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官员，在当时，是极少见的，也可以说是有益于国家的。我不知徐锡麟为何想杀他——徐锡麟不会和我讨论——就算想起事，也应该选贪官污吏来杀，难道说，闭眼乱砍，砍谁是谁？再说，安徽将来是我起家之地，自然建设越完善越好，恩铭对我也颇为亲近。我可不会期望，朱家宝来皖会更好——那家伙是袁世凯的铁杆。
  于是，我再次动用韩铁的情报网“隐龙社”——我一向不会起名字，韩铁完全无法接受我给出的‘壁虎’、‘变色龙’和‘守宫’，我就让他就自己起了个名字，韩铁选择了“隐龙”，其实还不是一个意思。
  清廷、新军、北洋、革命党、东北和会党，一直是隐龙社渗透的重点。当然，很难神奇的在袁世凯的身边埋下钉子，但发展几个消息来源，收买几个低级军官，则是寻常事。现在，隐龙社在南方几省初具规模，至于安庆本地的革命党这种松散的组织，韩铁说：“小事情，不足一提。”，按隐龙的消息：“光汉子”是徐锡麟的别号，“光复子”是陈伯平的别号，“宗汉子”则是马宗汉的别号，……
  剩下的工作，就是选个合适的途径，将消息送给恩铭。这个人应和我无关，能取信于人，没有太多的发展前途，等等。我把大致要求和韩铁一说，韩铁想了下，就提出个人来——李端和。
  李端和，芜湖人，曾就读于安徽公学，1905年加入岳王会，今年年初，新军募兵时，由于近视，而未通过体检。到安庆后，生活无着落，心情低落，遂被隐龙发展成一个消息来源。李端和这人能力一般，也不太受重视，但资格极老，是岳王会成立时就加入的老成员。所以，有什么事，别人也不避着他。会中成员，重要消息，李端和大都知道一些，虽然他不很清楚革命党的行动，但他知道“光汉子”就是徐锡麟，“光复子”是陈伯平，“宗汉子”则是马宗汉，这就足以。
  KGB有个原则，收买间谍之初，只是让其做点无关紧要的小事，逐渐地，出卖成了习惯，就什么都会出卖了。我只记得徐锡麟剌杀恩铭事件发生在严复辞职后不久，却不知道具体时间。所以，我也很着急。李端和虽然还欠点儿火候，但这时候也顾不了许多了。
  6月10日下午，李端和与杨成侗有约，遂来到杨成侗家中。杨成侗是李端和在安庆新结识的一个朋友，目前在高等学堂读书，为人大方，常请李端和一起吃吃喝喝。所以，李端和没有丝毫戒心地来到杨成侗家。一进门，就看到杨成侗鼻青脸肿的坐在那儿，没等李端和上前关心一下，就被两人扑过来，一顿暴打。应该说，韩铁的训练，是卓有成效的，两人选择的位置，让人疼痛却不会造成严重伤害，李端和一时痛得叫都叫不出来。以下的事情就简单了，李端和的碎嘴，和杨成侗说了什么，自己都不清楚。再说，李端和自己不得意，看原来的同学朋友也心怀不满。现在，杨成侗都已经交代了，面对专门的红白脸——也叫“老好人”——就是一个装粗暴作恶人，一个装和善作好人。李端和不仅把所知道的光复会成员说个一清二楚，连陈伯平、马宗汉两人去上海买枪等事，都交代了。因为，我要求只查徐锡麟等人，不必涉及其他人。所以，“老好人”又作悲天悯人状，说不要涉及太多人了，就说安庆的得了。李端和挨了几次打，也机灵多了，虽然不知道对方的想法，但显然是只想查徐锡麟等人，李端和自然愿意配合。整理出一份口供后，签字画押。然后，“老好人”安慰了李端和几句，没事了，把这个事情说一下就好了，你看我们也不想把事情搞大的，大家都不会有事的，等等。就把李端和交给了在外等候的我的亲兵，“老好人”望着离开的骡车，看了几眼，就笑着回屋了。这“老好人”叫谢元福，是安庆地区的隐龙头目之一，杨成侗则是隐龙社安庆地区的一个骨干。
  我带着口供和李端和，找到了张次山。张次山听了之后，觉得有些麻烦。这麻烦不是别人，就是恩铭，恩铭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俞廉三不过与其相处数十日，虽以师生相称，但早已无权无势。然恩铭仅凭俞廉三的一封信，就任命了徐锡麟。后来，巡警学堂顾松上报恩铭：“徐锡麟是革命党”。恩铭还笑道：“革命不是喳呼出來的，革命党也不是喳呼喳呼就算了的；徐会办那是喳呼、不是革命，你多心了。”这些事情，我不清楚，可作为亲信幕僚的张次山十分清楚。但李端和交代的“徐锡麟要谋刺众官”，张次山不敢掉以轻心，幕僚与官员实为一体，不仅利益均沾，而且常年相处，感情也很亲厚。最后，张次山还是把口供人犯带给了恩铭。
  我则带着亲兵回营了。我不担心徐锡麟了，现在安徽是温和派当权，就算恩铭被刺，也只处理了几个主犯，其它参与者都被施放——这给前世看书的我以极深刻的印象。我也不担心恩铭，徐锡麟日常与之亲厚的都是革命党——过几天端方的电报也就是说该来了，“光汉子”、“光复子”这么别致的别号，我还记得清楚。恩铭就算再信任徐锡麟，也不能不稍加防范。实在不行，我到时就亲自出马，给恩铭做下保镖。
