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阿庭，在将一切工作处理差不多以后，阿庭就回美国了。
  我曾偷偷地笑话他：“想媳妇了。”
  阿庭就厚着脸皮说：“Of couse！想得厉害呐！”
  阿庭已经是个成家立业的男子汉了，这样的打击，早已经失效。然，美国那里很重要，不能长久的离开人，我们只好开开老玩笑，减少一点儿离愁。
  随后的事情，出乎意料的容易。后来想想也是，海军一战失利，还可以说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海军两战皆北；南京北军二日崩溃，上海三日易手，不仅震惊中外，也给北军以极大的震撼。我军装备火力还在二战的日军之上，官兵训练有素，取得这样的战果也没什么希奇的。
  天上有飞机监视，安徽有重兵把守，五万余国防军分兵两路，驱赶着冯国璋部顺江苏撤退。说是重兵，其实只是在重要地域设一二个营而已。他们的任务，以防守拦截为主。以国防军的火力，依托坚固的工事，也足以防守相当一段时间了。
  冯国璋是个心高气傲、聪明能干的人。自然不会就这样听天由命，也曾试图伏击、反击。然，解放军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所以，国防军也很重视侦察兵（特种兵）。冯国璋部的试探反击，参与人员多了，就会被提前发现，在大量机枪的集中使用下，完全是场屠杀；参与者少了，又不足以给国防军造成严重杀伤，国防军的报复，也是严厉的。
  冯国璋虽然气的吐血，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形势比人强——国防军的火力训练，给冯国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远不是北洋军可以比拟的。北军被押着，一路撤退——我通电声称“中立调停”，谴责“北军暴行”，要求“北军撤离南方”，并不积极进攻。冯国璋几次试探后，就明白了，国防军确实像宣传那样“无意消灭北洋军”。即使，冯国璋怎么也想不明白我有什么阴谋，却也不会自寻死路。冯部老实了不少，冯国璋再生气，也不会来刺激我。真打起来，我可不会手软，国防军的命更重要的。冯部反击时，死伤很惨重的。
  三极管、真空管的作用，我和阿庭都知道，但怎么实现就只有天知道。尽管阿庭投入了大量资金，现在也不过刚有样品，尚未投入实用。所以，电台仍然庞大而沉重，还无法装上飞机，联络只能从飞机上扔下红色的钢制信息盒。飞机把轻机枪带上了天空，但还未解决与螺旋桨的互动问题，所以，机枪是向后发射的，准确也很成问题。冯如正与人努力想把炸弹装在飞机之下，但进展不大——也许我应该修个风洞——我也与冯如提过一回，他也很感兴趣。但实在太贵了，我还下不了决心。
  总的说来，现在飞机没有什么攻击力，主要用于侦察。我只增加了一个撒传单的任务，宣传国防军的待遇，安徽的政策——“义务教育，村有土地”、“人人有饭吃，个个受教育”、“缴枪不杀”等等，指出北军行事的错误——“谁无父母，谁无亲人，今日行战乱于南，安知日后不行于北。……”，宣称“国防军中立调停，北军北返”、“政治问题，政治解决”等等。
  新军的教育水平都比较高，都要求识字。所以，除了民国后招募的，素质没有保障，基本人人识字。冯国璋很是头大，命令收缴传单，严禁私藏。但安徽的飞机不光白天撒，有时，黑天也撒，这就防不胜防了。加之，现在被国防军跟在后头，打又打不过，又不敢快速行军，北军士气极为低落，加之，知道国防军不想赶尽杀绝，更起不了拼死之心——传单宣传“中立调停，北军不挑衅，徐州的国防军就不会进攻”。
  江苏这边客客气气地把冯国璋送出，战事告一段落。至于，老冯一离开江苏境内，国防军的监视，就咳血症加重，卧床不起，那就与我无关了。我虽然限制冯部转向山东，那也是好心不是。督理山东军务的北洋军第五师师长靳云鹏在南京被俘。山东全无抗力，冯部就剩下一万多人，要是转入山东，也不能抵挡我，还得撤离，我也是好心，免得冯国璋再次跑路。我安排好驻军，以及山东、江苏军队的整编后，拜访了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参，希望双方继续以往的友好合作。马尔参委婉地表达了，愿意出兵帮助于我，愿意支持我统一中国，我自然是大义凛然地谢绝了——拉倒吧，求我，我都不想打，还想用这在我身上捞好处。随后，命汪道铭处理山东江苏的军务，我则率军返回了安徽。
