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党的推动下，最后都在国会通过了。
  通过后，很多新潮的议员说，外国人看不懂，说“长四脚的蛇，感觉怪模怪样的”。我就温和地批评他们，“为何在汉唐的时候，外国人一看就懂了，觉得威风凛凛？还不是我们不够强大，我们落后了。就算放上一堆星星，加上杂七杂八的东西，外国人该瞧不起你，还是瞧不起你。所以，有时间讨论这些，不如想办法把中国建设的更好些儿。那时候，随便用什么图案，别人都会觉得美了。”
  这样的话当然不会有说服力，不过，他们也不会和我争执，声望高的好处，还是很多的。还有人嘀嘀咕咕，说什么像满清的龙旗什么的。然后，被我大批一顿，“数祖忘典，这是黄帝制定的，跟满清什么关系？不学无术！”
  后来，我还设法推动了中西文化的合流——以孟子的“夫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和“人之初，性本恶”作为基础，来阐述现代西方的思想内涵，在严复、戴季陶、胡适、王国维等人的支持下，重新认识儒家思想，使之人性化，被称之为“新儒家”。
  “新儒家”重新认识了“中庸之道”和“仁义”。
  “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民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但是，有钱有势的人，虽然少，影响却大；穷困的普通人，数量多影响却小。故国家政策常倾向于富者，然长久如此，不满者日众，终不利于国，也就是说，不利于所有人。所以，在制定政策时，应当保护弱者。并提出了发展中间阶层，即中产阶级。
  “天下”既然是“天下人之天下”。那么，执掌国政，变须以天下人，即国民利益为先。也就是说，“仁义”是对国民而言的。对外国讲“仁义”，不能够损害国家、国民之利益。否则，无异于以公共利益，博取个人名誉。所以，推崇“国与国之间唯有利益”。
  ……
  这些言论一现世，就引起极大争议。刚刚平息了“清史”之争，人们的注意力又转移到“新儒家”之争。后者在当时的远不如前者，引人瞩目，然影响更为深远。
  批评者说，“这不过是把现代西方的思想，用古人的话，加以阐述”。还有守旧者指责“新儒家”，篡改歪曲圣人言论。我一概不加理会，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如笔名为“类田鸡”的后世学者王某某的评论——“‘新儒家’运动，是一场以‘复古’为名的思想解放运动。儒家学说，从中获得了生命力和现实意义；而西方思想，却获得了传统基础。两者的结合，使国学最大限度被继承，也促进了西方思想的全面推广和广泛传播。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儒家”运动，我的笔杆子们作了引言；“新文化”运动的带头人们，把其发扬光大；随后，功底深厚的国学大师们，加入其中。胡适等人，是为了宣传西方思想和文化，推进思想解放；而王国维等人则敏锐地发现了，该运动对儒家延续的重要意义。双方，不对，是N方在报纸上，唇枪舌剑，火花四射，最后形成了上述主流理论。孟子取代孔子，成为新儒家的开山祖师。
  当然，我在文化上的推动，基本就是如此了。白话文已经正式被列入课本，义务教育中古文部分再次减少，同时，改变学生的语文教育目标为：“能够通畅的用白话文读写，并能顺利地阅读一些优美、经典、不是很难的古文文章和诗词，并理解其中含义”。我对传统文化的最后努力，就是在五年后，把新儒家的几篇经典文摘，列入必须阅读科目。
  因为我对此类运动的支持，加之，我在重要场合，身穿汉服以为礼服。鼓励支持人们在传统节日和重要庆典中，穿汉服。与我对驻外使节的规定，截然相反——他们被要求，在公共场所，必须穿西服。
  所以，时人遂评论说，“袁世凯看起来新式，本质却是旧的；董正朝看起来旧，实质都是新的。”
  这话听起来，应该是在夸我。但我总觉得别扭。似乎在形容“香蕉”一样。
  1919年11月7日，这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中国第二届国会，历经216天的紧张工作，终于制定通过了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
  《宪法》规定：
  “一，国会；
  二，内阁；
  三，司法；
  ……”
  《宪法》制定通过后，组阁也就提到日程上来。
  民主党上次的理事会议，已经把事情定了下来，在国会很快通过了。由于张謇更中意农林总长，谭延闿被推举成为总统，武炎康成为参议院议长，王博文成为众议院议长。我则就任中国内阁制的第一任内阁总理。
