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以李恽之母出身微贱没有同意。王守澄认为宪宗三子遂王李恒为人和顺易于驾驭，便向宪宗保举。结果宪宗用王守澄建议，立李恒做了太子。这样，王守澄便在宫中占了上风。但王守澄也深知，吐突承璀手握兵权，一直是宪宗的亲信，如果吐突承璀干掉太子而将李恽扶上皇帝宝座，他自己只有联合同样握有兵权的马进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人，来与吐突承璀相抗衡了。到元和十五年宪宗病重，王守澄一伙便毒死宪宗，秘不发丧，即刻拥立李恒在中和殿灵位前登基继位。同时派兵杀死吐突承璀和李恽，以绝后患。等做完了这一切，王守澄才发布宪宗死讯，号召大臣祝贺穆宗登位。就这样王守澄靠拥立李恒这位可意之帝，在穆宗朝大大地出了风头。
  敬宗继位，喜欢打球，太监刘克明最受宠爱，被封为击球将军。但他最怕武宗喜怒无常，又对王守澄等人专权不满，便想发动政变，另立可意之主。他看中了敬宗之叔绛王李悟，便在一次“打夜狐”深夜回宫时，突然把敬宗杀死在更衣室中，并连夜逼迫翰林学士路隋，以敬宗口气写下诏书，让李悟继承皇位。显然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策略，却不料王守澄等拒不听命。王守澄联合杨承和、梁守谦及宰相裴度，讨伐刘克明，结果刘克明投井身亡，李悟被杀，而王守澄等又选中了江王李涵，立李涵继位，是为文宗。文宗又成了宦官们的“可意之主”。
  文宗之时，仇士良为达到控制皇帝的目的，也同样精心择立可意之主。他见文宗病重，便假传诏书立颖王李炎为皇太子，强行送入宫中，废太子李成美为陈王。开成五年，文宗去世，仇士良立刻拥立李炎继位为武宗皇帝，为绝后患，他效法王守澄，派人杀死陈王李成美和一度想当太子的安王李溶及其生母杨贤妃，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达到控制皇帝的目的。
  从吐突承璀、王守澄到刘克明、仇士良，宦官都采取的是择立可意皇帝的策略，以求控制皇帝作为而随心所欲。手段虽各有千秋，但相比之下田令孜是其中干得最漂亮的。
  田令孜本是个小马坊使，主管王宅马匹饲养之事。为了飞黄腾达，他也采取拥立可意皇帝的办法向上爬。他看中了端庄标致而智性迟钝呆滞、性情软弱无能的普王李儇。利用自己独特的打马球技术，交结普王，哄得普王尊称他为“阿父”。为了把这位言听计从的小王子控制在掌心之中，并推上皇位，他改变吐突承璀、刘克明等[奇`书`网`整.理提.供]人以武力冒险的做法，而是派亲信贿赂游说左右神策军中尉刘行保和韩文约，以消除隐患，化敌为友，并联手迎立李儇做了僖宗皇帝。而软弱迟钝的僖宗对待这位功德无量的阿父的回报则是言听计从，一再重用。僖宗先任田令孜做枢密使，不久又升迁为右神策军中尉，统揽朝政，任其所为。可见拥立可意皇帝是驾驭皇帝控制皇帝，获取好处的权术之一。
  唐代诸宦官之外，秦朝末年的赵高也是以拥立可意之君秦二世而出名的，并且他也因此而发迹。秦始皇出巡途中突然发病、突然死亡，这实在给赵高提供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事实上早在此前，秦始皇虽然没有明确立何人为太子，但他死前只留给公子扶苏一封信，并没有任何遗嘱留给二世胡亥。就连当时的丞相李斯也认为扶苏应该是秦始皇的继位者。但是，在赵高看来，公子扶苏刚毅、武勇、信人、礼士，是个相当成熟、相当有见解的人。再加上他与大将蒙恬相善，如果由他继位，赵高自己的日子显然是不会好过的。为此，他决定假传始皇遗诏，拥立胡亥，而赐死扶苏和蒙恬。这样，昏庸无能的胡亥上台后肯定受自己左右，赐死扶苏、蒙恬又除掉了强有力的政敌。这就是赵高拥立胡亥的目的。果然，胡亥继位以后，赵高就开始大肆作威作福了。
  控制皇帝:3.藐视皇上
  皇帝与宦官本来一主一奴。皇帝为放手享乐，用宦官为奴；宦官为飞黄腾达，靠献媚讨好换得宠信。此主奴关系自然之势。宦官作为奴才是净身的男子，被阉割的生理缺陷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造成宦官太监性格扭曲，心理失衡。他们一般都有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常使他们在强人面前摇尾乞怜，卑躬屈膝，自然有一副奴才相。然而这种自卑心理同时又使宦官太监产生欲控制皇帝所为，凌驾主子之上的强烈心理。而最后宦官们所采取的恰是藐视皇帝之策。藐视仅是行动的前奏，它只不过是为反奴为主、操纵主上所作的心理准备。同时在具体操作上，藐视皇帝也是抬高自身身份显示威望的有效手段。因此宦官队伍中藐视皇帝，以帝王师自居者大有人在。比如唐末大宦官杨复恭就是这样一位，他靠父辈势重位显，入宫当内侍，后来在朝中做监军，因为有功而升迁为宣徽使、枢密使。田令孜失势后，他掌朝廷内外大事，为神策右军中尉，成了当朝最有势力的宦官头目。僖宗晏驾，他迎立寿王登位，即为昭宗。以拥立之功更是荣宠备至，因而日益骄纵。他手握兵权，颇专朝政，曾引起昭宗不满。昭宗一方面重用韦昭度、张NB323
