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民生党据有绝对优势，可是在宋教仁的努力下，仍然得到了九个议席。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国民党共占了392席，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在两院中也只223席，加上民生党的31席，也不过254席，也就是说国民党有绝对票数可以影响参、众两院。
  我不得不考虑，在将来的选举，我是否能胜过宋教仁，赢得大选——我一点儿把握也没有。权力场上，容不得半点儿软弱。而我是不能失败的，总统制只需要一个领袖。来到这段历史中，我最大的本钱，就是眼光，智者不过是有过人的眼力，能见人所未见，“振兴中华，舍我其谁”，我深信自己会做的更好。我将来要做的事情，宋教仁一定会反对。现在救了宋教仁，要是将来再想方设法谋杀他，可就成了大笑话。
  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救下宋教仁。中国的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何况民主这东西，我并不很了解，需要有人拾遗补缺。说到底，我是想到办法了，不然，我才不会给自己留下后患。我曾看过一个故事，大意为：世界上什么神的力量最厉害？答案是，制定规则的神——我只要制定一个有利于己的规则就可以了，自然看起来要公平合理。
  我命令隐龙社注意宋教仁的安全，并且派了两个好手，以霍元甲弟子的名义——确实更霍元甲习过武，保护宋的安全。我不担心南北方打不起来，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而袁世凯就是借责任内阁迫使清廷让国的。现在袁世凯做了总统，遂把责任内阁制度当做了洪水猛兽，打起来是一定的。
  民国2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宋腿部中枪，子弹有毒，伤到了腿骨，但没有生命危险，刺客武士英当场被擒。第二天，主使者应桂馨在家被捕，矛头直制袁世凯，舆论一片哗然。随后，国民党有意法律解决。但是，袁世凯却已经决定要彻底解决国民党。于是，不顾国民和议会的反对，以盐税为抵押，达成了条件极苛刻的借款协议——借款2500万英镑，然袁实际到手不过760万英镑，而到期归还本息竟达6789万英镑。
  其间，袁世凯为对抗国民党，支持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于5月29日在北京召开大会合并而成。到会者1500余人。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伍廷芳、孙武、蒲殿俊、那彦图、王赓、王印川为理事，张謇、冯国璋、蔡锷、汪大燮、熊希龄为名誉理事，党内实权为梁启超、汤化龙等掌握。
  与历史略有差异，张謇没有参加此次大会，对合并也不关心。此时，张謇正忙于淮河治理一期工程的后期工作，并为二期工程做准备。对张謇来讲，没有比治理淮河更重要的事情了。
  “宋案”发生以后，孙中山立即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召集紧急会议。他提出“非去袁不可”，主张马上兴师讨袁。宋教仁认为民主宝贵，主张法律倒袁，黄兴则认为“南方武力不足恃”，也主张法律倒袁。由于国民党内部意见不统一，武力讨袁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没有采取有效的实际行动。善后借款一到手，袁世凯就让赵秉钧称病请假，指定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组成“战时内阁”。接着，袁世凯连下升命令，免除国民党入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并派北洋军南犯。在孙中山的动员下，李烈钧于7月1日回到江西湖口，成立讨袁军，宣布江西独立，向进驻九江的北洋第六师发动进攻，拉开了二次革命的战幕。
  1913年7月5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招集旧部，宣布独立，发表讨袁檄文，随后，黄兴在江苏南京起兵响应。广东、福建、湖南等南方几省，相继宣布独立。这就是“二次革命”。国民党联络了我，希望取得我的支持——本意是希望我出钱，张孝准这回可不好使，被我直接拒绝了。我建议他们法律解决，现在主持国民党工作的孙黄二人，自然没有结果。宋教仁带伤坚持党务工作，腿伤再次严重起来，听说，搞不好要截肢的——谁叫他不配合保镖的保卫工作的。
