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作者:白竹猪 更新:2021-11-25 10:35
对了,我这里新到了几台无线电台,一会儿,你们也领两台,我在给你们配几个人使用电台。”
这一说,就有点热闹了,电台大家都知道,但看到过实物的人不多。
这无线电台在国内还很少见,但在国外已不是什么稀罕物,只是体积很大,但通讯效果尚可以。阿庭虽然不会编密码,但汉语拼音现在可没有,只是要教人普通话,阿庭可费了不少心思。这次,阿庭一共送回来十台电台,但也只有六个可信的人教会了会普通话和汉语拼音,会收发报的倒有不少。然后,电报经过两重编译,一重密文,一重拼音,基本没有被破译的可能。这也就是临时用用,不可常用的。
准备就绪,两人率军出发了。我开始派人贴出安民告示,并到咨议局通知议员开会。
咨议局在历史上是个很重要的组织,在辛亥过后,各省的权力多由咨议局掌握,只有少数省份被革命党控制。我想了想,还真没想起安徽咨议局做过什么,似乎曾有个议案,也想不起内容了。一来,安徽巡抚恩铭是个开明的人,本人支持立宪;二来,安徽咨议局没有什么有影响力,或者说活动能力很强的人物。所以,安徽咨议局存在,是存在,我印象却不深。但是,因为如此,就以为安徽咨议局无关大局,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能进咨议局的,都是地方上有名望的士绅,或者有钱,或曾为官。可以这么说,咨议局的意见,代表的就是地方势力的意见,不可小视的。想想辛亥以后,那控制地方的,可多是咨议局的,你就清楚其中的厉害了。我现在可得罪不起咨议局,起码在初期,还要与咨议局搞好关系。
我正回想有关咨议局的种种事宜,一个人冲过来,抓住我,急不可耐地连声问我,“崇文,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搞的什么把戏?”我一看,是严复这老先生,难怪卫兵会拦不住他。
于是,我就面带微笑,铿镪有力地说:“革命啦!响应武昌起义,响应时代的号召,我决定起义。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奉献一切!”
严老先生呲之以鼻,这位是这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之一,自然不会相信这些鬼话。我心情舒畅的看着严老先生,却不理会他的催问。这老先生自上回学潮中被人指责吸鸦片,一狠心就把鸦片戒了,这两年身体健康不少。我又提起老话,“看看这身体多好,要不是我你能跑这么快。”
“戒鸦片”是件极辛苦的事情,严老先生知道自己没有那种毅力——以前戒过,就找到了我,我自然满口答应,为严复进行了全身检查,并准备了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医疗条件,然后,我在面对他的“苦苦哀求”,却“铁石心肠”,坚决的控制鸦片的量,直到完全戒除。但这老先生一点儿也不感激我,反而说我不够朋友云云——主要是我多次私下里打趣他,锻炼出免疫能力了。
今天,严复没有心情和我扯这些儿,问我,“恩铭你怎么办?”他们相处也不错。我说:“还能怎么办?过两天,我派人送他去上海租界,避避风头。”
严复松了口气,“这就好,这就好。”然后,我分析了局势,说明我起义的用心。严复倒很理解这些儿,满清气数尽了,大家总要有个打算,便打趣我道:“没看出来,这还冒出一个革命元勋。”我脸皮不是一般人能比的,自不在意,“那是,我要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素质的四有军阀!”
