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几乎所有的日耳曼民族都变为新教徒：比利时也倾向于宗教改革，它的不曾改宗是迫不得已，因为法尔纳士打了几次胜仗，因为多数新教家庭不是被杀就是逃亡，也因为精神上经过一次特殊的危机，就如在卢本斯的传记中可以看到的。其他的日耳曼民族都以形式的礼拜为次，以内心的礼拜为主；认为灵魂得救是在于内心的皈依和宗教情绪；他们把教会的权威置于个人的信念之下。内容占据优势，形式变做附带的东西；而礼拜，敬神，仪式等等，也相对的减缩了。——等会我们要看到，日耳曼族与拉丁族这种本能在艺术方面的对立，在趣味与风格上也产生类似的差别。眼前我们只消抓住区别两个种族的基本特征就够了。日耳曼族与拉丁族相比，固然身体没有那种雕塑的美，口味比较粗俗,气质比较迟钝; 但神经的安定，脾气的冷静，使他们更能受理性控制;他们的思想不容易为了感官的享受，一时的冲动，美丽的外表，而离开正路；他们更能适应事物，以便理解事物或控制事物。
  二
  不同的生活环境把这个天赋优异的种族盖上不同的印记。倘若同一植物的几颗种子，播在气候不同，土壤各别的地方，让它们各自去抽芽，长大，结果，繁殖；它们会适应各自的地域，生出好几个变种；气候的差别越大，种类的变化越显著。尼德兰的日耳曼族的历史正是这样：在地方上住了十个世纪，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到中世纪末，我们发觉他除了先天的特性以外，还有一个后天的特性。
  所以我们应当观察天时与地利；你们不去旅行，至少得看看地图。除了东南角上的山区，尼德兰是一片低湿的平原，由牟斯，莱茵，埃斯谷三条大河以及好几条小河的冲积土形成。此外还有许多支流，池塘，沼泽。整个地区是山洪的排水道;因为境内没有坡度，水流极慢，或竟停滞不动。随便哪里挖个洞都看得见水。懒洋洋的大河，近海的地段有四里宽，睡在河床里象一条硕大无朋的鱼，腻答答的，扁扁的，颜色惨自，夹着粘土，带着鱼鳞的色调：我们看梵·特·内尔的画，就能对这个景色有个观念。平原往往低于河面，只能筑堤防卫；一眼望去，水好象随时会漫出来的。河面上不断发出水汽，夜里在月光底下形成一团愈来愈厚的浓雾，把半蓝不蓝的潮气罩着整个田野。你跟着河流走到海边，又是第二片更猛烈的水，每天由潮水卷过来给第一道水助威。北海特别对人不利。你们不妨回想一下拉斯达尔的《木栅》〔有名的一幅风景画〕；小小一块平地已经被加阔的河面淹没一半，海上的狂风暴雨还常常卷起士黄色的波涛和凶猛的浪花，向土地冲击。全部悔岸线上群岛环绕，有几个同我们半个州府一样大，可见河流的冲积和海水侵袭的情况：例如法尔赫仑，南培尔未特，北培尔来特，托仑，斯考恩，伏恩，倍厄兰特，泰克塞尔，佛里士兰特，还有许多别的岛屿。有时海水冲进平原造成内海，例如哈雷姆海，或者在海边造成很深的港湾，例如赛得湾。假如比利时是河流铺成的一片冲积土，荷兰只能说是水中央的一堆污泥，在恶劣的地理条件之外，再加上酷烈的天时，几乎不是人住的地方，而是水乌和海狸的栖身之处。
  第一批日耳曼部落在此定居的时候，情形更恶劣：在凯撒和斯特累苔的时代，尼德兰只是一个沼泽地带的森林；旅客们说，人可以在树上攀援，走完荷兰全境，脚不用着地。连根拔起的橡树倒在河里成为筏子，象今日密士失必河的情形；罗马人的舰队曾经被这些木筏撞击。瓦尔河，牟斯河，埃斯谷河，年年泛滥，距离很远的陆地都被淹没。秋天的暴风雨每年把巴达佛岛浸在水里，荷兰的海岸线经常改变面貌。淫雨逢绵，浓雾密布，和阿拉斯加一样；一天只有三四小时日光。莱茵河每年结着坚冰。人类要有了文化才能开垦土地，使气候变得温和：蛮荒的荷兰只能有挪威那样的天气。日耳曼族侵入以后四百年[九世纪]，法兰德斯还称为“无边无际，残酷无情的森林”。如今瓦斯是盛产蔬菜的区域，一一九七年时却是不毛之地，修道士常常被群狼包围。十四世纪时荷兰森林中还有成群的野马。海洋侵入陆地。九世纪时的根特，十二世纪时的丹罗阿纳，圣多曼和布鲁日，十三世纪时的丹姆，十四世纪时埃格吕士，都是海口。在古代地图上看荷兰，简直无法辨认。——便是今日，居民还不得不限江河与海洋争夺土地。比利时的海岸低于涨潮时的海水，堤岸以内的浅滩成为广阔的平原，粘性的泥土射出紫色的反光。堤岸至今还有时要溃决。在荷兰，危险性更大，生命没有保障。一千三百年来，除了小型的泛滥，平均每七年有一次洪水：淹死的人一二三○年有十万，一二八七年有八万，一四七○年有二万，一五七○年有三万，一七一七年有一万二。