  1919年11月28日，我在在过会发表了就职演说，表示“不负国民的期望，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富民强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在议员的欢呼声中，内阁名单一次通过。
  内阁成员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顾维钧 内务总长韩铁
  国防总长陈士诚 教育总长邓绳候
  财政总长田清泉 教育总长蔡元培
  司法总长柳澹方 农林总长张骞
  工商总长钱凤梧 交通总长魏泽平（原交通司长）
  不好意思，因为某人用计算机，所以，我是把原文打印后，在纸上修改的．而奋发图强榜三天不更，就下榜．所以，不是我想忽悠大家．不多说了，给大家拜个年——新年好！
  继续码字中……
  正文 第62章
  国防军入川以后，迅速平定了四川的战乱。然后，韩伯平就开始收集西藏的情报。他先是召集了部分可靠的大马帮，熟悉在西藏活动的注意事项及西藏的情报，并派谴部分合适的人员，就入马队深入西藏，以便探查虚实。
  同时，国防军集结了一个团，开展了骑马训练，不要求战士们能够在马上作战，只要能骑马赶路即可。也就是龙骑兵，骑马行军，下马作战。并对进藏部队，进行了适应训练和西藏风俗习惯的学习。
  1919年夏，各省，尤其是云南军队的整编，基本完成。国防军对西藏的情报，也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因为英国人干涉西藏内部事务，直接危害到达赖等的利益，达赖集团和英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恶化，作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5月11日，国防军从四川，蔡锷指挥滇军从云南，同时并举，开始向西藏进军。
  此次作战，进攻路线与此前川滇军进攻西藏的路线，是一致的。国防军越金沙江、打箭炉（康定），到达了察木多，由中路直达拉萨。滇军也进入康区，攻克了乡城，由南路经波密进军拉萨。
  几日后，国防军与滇军在昌都汇合，包围了昌都。而第二十一师副师长赵家芳亲自率领，临时转职成龙骑兵的二团，直扑拉萨。战斗过程很顺利，藏军的装备很差，有人甚至还装备着老式火绳枪；而国防军虽然考虑高原作战，而将火力一减再减，却仍然远超藏军。藏军的唯一优势，就是地利。国防军集中了狙击手，交替掩护战士进攻。在五六百米的距离，装备狙击的狙击手即便不能说是百发百中，却也是十中其九了。藏军很快就被压制住了，每每刚一露头，便被击毙。后来，甚至发展到刚刚暴露，就被打伤。而藏军依靠的几处堡垒，也迅速被迫击炮的直射穿甲弹摧毁。
  不到三天，国防军便以三十几人的伤亡，攻克了昌都，俘虏守军一千六百多人，再五日，拉萨陷落。整个行动中，预备时间较长，真正行动却不过二十三日。国防军以微乎其微的伤亡，完成了作战任务。但是，解决西藏问题，军事行动不是主要的。那只是为了，在谈判中占据有利位置，以避免西藏方面，狮子大开口。至于解决问题，还是要用政治手段。
  赵家芳攻下拉萨以后，命令部队维持秩序，保护布达拉宫的安全。并派人邀请达赖会面，在反复交涉后，赵家芳在第二天见到了达赖，转交了我的亲笔信。
  我在信中很客气，回忆过去，对达赖抗击英军的英勇，表示了钦佩，也对《西姆拉条约》，表示了不满。我的信很长，说的也很实在。我在接下来的信中，先分析了西藏的现实情况，指出“西藏地广人稀，实力不足为凭，物资不能自给，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必然会依附中国/英国一方”。然后，根据英国对待殖民地的几种待遇，及共和国提供给地方政府的政治条件，加以对比分析。作为中国的一个省，西藏自然享有地方政府的一切权利，包括：选举国会议员，即参议员、众议员；不违反宪法的基础上，制订地方法规；地方自治；义务教育；等等。而这样的条件，是英国所无法提供的。再后来，我分析了西藏需要付出的代价，无非是承认中央政府，废除奴隶制度，不得组织私军云云。并邀请达赖，到安庆作客。
  我在信中，杂七杂八的说了很多，关键其实就五条：
  “一，《西姆拉条约》；
  二，西藏作为中国的省份之一，享有应有的一切权力（参议员、众议员等等）；
  三，西藏的奴隶解放问题：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所以，中央政府愿意为施放奴隶作出补偿；
  四，驻军；
  五，行政；”
  当然，我在信的最后表示，具体条款由双方谈判代表详谈。
  老实说，我给予的条件太好，好到达赖不敢相信的地步。所以，在布达拉宫里，引起了激烈地争议。部分亲英派人士，就此提出了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