  、杜让能等文官，另一方面用杨复恭假子杨守立与复恭争权，进而疏远杨复恭。大顺二年九月，杨复恭奉诏退休还乡，有人告他与假子杨守信谋乱。朝廷派军平叛，事后查得杨复恭与杨守亮私人信件六十多封，其中有云：“我从荆榛草莽之中援立寿王做了皇帝，哪有如此负心的门生天子，既得至尊皇位就废弃定策的国朝元老。”可见杨复恭虽为人主之臣，却主奴观念错位，表面上诚惶诚恐，正像他的名字，毕恭毕敬，一旦建就迎立皇帝继位之功，便恃功不逊，采取藐视轻视皇帝的态度，视天子皇帝为门徒学生，狂妄自大。他手握军队，控制皇帝，专权摄政，凌驾皇帝之上，作威作福，成为昭宗朝炙手可热的人物。
  藐视皇帝是宦官控制皇帝侵分皇权时与皇帝进行的潜在心理战，以帝王之师或辅佐重臣自居为内容的藐视皇帝之举，对提高自身身价显其威望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明代的王振，他以小忠小信讨得张太后信任，渐渐开始干预朝政，有时甚至朝中大臣的条陈建议都由他来裁决。王振权威日重，便生骄纵之心。正统六年十月，奉天、华盖、谨身三大宫廷主殿修建完工，英宗朱祁镇盛宴百官，以示庆贺。按明朝礼典，宦官内臣不得干预朝政，不许参加高层百官的庆贺盛宴。因此根据此制，没有让王振赴宴。但朱祁镇心知王振势重，冷落了他，就等于得罪了他，便派一个小太监去看动静。果然小太监回来禀报说：“王先生正在大发脾气，口称‘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他以当年周公辅政自比，狂妄之态，实在出人意料。英宗听了，为了显示自己的洪恩广布，便连忙叫人打开中华门的中间大门，请王振前来赴宴。在座群臣见皇帝特别破例开恩请王振赴宴，知道英宗器重他，也就纷纷躬身迎接，于是王振方解心中之怒。英宗怕王振生气，才大胆破例，这恰恰是王振长期对英宗施加潜在心理影响的结果。也就是在这里，王振通过这藐视皇帝之举，意外地收到了狐假虎威的奇妙效果。
  控制皇帝:4.挟天子令诸侯
  宦官们控制皇帝所为，招数可谓多矣。得势之时，他们敢于骄纵藐视皇帝。失势或危难之时，他们又常欺凌主上，干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勾当。他们虽大多不通文墨，没什么学业修养，但对皇帝的权力、皇权的威势却认识得异常清楚。他们明白，皇帝身处万人之上，至极至尊，是非曲直，喜怒哀乐，定于一尊，不可移易。因此，只要占据皇帝，便自然占据主动。一旦占据主动，平常日子有皇帝宠幸，大可为所欲为。危机关头，迫不得已，挟持皇帝，以为人质，照样不怕你群臣不听摆布。这样有了皇帝就可以借皇帝威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永立不败之地了。这种反奴为主之事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里可谓司空见惯，屡见不鲜。尤其东汉和中晚唐之时，民生倒悬，君弱臣强，宦官们则欺凌主上，幽禁挟持皇帝与大臣外戚相抗争，闹出很多险象丛生，危及人主之怪事。
  晚唐仇士良在甘露之变中就是靠争得了皇帝而最终取胜的，这是历史上宦官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个显例。唐文宗本是王守澄等宦官当做易于驾驭的可意之主推上皇位的，却不意文宗登基，有感于君弱臣强，宦官胡作非为的政局，一心想诛除宦官，报祖父之仇，振一代朝纲。但自己事事有宦官掣肘，受宦官控制，尤其王守澄、仇士良两人，骄纵霸道，气焰熏天，致使文宗除奸无计。后来文宗寻机任用宋申锡谋划除宦之事，但事不机密，被王守澄得知。于是王守澄诬称宋申锡与漳王勾结，阴谋立漳王为帝。文宗闻知，不思因果，当即流放宋申锡。文宗苦心培植的上百个心腹之人也因此被一网打尽。事后文宗静心思索才知上了宦官的当，而宦官们经此一场变局更加明目张胆，他们把文宗控制得死死的，使其想有所为而不能为。文宗终日闷闷不乐，心事重重。这个秘密又被善于投机钻营的郑注、李训揣摸出来，二人为了飞黄腾达，决计助文宗诛除宦官。他们先用计搞垮了王守澄，并准备在王守澄葬礼仪式上一举诛灭宦官。但两人各怀鬼胎，都想借诛灭宦官之机同时杀了对方，从而把持朝政。因此李训一伙于大和九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甘露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