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并后，我担任理事长，张骞、谭延闿、武炎康等人担任理事，王博文任秘书长。
  趋炎附势，是人的天性。尽管民主党要求多多，但谋求加入者仍遍布东南。于是，民主党成立了几个外围组织，如中国青年会，来剥削，呃，不对，是培养众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奉献精神^o^。
  战事结束后，军政司统计了统计战果，对牺牲和残疾军人加以抚恤，鉴别处理俘虏。此次作战，我军伤亡5731人，其中死亡837人，重度残疾371人；北军伤亡2万人上下，俘虏18266人。我厚加抚恤，士兵的最低抚恤金为320圆（8圆/月*40），其孩子还减免一切教育费用，并享有教育津贴。但再多的抚恤金，也无法抚平丧失亲人的伤痛。我举行了盛大的葬礼，祭奠死者，安慰生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令人开始设计建造英灵殿，以祭奠为国战死者。
  军政司统计战果，该立功受奖的，就立功受奖，该晋升军衔的，就晋升军衔，该撤职查办，就撤职查办。自然，在这样一场大胜利中，最后一种人，少得可怜。
  战后分析会是惯例，不仅前线指挥部，战后要进行总结分析，并向上级报告；参谋司也进行了战后分析，分析在战斗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在训练中改进，哪些手段有效，哪些手段需要改进，等等。然后，再结合前线指挥人员的报告，来进行调整。同时，这也是对前线指挥官的评估。所以，没有人会在战后分析上，不认真总结，或者意图蒙混过关。军需司则对战斗中损坏消耗的武器弹药，进行修理补充，以及更换适合的装备。
  参谋司就是参谋部，和军政司、军需司，并称三总司。三总司负责所有部队的一切军事问题。除了军费开支、部队整编、高级军官任免、开战与否等关键性问题，需要报到我这里，进行审批，其它都由三总司负责。如今的安徽军政府机构猛增，现在已经有十七个司了。像水利司、邮政司、电力司、农林司、卫生司等等。水利司长是张骞，目前主要工作为淮河治理二期工程，也兼顾各地的水利设施评估——湖南的有些地方很危险，有些堤坝情况严重损坏，现已开始维修。现在的问题，还是在于人才，懂水利，懂测绘的人还是太少，而中国需要测绘的地方又那么多。此外，还需有大批的地质勘探人员——新成立的矿业大学，享受师范、农林的待遇，免学费，有补贴。
  一鼓作气，跑到日本、香港和东南亚的革命领袖孙小山等人，也已经得到了确实消息，陆续回到了国内。回来一看，老母鸡变鸭了，众人都极为不满，大事攻击我如何如何。我也不做理会。权力之争，就是这个样子，在哪里都不会比马克·吐温的描述更好。民主党得势，有的是笔杆子，吃不了亏的。
  戴季陶来到了安徽，也加入了民主党，我亲自推荐他担任副秘书长。戴还是年轻，名望也不够，要不然，我就推荐他作理事了。不过，这样也好，骤得高位，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人是有天份的，戴季陶不愧是天才理论家。他迅速将民主党纲领整理成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言之有物，很有说服力。
  理论体系的基础是“民主”，核心是“中国利益”和“民众利益”，最低目标是“把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最高目标是“重现汉唐之荣光”，最高目标是保密的，除了核心成员，是不知道目标有高低之分的。具体内容有“推动中国独立自主”、“发展中国经济”、“建设中国工业基础”、“普及教育”、“司法独立”等等，一共二十五条。整个理论体系的每一步都是切切实实的工作，也都是可行的，连实现的时间，先后顺序都有阐述，简直就是一副蓝图。虽然，它远比我的设想要保守，但一切都是切实可行的，看了以后，给人以非常大的鼓舞。好似按部就班，你就可以救中国，中国就能强大一样。
  “民主”这东西，在我眼里只是个工具，如何实施，还要具体分析。但无可置疑，“民主”对普通民众有很大的诱惑力。民主党的纲领，也算是顺应时代潮流。所以，尽管中国青年会等外围组织，要求很高，从事的也多是扫盲班、爱国宣传、卫生宣传、慈善活动等等无偿的义务劳动，参与的人员仍然很多。理想主义的青年一代，真是不错，热情洋溢。中国青年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股热情保持下去，将此类活动组织化、日常化。
  与此同时，我宣布了《货币管理办法》，除安徽票和银元以外，其它货币都不能用来交税和流通。并且想回收铜钱和铜币——这遭到了反对，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人民币最小面值是五角，会带来多少不便——现在就是这样，一分钱可以换成三十文铜钱，三分钱一斤大米，铜钱废了，我想买个烧饼怎么办？所以说，还要考虑考虑。当然，铜币和铜钱，最终还是废除了，中国太缺乏铜矿了。财政司决定印一种币值更小的纸币，称为厘，计有一厘、二厘、五厘三种。现在，安徽票有四种单位，厘、分、角、圆，均为十进制。买个烧饼，给四厘钱好了。