  事情还不必如此，没几天，端方的电报到了。无论恩铭如何信任徐锡麟，也不可能对如此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徐锡麟被停职，接受调查——也就是给他个逃跑的机会。徐锡麟等人迅速的消失在安庆。后来听说，在浙江“大通学堂”的起事倒是轰轰烈烈，与鉴湖女侠秋瑾一起英勇献身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已经是有段时间以后了，不知是什么滋味。
  我记得在看《基督山伯爵复仇记》时，有人如此评价拿破仑王朝，大意是说，你的帝国没有根基，所以成功是转眼间的事情，失败起来也就是顷刻间。我觉得革命者没有人有决心打下根基，为革命做思想上的准备工作，只是鼓动“革命”、“革命”。所以，革命与孔已己们无关，不过是换了个老爷。从这一点看来，革命者还不如拿破仑呢！算了，想那么些做什么，革命后，给二位立块碑好了。
  经此一事后，我在新军中进行了清理。将参加岳王会、同盟会等等会党的，统统开除。安徽动31混成协有，且只有一个统帅——那就是我，董正朝——有那么一刻时间，我深深的相信：“振兴中华，舍我其谁”。
  转眼过后，我又提醒自己，神化自己是很白痴行为，地球离了谁都会转动。我放下这些，开始考虑新军的实战问题，没有打过仗的军队，就不是真正的军队——我一直如此认为。
  正文 第11章
  新军的实战，最终选择了剿匪。其实，也谈不上选择，选择要在几个可能性中选一个，我基本没有其它可选的。
  在剿匪作战中，因为第61标官兵训练有素，又有隐龙社的情报支持，一切行动进展顺利。新军以极轻微的伤亡，给土匪、水匪以沉重打击，有幸漏网的也多偃旗息鼓，甚至跑到外省以避风头。新军的军饷充足——有我的补贴，军纪严明，给安徽的父老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恩铭也很高兴，连连传令嘉奖，我也算混成恩铭的心腹了。
  我对待匪徒的处理极狠，匪首和有人命，或犯奸淫的一律处死，骨干多半也没跑，顽抗的就是一个字——“杀”。短短几个月，死在新军手里的匪徒，及勾结匪徒的，就死了三、四千。我对部下说，不必手软，这些人死有余辜，不要说什么劫富济贫，锄暴安良，都济了自己的贫了！我们做的，才是锄暴安良。这些儿匪徒和贪官污吏一样，都是欺压良善的东西。别人努力挣了钱，凭什么要分给他们这些好吃懒做的东西，一样该杀的货色，杀恶人即是行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我部下的弟兄想想，也是这个理，就不再说什么了。我杀俘虏的匪徒，都要经过审讯审判的，只是过程很简单。
  剿匪的同时，我还做了件事——减租。我不是说推行减租，那是找死，我还得罪不起那么些人。再说，我是个改良主义者。
  我的‘减租’，是给部下家属减租——五层租减到三层。说白了，我，或者带队军官，到地方先请客，请这些儿地主吃饭看戏——安徽的黄梅戏还是可以看一看的。中国人好面子，我给了面子，多半也会给我面字。实在有哏人，就带着军队，到他家中，连吃带拿，眼前亏是吃定了。谁也不会跟自己过不去，减了也就算了，又不是不给。多半的人这时候，就减租了；就算还有意图顽抗到底的，也不得不在驻军的威胁下屈服了。
  因为新军军纪极好，待人和气，买卖公平，又剿匪有功，在地方的名声是极好的。地主若是不肯减租，众人也很少认为是军队霸道，反而以为地主太小气——民众对军队的期望是很低的-_-!!!。到后来，“董阎王”的名声出来，更没人为这两个钱，与我争了。
  这虽然是件小事，但士兵一来得到了实惠，减两层租相当于收入多了四层，对穷人来说，不是个小数；二来士兵有面子，在家里扬眉吐气。这些儿比什么都有用，将士们都很感激我。收买的最高境界，就是用别人的东西来收买人心。
  我一向强调军纪，新军又是我从新兵一手带出来的，所以军纪极好。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违犯军纪的，剿匪缴获了许多战利品，难免有人会贪财。这不，刘镇七就拿了个金坠子。长时间的行军和战斗在一起，有些事情根本没办法瞒住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