严复去看恩铭,我前往咨议局。在咨议局里,议长窦以珏主持会议。我宣布了‘武昌起义成立军政府’的消息,又宣布安庆新军起义,成立安徽军政府。议员们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满清的确是不得人心了。我停顿一会儿,等下面嗡嗡声平息,安静下来后,方宣布了军政府的组织机构与人员任命:都督:董正朝(有没有谁有不同意见?一片沉默。安庆一切头头脑脑不是击毙,就是被抓被关,外面全是新军,谁会有意见?有意见也不会提出来);民政长为洪思亮;下设内务司(韩铁为司长)、财政司(田清泉为司长)、教育司(邓绳候为司长)、实业司(钱凤梧为司长)、司法部(伍廷芳为司长)、军政司(陈士诚为司长)、高等检查厅(杨永龄为厅长)、参谋部(蒋方震为参谋长)等机构与职位。
这个安排,是我精心组织的。洪思亮、邓绳候、钱凤梧、伍廷芳、杨永龄在安徽都是极有名望的。那伍廷芳还是全国有名,我只说派专人去请了,来不来还不一定。只有钱凤梧(董氏派驻的工业体系规划建设负责人)比较年轻,但也是安徽有名的实业家,已经开办了几家大工厂。田清泉是我的人,这都知道,韩铁名不见经传,估计也是都督的私人,不过,大家都觉得很正常,要不如此,才不正常呐!能拿出这些位子,在座的都觉得不错了——任命顺利通过。
接下来,咨议局改组为临时议会,咨议局议员改为为临时议会议员,议长窦以珏,副议长江谦。现在,如有政府职员和议会议员双重身分的,请在三日内辞去其中一职。再就是安排工作了,当了我的官,就得给我干活。议会的首要任务自然是制定一部《安徽地方自治法》——就是安徽宪法,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完善法律法规。窦议长的任务很重啊!教育司,我看看邓绳候——名单上有的人,我都通知来开会。教育司邓司长的工作是很重要,教育是我们的未来,你要安抚学生,保证学校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工作正常进行。洪民政长的工作则是安抚民心,保证安庆地区的稳定有序,禁止哄抬物价,物价上涨幅度不能超过一成,有囤积居奇者,没收货物及其违法所得并处以三~五倍的罚款。此次任职,为暂时任命,如有不合格者仍会免职,各为要努力尽职。各司可以设想一下下步的工作计划,需要人手,也可以推荐一些儿合适的人选,但要注意,推荐人选必须是有能力完成工作,并且没有贪污等劣迹的。
最后,我读一篇文章,作为我的施政纲领。全面阐述了我对安徽的构想:
文章的标题为《我有一个梦想》。
“我曾经看过许多书籍,也到过很多国家。在那里,我看到华人,受到了太多的屈辱和不平。我不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堂堂中华,炎黄血裔,礼仪之邦,天朝上国,为何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在这回忆了先辈的光荣和近来所受到的屈辱,讲述了八国联军,讲述了日俄战争和那许许多多的不平等条约)
形势危急啊!长此以往,列强愈强,我国愈弱,只怕不出几十年,我们就要亡国灭种了。在座的各位都是有学识,有智慧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是要一代代的在这里生活下去的,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
也许有人说,谁来了我都交税纳粮,与我有什么关系?
糊涂啊!八国联军进北京,有多少人家破人亡。蒙古人统治的时候,我们汉人的命就值一头驴,难道说,现在的外国军队来了,还能会有好?在上海的租界公园,那里立了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难道我们的子子孙孙,就要象狗一样的活下去?
有人说,我们可以到国外去。笑话!在自己的国家都被人欺负,到了别人的国家里,难道会得到更好的对待?‘拒用美国货’大家都知道的,不就是因为华人在美国受歧视吗?国家衰亡,国人自是会遭受屈辱。
所以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切实关系到我们自己,以及自己子孙后代的大事,我们不能不为之努力。
兴亡关头,吾等当变革求存。当今世界,共和与民主是发展趋势,我也认为是好的。共和与民主的的好处,我就不说了,有太多的人在说,在座的列位也都有所了解。我只提一个问题,是不是‘共和与民主’了,中国就能富强?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从民主的实施上讲,中国与西方是不同。中国的社会建立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基础之上;而西方则相信‘人生来是有原罪的’。所以,中国的社会体系是以‘道德’为核心的,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法律’核心。这法律是量化的,而道德是无法量化的。举个例子,如果修路,需要征用某先生的土地,大家决定民主一下。是无偿征用,还是每人补偿某先生十圆钱?我想:如果有人愿意出头,‘无偿征用’也是很可能发生的。但是,如有法律限制的话,那就必须补偿某先生了!我们能讨论的只是补偿多少的问题。所以,要实现民主,还要建立一套相对而言,公平完善的法律制度。
而民主又牵涉到民众的学识、见识等方面素质。在欧美,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识字,十个人就有一个完成中等教育,而在中国,这个比例要下降十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操作的好,就算是全民投票,民众选择‘帝制’,也是很有可能的!
这是理论上的问题,从现实来看,我们用的是什么?洋枪洋炮!用什么生产?洋机器!
这就决定,我们没有办法与列强相抗争——我们是软弱的,再富也不强。我们是可以买武器,但是,那是平时!是少量的!是昂贵的!而且,卖给我们的武器也绝对不会是最先进的,并且带着种种苛刻的条件。
……
说了这么多,我们落后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到底在哪儿?