  江西的形势则完全不同，一来段芝贵的指挥能力差远了去，二来我有令在先，对张敬尧部务必歼灭，予以严惩——做事要有始有终，既然以“北军暴行”为借口，就尽量使其圆满。所以，王泽率第二师主力，在水军配合下，进攻湖口。余程万率第四师主力向北，进攻南昌。当时，江西有第二、第六师，张敬尧是六师十一旅旅长兼南昌卫戍司令。王泽和余程万无论是兵力、士气、训练、装备都占优势，情报和地形也不落下风。以不大的伤亡，在九月，平定了江西。并在南昌召开了公开审理大会，犯有杀人、强奸罪行的北军官兵，在审判后，尽数处决，张敬尧也不例外。至于，在一座刚被洗劫凌辱的城市里，审理北军，是否公正。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但这不是本故事的重点。我唯一可以说的就是，被提起公诉的北军官兵，仅有三人证据确凿，被无罪释放，其它人等均被处以极刑。
  此举一行，江西人心尽服。也是北军过于残暴，进入南昌，便公开劫掠财物，奸淫子女，第一日南昌就横尸1000余具，尤以张敬尧所部为甚。南昌人生吃了他的心都有。
  后来，在高剑峰的强力要求下，我命其率近卫旅进攻九江，初时李纯部尚踞险而守。随着，陈士诚率第五师和第三师主力攻入湖北，李纯部军心动摇，我军趁势猛攻。待江西第二师北上，李纯见势不妙，遂率部遁入湖北。九江光复。但袁世凯不甘失败，又严令河南翼军赵倜率部进入湖北参战。
  赵倜所部先是奉命支援冯国璋，然而，隐龙社收买了河南的土匪，大规模破坏铁路。
  河南一向以民风彪悍而闻名，河南的“趟匠”世界都知名。后世研究“白狼”的文章，中外都有不少。而这“白狼”现在正横行河南，是趟匠中势力最大的一股。
  白朗(1837～1914)又名六儿，字明心，河南省宝丰县张八桥乡大刘村人，农民出身。“性豪爽，善驭人，疏财仗义”。清末，豫西连年干旱，绿林蜂起。民国后，河南都督张镇芳又刮地三尺。有句老话“穷山恶水出刁民”，其实，人活不下去，自然就变刁民了。白朗趁势而起，又有一定的纪律，很快就称雄豫西宝丰一带，并在与官兵的较量中，发展壮大到数千之众。二次革命中，孙、黄眼见其势力壮大，遂派人联络，给予支持。
  于是，白朗将口号由“打富济贫”改为“扶汉讨袁，反对专制，拥护共和”，自称“公民讨贼军”。九月，白朗军破湖北重镇枣阳，歼灭守军五百多人。
  我对土匪没有什么好印象，其中好人寥寥无几，白朗算是其中的矫矫者了。然而，这样的好人也只是做孽少而已。我命令陈士诚防御河南的土匪，主要就是指白朗军。但只是利用一下的话，我倒不反对。隐龙社的人员，来源复杂，渠道很广。七月初，收到命令后，很快就与河南众多的土匪联系上了，喜欢钱的，就给钱；喜欢枪的就给枪。各杆子划分好区域，只要破坏了铁路，几天内，就有人付货。短短两个月，河南铁路就被破坏的一蹋糊涂。我不得不赶紧叫停，“这都是钱啊！”，我在心里发出了类似守财奴的悲鸣。破坏容易，建设难，现在都破坏了，将来我还要重建，花的可都是我的钱。
  我如何心痛国家财产，姑且不提。驻军河南的翼军可倒了大霉，铁路全面瘫痪停运，行军光靠两条腿，未待其到江苏，胜负已定。冯国璋部已经先撤退到河南了。
  冯国璋回到河南后，就重病不起，所部不足两万，皆士气低落。北军全面溃败，流言满天飞。此时此刻，赵倜又奉命支援湖北。当时的新军，说是新军，不如说是私军——就是安徽新军也一样是我的私军。“有枪就是草头王”，赵倜自然也想保存实力。现在的局势不定，如果北洋军失败，赵倜当然不会为之陪葬。加之，土匪破坏铁路，有这样合适的借口。于是，赵倜部一天行进不过三、五十里。未等到湖北，黎元洪都被撵出武胜关了——武胜关位于河南与湖北的交界处。其后，各国公使出面调停，战事遂于11月初结束。
  稍后，我又借口北京无力平息河南的匪患，表示愿意出兵，还河南一个朗朗乾坤云云。我虽然只是作个姿态，来打击北京袁世凯的威信。河南的穷困是出了名的，我对这么大的一个包袱，是不感兴趣的。只是袁世凯以“安定中国非袁不可”而闻名于世界，我自然要在这里打击一下袁的声望，以备将来。但北京的反应就很紧张了，袁世凯迅速调集了近十万大军开赴河南剿匪。至于，袁有没有其它的意图，我想一定是有的。然始终无机可趁，双方保持了“冷战”的状态。
  我对袁声望的打击，多少有一些效果。当然，也不排除德、美、日三国有其它企图。三国分别暗示我，可以支持我成为中国总统。如果，我有意的话，接下来，就是与各国谈条件了。但我实在无意于此，于是，就高唱着“民主”、“和平”等口号，婉言谢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