的古墓葬，尽管这些墓葬较小且大多被盗，但广州市考古人员得到线索后，还是前往进行了详细的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