  制度制定了就得执行，联省的执行情况一向不错。这是因为联省对执法人员管理很严格，如有行为不端，很容易被免职的，严重的还会被追究责任。而且联省重视举报者，不仅重金奖励——奖金由罚款中来，通常为罚金的50%。并且设置有许多免责条款。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大额行贿受贿，他会受到严厉惩处，起码被判监禁1~3年。但是，如果他举报了，多半只不过上交贿赂而已，会免于追究刑事责任。这种情况下，谁举报，谁没事，谁不举报，谁倒霉，此类的违法行为也就少了许多。自然，腐败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我只是想把它限制一定程度而已。
  如有违反《货币管理办法》者，使用的非法货币全部没收，并处以1~3倍的罚款——罚款的一半会被重奖给举报者。制定该办法时，我其实是想收回货币发行权，但是，军政府还得罪不起洋鬼子。所以，说法委婉一些儿，暂时只管中国的银行和钱庄——百元以上的银票，类似支票什么的，另行规定。等到我翅膀硬了，哼哼。
  正文 第29章
  民国三年（1914）年初，我向联省宣布：用五年的时间，普及教育。
  拖这么长时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钱我倒是还有，就算没有，也可以发行债券。以我的号召力，卖个一二亿还是有可能的，阿庭买个三五亿也不成问题——不要以为阿庭吃亏，兴华银行代理军政府货币发行，等于政府与兴华银行同时拥有货币发行权。按40%的含银量，也就是说，我有四圆银元，就可以发行十元安徽票，而且1：1通存通兑——阿庭也一样。所以，阿庭捐多少钱，也不吃亏。民众也不吃亏，虽然承担了风险，但只要我一直胜利，民众也不会吃亏——什么？你说失败？怎么会，我不会失败，绝对不会！我是主角呀——你说万一？万一，万一失败了，那我就跑路了，哪还管得了那么些儿。
  咳，一不小心，把真话说出来了！
  回过头来，还说教育。教育的问题在于，我没有那么些人。安徽普及教育，小学共需教师12万人，初中减半，也要6万人——现在普及教育，不分男女，强制普及小学、初中教育；高中的公立学校只能接受五分之一的学生，其中大半还是相当于高中的职业技术教育；公立大学只能容纳十分之一的高中毕业生——不含职业高中毕业生。
  这就不少了，欧美等先进国家的教育还没有到这个水平。而且，教育是全社会的问题，公立教育应该，也只应该解决少部分高等教育问题。也就是说，为贫困家庭出身的人提供一个上学，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改善贫困。当然，如果你考不上大学，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怨不了别人。自然，你也可以考私立的学校，虽然教育条件差一些儿，学费也高，但现行学制都是仿欧美的学分制，多花几年时间打工，也就念下来了。
  以上种种均是规划，就连安徽省也尚未完成。除小学教育普及完成，其它部分预计在本年内，才能完成。到时候，安徽教师总数——不包括私人学校，将会超过20万。
  现在，要普及教育的是山东、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七省，都是富裕之地，人口大省。从刚刚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需要的教师数量巨大，总数当在一百万以上——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中国的知识分子数量有限，也不可能都堆到教育上。
  所以，我近期的目标是，每省建立一所公立大学，在城市，以及中心村镇建立学校，两年内满足一半适龄儿童上学的需要。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土地村有”的农村改革上。有安徽的例子在前，地主的反抗不那么激烈了——在安徽改革时，许多时候不得不强制执行。哦，这么讲也不对，法院接到“控告政府侵犯私人财产”的诉讼多达上百起，汗！也许我应该说安徽的司法独立做得不错，民众的法律意识提高了。哎，看到别人挣钱了，一个个都跟乌眼鸡似的。我都宣布：“土地村有”的地主投资工商，按出资比例免税两年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了，还想怎么样？
  我也知道，此事合法性在两可之间。然而，我更清楚，在东方的道德观念里，此事是合情合理的。法律的制定和执行，自然会随着不同文明的世界观、道德观、风俗习惯等不同，而不同，这是没有高下之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