考虑再三,我觉得大体说来,有以下问题:
一,教育。我们的教育落后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这一说,就有点热闹了,电台大家都知道,但看到过实物的人不多。
这无线电台在国内还很少见,但在国外已不是什么稀罕物,只是体积很大,但通讯效果尚可以。阿庭虽然不会编密码,但汉语拼音现在可没有,只是要教人普通话,阿庭可费了不少心思。这次,阿庭一共送回来十台电台,但也只有六个可信的人教会了会普通话和汉语拼音,会收发报的倒有不少。然后,电报经过两重编译,一重密文,一重拼音,基本没有被破译的可能。这也就是临时用用,不可常用的。
准备就绪,两人率军出发了。我开始派人贴出安民告示,并到咨议局通知议员开会。
咨议局在历史上是个很重要的组织,在辛亥过后,各省的权力多由咨议局掌握,只有少数省份被革命党控制。我想了想,还真没想起安徽咨议局做过什么,似乎曾有个议案,也想不起内容了。一来,安徽巡抚恩铭是个开明的人,本人支持立宪;二来,安徽咨议局没有什么有影响力,或者说活动能力很强的人物。所以,安徽咨议局存在,是存在,我印象却不深。但是,因为如此,就以为安徽咨议局无关大局,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能进咨议局的,都是地方上有名望的士绅,或者有钱,或曾为官。可以这么说,咨议局的意见,代表的就是地方势力的意见,不可小视的。想想辛亥以后,那控制地方的,可多是咨议局的,你就清楚其中的厉害了。我现在可得罪不起咨议局,起码在初期,还要与咨议局搞好关系。
我正回想有关咨议局的种种事宜,一个人冲过来,抓住我,急不可耐地连声问我,“崇文,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搞的什么把戏?”我一看,是严复这老先生,难怪卫兵会拦不住他。
于是,我就面带微笑,铿镪有力地说:“革命啦!响应武昌起义,响应时代的号召,我决定起义。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奉献一切!”
严老先生呲之以鼻,这位是这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之一,自然不会相信这些鬼话。我心情舒畅的看着严老先生,却不理会他的催问。这老先生自上回学潮中被人指责吸鸦片,一狠心就把鸦片戒了,这两年身体健康不少。我又提起老话,“看看这身体多好,要不是我你能跑这么快。”
“戒鸦片”是件极辛苦的事情,严老先生知道自己没有那种毅力——以前戒过,就找到了我,我自然满口答应,为严复进行了全身检查,并准备了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医疗条件,然后,我在面对他的“苦苦哀求”,却“铁石心肠”,坚决的控制鸦片的量,直到完全戒除。但这老先生一点儿也不感激我,反而说我不够朋友云云——主要是我多次私下里打趣他,锻炼出免疫能力了。
今天,严复没有心情和我扯这些儿,问我,“恩铭你怎么办?”他们相处也不错。我说:“还能怎么办?过两天,我派人送他去上海租界,避避风头。”
严复松了口气,“这就好,这就好。”然后,我分析了局势,说明我起义的用心。严复倒很理解这些儿,满清气数尽了,大家总要有个打算,便打趣我道:“没看出来,这还冒出一个革命元勋。”我脸皮不是一般人能比的,自不在意,“那是,我要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素质的四有军阀!”
