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只因多开口 烦恼皆为强出头——我更喜欢坐山观虎斗。
  在短短几分钟内，我想了很多，觉得还是应慎重从事。一切的一切都在于‘核试验会否被别国察觉？’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可以问，我便把疑问提了出来。
  何泽强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对地震监测原理还是知道的。所以，他很快就给出了一个肯定的判断——“核爆炸一出现，地震监测机构一定会发现的，也肯定会区别出来。爆炸的信号，与地震的信号，应该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对于千吨当量的爆炸是否会被重视，并加以分析，何泽强就不知道了。终究，对于地震监测，他也是一知半解。
  不过，何泽强用心算了算，发现一千吨TNT爆炸的巨大能量，约相当于震级5.3级的地震。何泽强盘算一下，感觉事情不妙，他边把自己的计算说出来，边可怜巴巴地看着在座的几位，似乎要从各人的脸上找到支持——以何泽强的近视眼，在昏暗的会议室里，自然什么也看不清楚。
  科学家不是没有好奇心，而是把好奇心都用在对知识孜孜不倦地追求上了，何泽强就是个典型的科学家。
  现在，何泽强历尽千辛万苦，苦心钻研十年，在马上就要有找到答案了，突然因为某种[与研究无关]的原因——“[]”里的是重点，告诉他答案可能暂时不公布。何泽强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又似百爪挠心。
  原子弹的保密制度，何泽强作为直接负责人是清楚的。
  肖塘位于塔克拉马干以北，离最近的草湖和塔里木也有二百公里。孙凤行看中了肖塘的位置利于保密，南边的沙漠也方便进行实验。就通过军方，征用了肖塘，不菲的补偿费用足以支持移民措措有余。
  肖塘的生活条件极好，有专门的管道为之供应清澈的饮水，满足了生活和研究需要。肖塘的城市建设规划极好，聘请了专门的设计师，对其进行了建设。并在周围以滴灌的方式，种植了大片的红柳和胡杨。还有专门修建了通往肖塘的公路，以方便运输。肖塘一切应有尽有，就不详细描述了。让人卖命总要在生活上过的去，不至于牵扯精力。总之，肖塘的生活与各大城市一样方便。
  与生活舒适截然不同的是，肖塘的保密措施非常严格。肖塘周围百公里被划为军事禁区，有一个师在时刻守卫。即使哈萨克战争最危急的时候，我也没有调动这个师。
  所有生活在肖塘的人，都会签署一个工作十年，如果需要军方还可以续约五年的终身保密协议书。反正到了肖塘，就别想轻易离开。
  肖塘禁止照相器材，片纸不得离开，所有人的通讯都会受到监控。就算死了，也只有两条路，一是就地安葬，一是火化后以骨灰离开。
  肖塘严格控制无线电装置，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电子信号监控站，监听所有电波。
  ……
  而且，生活在肖塘的18372名工作人员，只有十二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所有为此工作的十八万人中，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也只有区区十八个。
  如此严格的保密措施，会带来很多不习惯，何泽强也在磕磕碰碰中熟悉了所有这些保密制度。
  以何泽强的分析能力，很容易就能推断出，进行实验的可能性有多小。何泽强的心情，怎么是一个郁闷形容的了！
  在问题回答结束之后，一位地震方面的专家，受邀前来，详细地讲解了对地震是如何监测的，以及哪些是研究重点。
  随着专家的讲解，何泽强感到希望渺茫，他觉得心如钚坠，沉甸甸，一直下坠。
  地震专家离开以后，我最后问了何泽强一个问题——“你有多少把握试验能够成功？”
  何泽强以为有了转机，回答极为肯定——“理论上，百分之百；实际上，我们考虑了一切问题，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至少也有百分之九十八的把握。另外百分之二，是说我们可能有考虑不周之处。”
  我一拍桌子，大声说：“好！既然你有如此把握，我就相信你了，实验先就不做了。”
  果然不出所料，核试验还是被终止了，何泽强失望极了。
  说“如丧考妣”有些儿不太尊重，但何泽强的表情，就像一个吃不到糖的孩子，且远比那儿还失望一百倍，只能让我想到这个词。
  何泽强是通过董氏留学法国的，回国后我也见过他。当初何泽强发现中子的时候，我去劝说他，双方还反复争论过好几次，只是我的设想实在很有道理——当然有道理了，这在我那时候已经算是常识了——才最终说服了他。可以说，何泽强掉到原子弹这个坑里，我是出了大力的。
