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真是不会办事，年轻人要勇于承担责任嘛，这样的事情，自己作主也就是了，我也不会怪你的。什么事情，都推到我这里，让领导怎么想你呢？
  转念一想，我不由呲笑出声，顾维钧，那是什么样的人，会对我忠心耿耿，积极主动替我背黑锅？
  如果没有我的话，顾维钧会借未婚妻张氏的力，出国留学；然后，抛弃未婚妻张氏，转而娶了唐绍仪的女儿，走上从政之路；妻子死后，又娶了个富婆，收进了500万英镑的随嫁钱。这么一个聪明人，怎么会为我背这个黑锅。年纪轻轻，顾维钧已经作到联省外交司长，未来几十年里，更进一步，也不是什么奢望，他怎么会坏了自己的名声？！
  迁怒，这绝对是迁怒！
  ……
  恼怒过后，问题依然存在。
  日本遭到这么严重的打击，如果连象征性赔款都没有，绝对是不可能接受的。
  在日俄战争胜利后，签署的《朴次茅斯和约》中，日本没有获得民众预期的巨额赔款，结果导致了“日比谷烧打事件”——失望的东京民众焚烧了日比谷公园附近的内相官邸、外相官邸、国民新闻社和派出所。首相桂太郎也受到了暗杀的威胁，以致去小妾的外宅寻欢时，不得不由军队开道护送。后来，桂太郎内阁以倒台告终。
  如果，日本这次签署的和约，连象征性赔款都没有。胆敢支持签署条约的日本内阁成员，等待他的，必然是，日本“爱国志士”前仆后继的“锄奸”行动，而不仅仅是“暗杀的威胁”。日本是绝对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约。
  从开始，我就知道，象征性赔款，是我不得不支付的。
  所以，当这个要求，送到我这里后，我更为不满的。
  在欧战中，日本的外债由19亿日元降为16亿日元，对外债权却由8.1亿日元猛增到43.7亿日元。注意，这只是外债的变化，日本国力的增强更是十倍于此。
  而联省对此早有准备，改革农业生产，大力投资工业。从归来的那一刻起，从国内，到美国，再到安庆，我们兄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想而知，联省从欧战中获得的收益，必然会超过日本。要我会放弃？我舍不得，我怎么可能放弃？！
  这么大的利益，由不得我不低头。然，要赔款给日本，我怎么想，怎么不舒服。
  10月23日，顾维钧与日置益签署了名为《中日青岛和约》。剥去那些华丽的辞藻，核心意思有两条：日本承认中德之间的约定，日方不干涉青岛问题；中方为其间冲突负部分责任，赔偿日方损失500万元——约合日元300万。
  日本要求的赔款并不是没有依据，日本损失的舰艇，就价值超过一亿元，加之，七千余人战死/失踪，要求的赔款一亿日元，也不是没有道理。然而，联省作为战斗的胜利者，虽然还没有赢得战争，却也绝对不会按价赔偿日本损失的。归根到底，这只是象征性赔偿。
  我指示顾维钧，面子已经没有了，里子多一点儿，是一点儿。所以，对于日置益提出的500万日元的赔偿，顾维钧借口是中国赔偿，应当使用中国的货币，当然，500这个数字不错，就不用改了。生生把赔款改成了300万日元——顾维钧如果去菜市场砍价，一定是把好手。
  这段日子里，我与日置益初步达成协议，秘密约定：如果军政府能够统治中国，双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结为同盟；同时，我将给予日本贸易最惠国的待遇。
  这东西，只是个意向，没有具体的条件，双方默契于心，约定到时候详谈。
  几天后，日置益前来与我告辞。我再次请他喝茶，这次是武夷大红袍。我诚挚的对日置益的安全，表示了关心。日置益看了看我诚挚的表情，笑着感谢了我的关心。当然，日置益的笑容有点儿苦涩。
  《中日青岛和约》的详细内容，传回日本国内以后。日置益在日本国内就出了名了，可以说，家喻户晓了，无数的人声称要“讨灭国贼”。所以，日置益签约后，短期内，是不准备回国了。此次离开安庆，日置益会到北京去，接替小幡，与袁世凯谈判。我私下揣测，如果日置益不能狠宰袁世凯一刀，后果勘忧呀。袁世凯恐怕要提前签署《二十一条》了。
  在我的预计之中，《青岛和约》签署后，我将受到非常大的舆论压力。然而，《青岛和约》在议会内没有任何阻力，一次就通过了；社会舆论，也对我出乎意料的宽容。《安庆日报》就不说了，民主党的机关报，自然不会对我过于严厉。就是《申报》、《安徽时报》，对我也没有意料之中的批评。反而，觉得我干的不错，《青岛和约》是个基本公平的条约。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回过味来。现在的中国，被人欺负数十年，早就没有了泱泱大国的架子。中国人对政府的期望，是很低的，所以，我签了一个在后世，足以称之为卖国条约的东西，时人却觉得，我干的不错。只有我却对此耿耿于怀，不能释然。
