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再通过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局的临床试验，取得新药的销售许可证。然后，我以每支二十美元的价格卖给他，他再以每支加上一定的价格对外销售。虽然，我成立了一家非常有犹太特色名字命名的药品公司，并将销售权全部转让给阿庭。阿庭还是觉得不保险，决定成立一家无论是怎么看都与他，与中国人毫无关联的公司，来负责此药物的一切事宜。
  要知道，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人的平均工资是每小时0.22美元。一般工人的年收入在200美元至400美元之间，低于当时的贫困线，有90%的人是属于这样的。也就是说，在欧美也只有十分之一的人用得起青霉素。但是，我们都知道，青霉素的用途非常广泛。所以，我们商量了好久，决定这样的骂名还是让犹太人背着比较好，反正犹太人的名声一向不是很好。（首先声明：我对犹太人印象还可以，但在当时的欧美，犹太人名声不好，这是事实。）
  宣统元年（1909），安徽新建了许多工厂，阿庭在其中有十几家，包括：化工厂、日用化工厂、纺织机械厂、染料厂、化肥厂、钢铁厂、面粉厂、水泥厂、……
  恩铭这一年心情好了许多，可能下定决心，为满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抚台大人决定大力发展实业，通过华源基金会请了许多留学生，为其出谋献策，并在安徽许多地方开展了调查勘测工作。这与我无关，我只是在和张次山闲聊的时候，稍加引导，可没有跟抚台大人提过半个字。阿弥陀佛，我可什么都没做！
  宣统元年秋，我率领第62标，在安徽再次剿匪。这次战果远不如上回，战利品缴获，不足上回的三分之一。然，此次剿匪仍然沉重地打击了匪徒，许多匪徒就此离开安徽，远走高飞，不再回来——生活也太没有安全感了，还让不让人过日子？^o^
  正文 第13章
  随后两年里，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大事发生。清庭方面，无非是，上下人等施加压力，要求清庭速开国会，实行立宪，而满清敷衍塞责，大演太极功夫——居然搞出个“皇族内阁”，真是搞笑。革命党方面，则是，一次一次小动乱，要不就是内部纷争，派系斗争。
  比较有意思的是“伪民报”事件。起因很简单，《民报》被日本当局封禁时附加罚款一百五十元，逾期就要罚章太炎做苦工，而同盟会并拒绝予以救援，最后是章门弟子鲁迅等凑钱解决的，此事引起章太炎、鲁迅等人的“很大愤懑”。废话，是个人都要怒！章太炎没有找到同盟会真人PK，已经是很有涵养了。此后，汪精卫等未和章太炎协商即托名巴黎印刷、秘密出版了两期《民报》，自然更是火上加油。于是，章太炎怒而以原《民报》社长名义发表传单，大骂孙小山，又和陶成章重组光复会，双方决裂。
  你看，同盟会如此气度，怎么能够成事？无论如何，朋友在危难之际，总要帮上一把。一百五十日元而已!何况，这个朋友还帮助过自己。所以，孙小山革命始终不能成功，也是自有缘由的。
  其实，我觉得孙做人很失败。“雪中送炭”是聪明人所为，付出不多，绝对不会折本；“落井下石”则是傻瓜之行，除了出口气，什么也没得到。
  因为隐龙已打入会党内部，我清楚地知道谁是革命党人，所以，新军之中基本没有各会党中人。就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到我这里，也要先通过严格地训练，方能任职——也就是先任班副排副之类的副职，极少出类拔萃且无革命嫌疑的方能转正。自然，也就不会有安庆起义了。徐锡麟被逐或，熊成基的朋友都被开除。熊成基感到回安庆也不会有所作为，便去了广东。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往日本，后因公于宣统元年（1909年）冒险赴东北，在哈尔滨被捕。殉难之日，熊谈笑自若，从容笑语路人说：“诸君珍重，我死犹生，我愿以一腔热血灌溉自由之花，我乃为民倡义不遂而死的革命首领，今生休矣，愿后继有人。”我听闻后说不出的惋惜——我中华有如此之儿女，所以，历无数艰难困苦，终绵延不绝——可惜革命党全无组织，更无计划，图然牺牲了如此之多。
  从十九世纪末，革命者开始起事。如果革命党有决心有毅力，踏踏实实，筹集的资金不用来起事，部分用来经商，以获取资金，掩饰身份；部分用来宣传，组织革命力量。咬紧牙关，花上五到十年的时间，全面的投入到思想的宣传鼓动中去，努力构建革命组织，培养革命所需的人才。起码可以掌握新军中的相当部分人员，影响大部分人员。何至于辛亥以后，手中全无资金，在袁的面前步步退让，困窘如此，最终竟战乱数十载？