一七七六，一八○八，一八二五，直到最近，还有这一类的惨祸。陶拉特湾宽十二公里，深三十五公里：赛得湾共有一七六平方公里：都是十三世纪时海水浸入造成的。单是保护佛里士兰一省，就需要长八十八公里的三排水底桩子，每根桩子花到七个佛罗伦〔荷兰银币〕。为了保护哈雷姆的海岸，用挪威的花岗石筑的堤长达八百里，高十三公尺,深入海底六十五公尺。人口二十六万的阿姆斯特丹，全城都筑在水底桩子之上，有些桩子深到十公尺。佛里士兰省所有的城市和乡村，地基都是人工建造的。有人估计，从埃斯谷河的出口到陶拉特湾为止，全部海防工程值到七十五亿。荷兰人花了这个代价才能生存。你在哈雷姆或者阿姆斯特丹看到无边无际的黄色波涛滚滚而来，围困狭窄的堤岸，你会觉得人类把饲料喂了妖魔而逃出性命，还是挺便宜的呢。
  你们想象一下，古代的日耳曼部落来到这片沼泽地带的时候，不过披着海豹的皮在皮艇上打猎捕鱼，过流浪生活；这些野蛮人要花多少气力才变做文明人，造成一块能居住的土地。换了另外一种性格的人，休想完成这样的事业。环境太恶劣了。在相仿的环境中，加拿大和阿拉斯加才智较差的民族始终留在野蛮状态; 别的一些天资很高的民族，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的克尔特族，只发展到骑士风俗和幻想的传说的阶段，在这等地方，需要有深思熟虑的头脑,感觉要能听从思想支配，不伯厌烦,耐劳耐苦，为了遥远的后果忍受饥寒,拚命工作；总之是需要一个日耳曼民族，就是要一般天生能团结，受苦，奋斗的人，不断的重做，改善，筑堤防河防海，抽干田里的水，利用风力，水力，利用平原，利用粘土，开运河，造船舶，造磨坊，制砖瓦，养牲口，办工业，兴贸易。因为困难大得不得了，全部聪明都集中在克服困难上面，不再注意其他方面。为了要生存，要有得住，有得吃，有得穿，要防冷，防潮气，要积聚，要致富，他们没有时间想到旁的事情，只顾着实际与实用的问题。住在这种地方，不可能象德国人那样耽于幻想，谈哲理，到想人非非的梦境和形而上学中去漫游；非立刻回到地上来不可; 行动的号召太普遍了，太急迫了，而且连续不断；一个人只能为了行动而思想。几百年的压力造成了民族性，习惯成为本能，父亲后天学来的一套，在孩子身上变做遗传，使他成为一个埋头苦干的人，成为工业家，商人，事业家，会管理家务，只知道凭情理办事而不知道其他。凡是祖先为生活所迫而缎炼出来的本领，他生来就具备了，不用费什么力气。
  另一方面，这个实际的头脑非常安静，有些民族和他们同出一源，头脑也一样实际；但尼德兰人精神更平衡，更容易知足。英国人由于三次被异族侵入，定居国内，也由于几百年的政治冲突，养成一种激烈的性情，好斗的脾气，紧张的意志，凶横的本能，阴沉而威严的骄做；这些在尼德兰人身上都是找不到的。美国人因为气候干燥，冷热的变化很剧烈，雷电过多，养成一种烦躁不安的心绪，过于好动的习惯；这在尼德兰人身上也是看不见的。他生存的地方气候潮湿而少变化，有利于神经的松弛与气质的冷静；内心的反抗，爆发，血气，都比较缓和，情欲不大猛烈，性情快活，喜欢享受。我们把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民族性与艺术作比较的时候，已经见到这种气候的作用。——这里还有客观的事实帮助气候，历史的演变和生理情况采取同一方向。这个地区的人不象海峡对过的邻居受过两三次侵略，被整个萨克森，丹麦，诺尔曼民族闯入，定居国内：所以由压迫，抵抗，顽强的斗争，长期的努力，先是公开而剧烈的战争，然后是暗藏而合法的斗争，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仇恨的遗产，他们是没有的。从最古的时代起，比如在普利纳的时期，他们已经在制盐，“照他们古老的风俗结成团体，把沼泽地垦为熟地。”他们在行会中保持自由，坚持他们的独立，司法权，以及其他年代悠久的特权，经营远洋的渔业，做生意，制造商品，把城市叫做“商埠”。总之，他们正如十六世纪时琪契阿提尼所见到的那样，“极想挣钱，孳孳为利”，但积聚钱财的要求并没到狂热和过分的程度。“他们生性安详沉着；日常的享用恰如其分，按照境况和社会的潮流而定。他们不大会感情用事，从说话和面部表情上就可看出。他们也不随便动怒或者表示骄傲，彼此和睦相处，尤其心情开朗，兴致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