  因此，我与何泽强是很熟悉的。眼看他如此失望，便安慰了他两句。现代物理发展如此迅速，别人也迟早会想到这一点的，保密时间不会太长的。
  何泽强听我这么说，心情稍好，就紧接着问我，具体会有多少时间。这我怎么能说出来，提不出具体理由的，知道也不能告诉他。我心思电转，就施展出了转移话题大法。
  “多长时间不重要，泽强你在这段时间，总不能够闲下来……”
  何泽强一听我这么说连连点头。原子弹研究基本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没有具体的实验数据，很难进一步研究下去。
  于是，我便告诉他，核能潜力巨大，核武器只是应用的一个方面，核武器还要研究完善，可不可以将其小型化，提高核原料利用效率，而且能否把核能用于发电，用作动力……
  说到这里，我想不起来，核能还有什么用途，也就说不下去了。
  然而，这对何泽强已经足够了。小型化，何泽强没想过，可以试试；核能民用的设想，他不是没做过的，但一来没有资金，二来人员都在研究核武器，也没有精力。现在，我这么说，想必资金不是问题，两者都可以考虑。
  何泽强盘算了一下，就想到了几个思路，反应堆用于发电很简单，民用就是个费效比的问题……有充足的资金钻研自己的爱好，真是件幸福的事。
  ……
  何泽强满意地走了。
  眼看着乌云笼罩，狂风四起，雷霆闪烁，暴雨将临，谁知道，转眼间烟消云散，浩月当空。
  我夸奖了孙凤行几句，又下令嘉奖所有人员，几个人也就散了。
  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不知道地震是如何测量的；何泽强不熟悉地震计算，算错了震级；在询问地震专家时，我们也不可能直接寻问，而是旁敲侧击。有这一连串的巧合，我又先入为主的情况下，因此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一直到几年后正式核试验的时候，何泽强才发现问题，这叫他捶胸顿足，痛心疾首了好一阵儿。
  老实说，在这个时代，地震监测机构对核武器没有直接的认识，发现核试验的机率不是很大，估计不会超过10%。但原子弹影响很大，我也没有必要冒这样的风险。中国有核武器，而别国没有，才会有更多的选择，获得更大的利益。
  原子弹就是如此了。
  看到何泽强的样子，我就会想起哥达德。两个人差别很大。一是白种人，身材魁梧，金发碧眼，一脸的胡子，嗓音哄亮，待人热情；一是黄种人，中等个，白白净净，腹有诗书气自华，自有一种读书人的儒雅气质。但我却总觉得两人有些像，也许是他们都具备那种科学家的执琢吧。
  既然如此，我就顺便介绍一下火箭。
  顾名思义，火箭就是着火的箭，或着喷火的箭。现代火箭的样子虽然变化很大，原理却是与后者一致的。
  最早的“向后喷火的火箭”出现在我国宋朝，但在我开始着手发展中国火箭研究的时候，中国却早已经落后了，这方面人才寥寥，没有专门从事火箭研究的，水平也有限。
  直到20年，美国哥达德博士受邀来到中国，组建了物理（火箭）研究所，专门从事火箭研究，并从大学里秘密招收火箭专业研究生，中国的火箭研究才步入正轨。
  火箭分为固体火箭和液体火箭，固体/液体指的是燃料形态。早期的火箭都是固体，现代大功率火箭多选择了液体。哥达德博士研究的也是液体火箭。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世纪初，就有一俄国人提出了多级火箭、集束火箭和星际旅行，并在特别强调，星际旅行必须使用多级液体火箭，还指明燃料是液体氮或液体氢，建立了火箭运动的基本数学方程，并勾画出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草图。
  我知道此事后，就一个感觉——“丫也是穿越的吧！”
  闲话少说。
  哥达德博士研究的是液体火箭，可我要用的武器多是固体火箭。于是，便另行召集人员组织了一个固体火箭研究所。不过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起步之初，也是从哥达德博士那里学习了许多知识，受益匪浅。
  因为火箭研究必然会产生很大的噪音，有一定程度的危险，还需要空阔的场地。所以，两个火箭研究所还是选择了中国西北地区。地点是我定的，本来想选酒泉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谁不知道。反正，火箭终究是要发射卫星的，就别搬来搬去的，咱一步到位了。但出于保密和实验的需要，液体火箭研究所最后被安排在石板泉。
  石板泉在蒙古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因泉水而得名，是个人烟稀少的小镇。与原子弹基地肖塘一样，都是采用军方出面征用土地，给予补偿费。然后重新设计建造了石板泉，确保那里的生活舒适便捷，又便于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