严复去看恩铭,我前往咨议局。在咨议局里,议长窦以珏主持会议。我宣布了‘武昌起义成立军政府’的消息,又宣布安庆新军起义,成立安徽军政府。议员们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满清的确是不得人心了。我停顿一会儿,等下面嗡嗡声平息,安静下来后,方宣布了军政府的组织机构与人员任命:都督:董正朝(有没有谁有不同意见?一片沉默。安庆一切头头脑脑不是击毙,就是被抓被关,外面全是新军,谁会有意见?有意见也不会提出来);民政长为洪思亮;下设内务司(韩铁为司长)、财政司(田清泉为司长)、教育司(邓绳候为司长)、实业司(钱凤梧为司长)、司法部(伍廷芳为司长)、军政司(陈士诚为司长)、高等检查厅(杨永龄为厅长)、参谋部(蒋方震为参谋长)等机构与职位。
这个安排,是我精心组织的。洪思亮、邓绳候、钱凤梧、伍廷芳、杨永龄在安徽都是极有名望的。那伍廷芳还是全国有名,我只说派专人去请了,来不来还不一定。只有钱凤梧(董氏派驻的工业体系规划建设负责人)比较年轻,但也是安徽有名的实业家,已经开办了几家大工厂。田清泉是我的人,这都知道,韩铁名不见经传,估计也是都督的私人,不过,大家都觉得很正常,要不如此,才不正常呐!能拿出这些位子,在座的都觉得不错了——任命顺利通过。
接下来,咨议局改组为临时议会,咨议局议员改为为临时议会议员,议长窦以珏,副议长江谦。现在,如有政府职员和议会议员双重身分的,请在三日内辞去其中一职。再就是安排工作了,当了我的官,就得给我干活。议会的首要任务自然是制定一部《安徽地方自治法》——就是安徽宪法,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完善法律法规。窦议长的任务很重啊!教育司,我看看邓绳候——名单上有的人,我都通知来开会。教育司邓司长的工作是很重要,教育是我们的未来,你要安抚学生,保证学校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工作正常进行。洪民政长的工作则是安抚民心,保证安庆地区的稳定有序,禁止哄抬物价,物价上涨幅度不能超过一成,有囤积居奇者,没收货物及其违法所得并处以三~五倍的罚款。此次任职,为暂时任命,如有不合格者仍会免职,各为要努力尽职。各司可以设想一下下步的工作计划,需要人手,也可以推荐一些儿合适的人选,但要注意,推荐人选必须是有能力完成工作,并且没有贪污等劣迹的。
最后,我读一篇文章,作为我的施政纲领。全面阐述了我对安徽的构想:
文章的标题为《我有一个梦想》。
“我曾经看过许多书籍,也到过很多国家。在那里,我看到华人,受到了太多的屈辱和不平。我不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堂堂中华,炎黄血裔,礼仪之邦,天朝上国,为何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在这回忆了先辈的光荣和近来所受到的屈辱,讲述了八国联军,讲述了日俄战争和那许许多多的不平等条约)
形势危急啊!长此以往,列强愈强,我国愈弱,只怕不出几十年,我们就要亡国灭种了。在座的各位都是有学识,有智慧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是要一代代的在这里生活下去的,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
也许有人说,谁来了我都交税纳粮,与我有什么关系?
糊涂啊!八国联军进北京,有多少人家破人亡。蒙古人统治的时候,我们汉人的命就值一头驴,难道说,现在的外国军队来了,还能会有好?在上海的租界公园,那里立了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难道我们的子子孙孙,就要象狗一样的活下去?
有人说,我们可以到国外去。笑话!在自己的国家都被人欺负,到了别人的国家里,难道会得到更好的对待?‘拒用美国货’大家都知道的,不就是因为华人在美国受歧视吗?国家衰亡,国人自是会遭受屈辱。
所以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切实关系到我们自己,以及自己子孙后代的大事,我们不能不为之努力。
兴亡关头,吾等当变革求存。当今世界,共和与民主是发展趋势,我也认为是好的。共和与民主的的好处,我就不说了,有太多的人在说,在座的列位也都有所了解。我只提一个问题,是不是‘共和与民主’了,中国就能富强?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从民主的实施上讲,中国与西方是不同。中国的社会建立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基础之上;而西方则相信‘人生来是有原罪的’。所以,中国的社会体系是以‘道德’为核心的,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法律’核心。这法律是量化的,而道德是无法量化的。举个例子,如果修路,需要征用某先生的土地,大家决定民主一下。是无偿征用,还是每人补偿某先生十圆钱?我想:如果有人愿意出头,‘无偿征用’也是很可能发生的。但是,如有法律限制的话,那就必须补偿某先生了!我们能讨论的只是补偿多少的问题。所以,要实现民主,还要建立一套相对而言,公平完善的法律制度。
而民主又牵涉到民众的学识、见识等方面素质。在欧美,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识字,十个人就有一个完成中等教育,而在中国,这个比例要下降十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操作的好,就算是全民投票,民众选择‘帝制’,也是很有可能的!
这是理论上的问题,从现实来看,我们用的是什么?洋枪洋炮!用什么生产?洋机器!
这就决定,我们没有办法与列强相抗争——我们是软弱的,再富也不强。我们是可以买武器,但是,那是平时!是少量的!是昂贵的!而且,卖给我们的武器也绝对不会是最先进的,并且带着种种苛刻的条件。
……
说了这么多,我们落后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到底在哪儿?
考虑再三,我觉得大体说来,有以下问题:
一,教育。我们的教育落后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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