  于是，不和谐的声音也就愈发刺耳了。批评的声音始终是存在的，北京、广州，以及安庆本地，都有。只是，在联省范围内，并不是舆论的主流。在北京，大肆批评的声音，只持续了不长时间——日本提前完成了《二十一条》，目前正逼着袁世凯签约。可以预计，这份条约，要比《青岛和约》严厉许多许多，袁世凯不能不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安庆彬彬有礼，很有涵养的日置益，却在北京厚颜无耻的对中方谈判代表陆成祥说：“目前的世界危机，将迫使我国采取影响深远的行动。当一个珠宝店着了大火的时候，要住在珠宝店附近的人，不去拿几个珠宝，是办不到的。”
  只有广州的批判之声不绝，大有一浪高过一浪之势。找死，还没有接受教训，看我怎么玩死你。
  1914年8、9月间，孙小山接受了田中义一的大笔款项，在广东组织了护国军，准备北伐。其时，国防军正与日军对峙青岛。所以，国民革命党内部也有分歧，广东都督陈炯明坚决不同意。因为这种种原因，北伐并没有成行——我以为，“中日之间，最终没有开战，国防军分毫未损”，也是重要原因。
  1915年年初，联省议会组织了特别法庭，根据此事，要求孙出庭受审。在孙拒绝出庭，并拒绝派辩护人为之辩护的情况下，特别法庭缺席判决孙叛国罪名成立。联省据此，要求广东政府交出孙。孙被迫出走香港，辗转前往日本——我总觉得孙与日本有勾结。
  1915年2月，袁世凯在百般挣扎过后，终于签署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说起来，北京政府袁世凯这两年的境况，可不是很好。二次革命战败后，袁世凯拟定了一个庞大扩军计划。然，北京没钱。北京政府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各地政府基本就是前清政府的延续；善后大借款到手760万英镑，合8400万袁大头，在二次革命中花的差不多了。历史上，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交通部，也就是铁路。但是，现在重要的铁路，大都掌握在联省手里，联省要从中分润多一半。可以说，北京命脉实操于联省之手，我自然不会让北京有多余的钱款整编军队。尽管我没有向北方进攻的意思，但袁是不会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的。这一年多来，北京政府是靠着关税支持，重新编制武装了12个师、16个混成旅的军队。北洋军编制人数少，一师仅一万二、三，一混成旅六千多，总共不过二十四、五万。然，关税不是控制在我手里，就是控制在英国人手里，洋主子的脸色很难看的。
  强迫国会选举自己成为总统后，袁害怕国民党与联省勾结，迅速解散了国民党。只是迫于联省的威胁，袁没有解散国会。但由于国民党议员被免职，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已经陷于瘫痪状态。然而，没过几个月，袁又后悔了，联省与国民党闹翻了。
  再后来，日本在青岛没有达成预计目标，便把注意力转向了东北和北京政府。日本用支持称帝来引诱袁世凯，提出了企图独占满蒙的《二十一条》。客观地说，袁世凯此时是极需要外国的支持的，袁世凯也是很想称帝的。但《二十一条》实在太苛刻了。袁试图在外交上做出努力，形势却已经不同了。
  1914年年中，日本的财政状况十分糟糕，欧战开始后，贸易中断，更是雪上加霜。这时候，各国的一致要求，是日本政府无法不加以考虑的。然后，国防军的大阅兵，在日本引起了很大轰动。日本对中国的情况是最关心的，中国是它唯一可能的殖民地。日本报纸连篇累牍，对阅兵和演习进行了跟踪报道。稍后，欧洲庞大的农产品和军用物资需求，使日本的财政状况大有好转。日本政府却限于自身实力不足，不得不与我和谈。而北方的情况则是另一个样子，北洋军的装备、训练、士气，都远不如国防军，其实力不足以为依靠。而欧洲各国又深陷战争，无力做外交之外的干预。此时此刻，唯一的办法，就是国防军北下。这样的情况，却是袁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的。
  迫不得已，袁世凯就把条约内容泄露给报纸，想借用舆论的力量。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全国上下是一片反对之声。这时候，日置益又强硬的要求袁世凯，限制反日言论。于是乎，袁世凯不得不限制北方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