  闲话少叙，咱们接着说立宪。满清是左推右挡，上招下架，太极耍的是好。可即敌不过洋鬼子的‘一力降十会’，也骗不了同样会玩太极的国人。于是，改良派的不满日益高涨，乃有“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的呼声。至此，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才有武昌一声雷，各省都独立，清朝这才亡了——孙武只是个出头鸟！过后，谁把他当回事？可以这样评价，革命党前仆后继，在这个时代起了先锋的作用。但是，先锋，也就是说，并不是主力——而且这革命党还有光复会的一半。满清的灭亡是所有士绅阶层，或者说士大夫阶层——换成现代的说法——知识阶层的一致选择。
  历史已经到了必须作出改变的时候，斯时为宣统三年，西元1911年，辛亥。
  与此同时，陆陆续续有许多留学欧美军校的留学生回国，他们在各地处境不佳——留日的学生更受重视，有许多就辗转来到我这里。我自然不能都任官，多半只是教官，但薪金待遇上一律从优。蒋方震也于今年年初回国了，来看我时，就被我给留下了。象蒋方震这样的人才，出路是不成问题，我只能忽悠他。
  于是，我与百里促膝谈心，国际局势，百里比我清楚，我主要谈国内形势。从民心所向，到满清的太极，我指出时代变革已迫在眉睫。接着，我分析哪一股势力来收拾此后的大局。革命党，显然不可能，同盟会声势浩大，但总的来说，仍不是主流，而且同盟会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形同散沙，进一步削弱了它的实力。北洋军，这是最有可能成功的一股力量。但它有一个最大的弱点，那就是袁世凯。北洋军是新军，袁却是个老式的人物，虽然极聪明能干，却不明天下大势——袁是想“黄袍加身”的。袁治军上下不分，结以私恩，竟在军中立了自己的牌位。这不是袁糊涂，不懂治军。袁是老行伍了，这点东西不会不知道。袁是在为将来，预作准备。
  然后，我问百里，中西最大的差距在哪里？这可以说很多，基本没什么相同之处，百里也是这么说。我则道，中西不同，关键有两者，教育和工业。二者一旦赶上，中西差距就不是很明显了，起码中国就有自保能力了。我曾经说过，蒋方震是个极聪明的人。于是，蒋方震便笑说，中国就看崇文兄了。我答曰，振兴中华，舍我其谁。玩笑过后，我开始详细叙述，如何兴教育，如何办工厂，如何建军队，如何在欧战之际发展经济，……
  蒋方震只是听我讲述，并不言语。待我告一段落，问了我两个问题，资金和人手？我只答了五个字——“华源基金会”，然后，加了一句，“我是建立人之一”。
  蒋方震若有所思地思量了一会，答应了我。许久以后，蒋方震问我，如果他当时不答应，能不能活着离开？我说，我也不知道——有时候，没有答案，才是好答案——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任命蒋方震为参谋长，接任这个名义上不存在，但事实存在的夜晚军校校长。其实，此时军校已经具备了参谋、后勤、炮兵、步兵、工程等所有科目。但是，蒋方震接手不久，军校就变的井井有条焕然一新。并在我的要求下开办了以培养师团级指挥人员为目标的高级班，学制半年。真是术业有专攻，人的才能是不同的。军校在我手里，就和在百里手里不一样——虽然百里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至此，我已经储备了一期扩军所需的中高级指挥人员。到时候，扩编后的新军，低级军官多是我教出来的，中高级军官我培养的和留学归来的各占一部——我培养的占了大多数——也不必担心部队的忠诚。
  说到辛亥革命，人们常把广州起义与之联系到一起。但据我了解，两者除了时间上比较接近外，并没有什么联系。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是清政府实行的铁路国有政策。铁路国有政策在许多国家都实施过，如果是收回被列强侵占的铁路，自然是万分支持。但是，清政府实行的铁路国有政策，不敢动被外人占了的铁路，反而要将民间自建的铁路收回，这分明是巧取豪夺，损害了太多人的利益。
  于是，6月17日，四川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然后，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罢市罢课，进而抗粮抗捐了。这时（9月7日），四川都督赵尔丰，就是“赵屠户”，采取了旧官僚惯用的手段。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袖，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又打死30余名请愿群众，严重地激化了矛盾。这样的事情，在过去都会激起民变，何况时代已经不同了。于是，愤怒的民众在保路会、哥老会等会党的组织下，成立了保路同志军起义，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