  同盟会一向无组织无计划，改组成国民党后，算是有了组织。但是，没有计划的习惯仍然保留了下来。讨袁军仓促上阵，孤立无援，连国民党的多数议员都还在北京留恋议席，因此这场革命很快就遭到挫败。在江西战线，北洋第一军于7月25日占领湖口，8月18日占领南昌。在江苏战线，讨袁军于7月16～22日间在徐州地区与北洋第二军和张勋所部会战失利，直退南京。上海讨袁军进攻北洋军驻守的制造局屡攻不克。其余各省动员起兵迟缓，湘、粤、闽北援之师迟迟不发。7月28日，黄兴看到大局无望，遂离宁出走，讨袁军全局动摇，各地相继取消独立。
  安徽国防军此时此刻早已整编完毕，其第1、2、3、4师均是训练一年以上，官兵训练有素，只有新编第五师训练时间稍短。8月中旬，安徽国防军大举出动。
  现代战争是不可能没有预兆的，安徽在“二次革命”爆发不久，就进行了动员。但是，在开战之前，还是有许多迹象流露。战争爆发后，湖北黎元洪倒向北方，安徽宣告中立自守，但发了许多通电，呼吁双方保持克制，停止内战。这些电报看起来，不痛不痒不起作用，许多人看了就一个感觉——“董正朝是谁呀？装什么大瓣蒜”。现在，都明白了。安徽国防军打着“中立调停”的名义，向北军发起了猛烈进攻。
  此外，7月安徽民生党总部以隐晦的语言和方式，通知在北京的27位民生党议员及其它安徽议员离开北京，返回安徽。开战前两天，遍布东南的兴华银行分理处，突然停业——不过，战争一开始，兴华银行就开始收缩各地分理处。而且，各地分理处很少保持现金，人一撤就停业了——仅租界内的分理处继续营业。这样一来，自然不可能保密，袁世凯很快得到了消息。但是，北洋一系从来就没有重视安徽。哦，这么说也不对，袁世凯想把我调到北京失败后，就没有做什么小动作，对我也有些顾忌。只是觉得安徽军还不是北洋军的对手，我又胸无大志，鲁莽冲动，安徽与南京的关系更不好，暂时还不会与北京翻脸。前一阵，熊凤凰（熊希龄）来电要钱，从我这里拿了五十万元，所以，安徽与北京关系尚可。
  安徽新军只有一个混成协，不到六千人，其他都是在这一两年招集的新兵，士兵数量及安徽购买武器的过程又一直保密——那时候，安庆不断有机器金银运抵，经常码头戒严，运输全部由军队进行。而新兵的招募，完全由新军负责。三总司的人员入选十分严格，又有隐龙社的监视调查，保密工作不错。袁世凯觉得安徽战斗力、武器装备不错，但也有限，还不是北洋军的对手。虽然号称“十万”，但总兵力估计也就五六万，能打的有个一二万人就不错了——这还得算上在南京招募的老兵。所以，袁世凯只是在盘算，战争过后，怎样想方设法，把安徽这个富裕之地拿到手。
  安徽的建设日新月异，安庆的主要马路都是水泥路，垃圾处理及下水管路系统完备，大部分城区都通了水电，2分钱/度的电价让大多数人家都能用得起电灯。毕竟，安庆电灯厂的光明牌35W灯泡，每月一般有1角钱也就够用了。对享受义务教育的父老来讲，孩子们的学习更重要。边远农村的电费在4~6分钱，也有一少部分人员使用电灯。想必来年丰收后，家里有了点富余，用的人家会多一些儿。现在，德国公使和我相处不错——洋鬼子更注重实力，其实我也一样——曾说“有十年时间安徽足以匹敌一些欧洲强国”。我也知道，公使指的‘欧洲强国’是不会包括德法这样的国家——若没有欧战自然如此。
  此时，安庆大米每斤约0.03圆，猪肉每斤约0.12圆，食盐每斤0.02~0.03圆；普通人家月收入多为4~7圆，警察6~8圆，义务兵4~6圆，普通办事员12~16圆，小学教师20~25圆。因为，军人有各种补贴，相对而言，比警察收入高一点儿。仔细一点儿的战士，甚至每月可以不花钱，或者花上二三角也就够了。同期北洋军士兵的收入只有四两——5.5圆，没有补贴，还要负担自己的伙食。
  安徽新军一向有‘同情革命，看不起同盟会’的传统，安徽国防军理所当然的继承了下来。北军进入江苏、江西后，军纪又很差，国防军很有些同仇敌忾的样子。其后，北军进逼南京，很多人觉得大局已定。北军与国防军的磨擦，突然间多了起来。国防军仗着装备和训练的优势，占了便宜。可打仗没有不死人的，‘占便宜’只是死的少。国防军死了弟兄，对北军很是衔恨。此时此刻，一经动员，顺理成章地对北军发起进攻。
  北军几次可吃了大亏——也不想想国防军的装备，知道国防军有重兵把守，只得暂时忍耐，都想：“早晚要收拾你”。没有想到国防军先打了过来。
  国防军的战略决策，有些儿难产。我召集了蒋百里、陈士诚、汪道铭和韩铁，一起商议对策。现在的麻烦，主要源于安徽的位置。安徽位于华东腹地，跨长江、淮河中下游，东连江苏、浙江，西接湖北、河南， 南邻江西。这样说吧。安徽恰好在北方到南京的直线上。现在，北洋段芝贵的第一军，辖王占元第二师、李纯第六师在江西，冯国璋的第二军，辖第三、第四、第五三个师也投入对南军的进攻，此外还有雷震春的第七师和徐宝珍的江苏第四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