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五光十色的形体，我们不过瞥见一鳞半爪，而且还不能久留，在我们内心的幕上才映出一些模糊的轮廓，马上就消失了。如果能记住形体，有个明确的印象，那是全靠意志，靠长期的训练和反教育的力量。所谓反教育是把我们受的普通教育硬扭过来。这种可怕的努力不能不产生痛苦和骚乱。现代最善于用色彩的人，不论文学家或画家，都是耽于幻象的人，不是过于紧张，就是精神骚动。——相反，文艺复兴期的艺术家是千里眼。同样一个“树”字，头脑还健全而简单的人听了立刻会看到整棵的树：透明和摇曳的叶子形成一个大圆盖，黝黑的枝条衬托着蔚蓝的天空，皱痕累累的树身隆起一条条粗大的筋络，树根深深的埋在泥里抵抗狂风暴雨，所有这一切历历如在目前；他们的思想决不把事物简化为一个符号与数字，而是给他们一个完整与生动的景象。他们能毫无困难的保留形象，毫不费力的召回形象；他们会选择形象的要点，并不苦苦追求细节：他们欣赏他们心目中的美丽的形象，用不着那么紧张的把形象扯下来抛到外面去，象从身上揭掉一块活剥鲜跳的皮似的。他们画画，好比马的奔跑，鸟的飞翔，完全出于自然。那个时代，五光十色的形体是精神的天然语言；观众对着画布或壁画观赏形体的时候，早已在自己心中见过，一看就认得。画上的形象对观众不是陌生东西，不是画家用考古学的拼凑，意志的努力，学派的成法，人为的搬出来的。观众对色彩鲜明的形体太熟悉了，甚至带到私生活和公共典礼中去，围绕在自己身边，在画出来的图画旁边制造出活的图画来。
  你们看看服装吧，差别有多大！我们穿的是长裤，外套，阴森森的黑衣服；他们身上却是盘金铺绣的宽大的长袍，丝绒或绸缎的短褂，花边做的衣领，刻花的剑和匕首，金绣，钻石，插着羽毛的小圆帽。所有这些华丽夺目的装饰，如今只有妇女才用，当时却用在缙绅贵族的衣服上。——再看那些光怪陆离的赛会，每个城市都有的入城典礼，马队游行：那是上至诸侯，下至平民，人人喜爱的娱乐。——米兰公爵迦莱佐·斯福查一四七一年访问佛罗伦萨，带着五百武士，五百步兵，五十名穿绸著缎的当差，二千个贵族和随从，五百对狗，无数的鹰；路费花到二十万金杜加。——圣·西施多红衣主教比哀德罗·利阿利奥，款待一次法拉拉公爵夫人，花了二万杜加；然后他游历意大利，随从的众多，场面的豪华，人家竟以为是他的哥哥教皇出巡。——洛朗·特·梅提契在佛罗伦萨办一个化装大会，表演古罗马政治家加米叶的胜利。大批红衣主教都来参观。洛朗向教皇借一头巨象，因为象在别的地方，教皇送了三只豹来，还为了身分关系不能来参加盛会，表示遗憾。——吕克雷斯·菩尔查进罗马的时候，带着两百个盛装的女官，骑着马，每人有一个绅士陪随。——贵族和诸侯门的威武的姿态，服装，排场，给人的印象好比一本正经的演员排着仪仗游行。从编年史和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意大利人只想及时行乐，把人生变做一个盛会。他们觉得为别的事情操心是冤枉的：最要紧的是让精神，五官，尤其眼睛，得到享受，豪华的大规模的享受。的确，他们也没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们对政治与慈善事业的关切，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没有国会，没有会议，没有报纸；出众的人或有权有势的人，没有什么议论纷坛的群众需要领导，不必考虑公众的意见，参加沉闷的辩论，提供统计的数字，为道德问题或社会问题打主意。意大利的统治者都是些小霸王，权力靠暴力夺取，也靠暴力保持。他们空闲的时间就叫人建筑，画画。富翁与贵族同霸主一样只想寻欢作乐，罗致美丽的情妇，雕像，图画，华丽的服装，安插一些间谍在霸主身边，打听有没有人告密，想杀害他们。
  他们也不为宗教烦恼或操心；洛朗·特·梅提契，亚历山大六世，或路多维克·斯福查的朋友们，不想办什么传道团体去感化异教徒，筹募基金去教育群众，提倡道德；那时意大利人对宗教非但不热心，而且还差得远呢。马丁·路德满怀着信仰，诚惶诚恐的来到罗马，结果大为愤慨，回去说：“意大利人目无神明达于极点，他们嘲笑纯正的宗教，挖苦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样样相信圣经……他们上教堂的时候有句话：我们去迁就一下群众的错误吧。——他们还说：倘若我们每件事情相信上帝，那就苦死了，不会有快乐的时候了。我们只要顾着体统，不应该样样相信。”——的确，群众的气质就是异教徒；而有教养的人是因为受了教育而不信神的。路德还深恶痛绝的说：“意大利人不是作乐，就是迷信。平民害怕圣·安东尼和圣·赛巴斯蒂安远过于基督，因为那两位圣徒会叫人生疮。所以禁止小便的地方，墙上都画着圣·安东尼的像，手里拿着火枪。他们就是这样生活在极端迷信之中，不知道上帝的训戒，不信肉体的复活，灵魂的永生，只怕暂时的创伤。”——很多哲学家，或是暗地里，或是半公开的反对神的启示和灵魂的不灭。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到处受人厌恶。诗人如阿里欧斯托，威尼斯的路多维契，波尔契，都在作品中猛烈攻击僧侣，用大胆的隐喻反对教义。波尔契写了一首诙谐诗，每章开头都放一句“和撒那”和一段弥撒祭的经文。他解释灵魂怎样进入肉体，说好比把糖酱包在一块热腾腾的白面包里。灵魂到了另一世界又怎样呢？“有人以为能找到美味可口的小鸟，剥光了的莴雀，软和的床铺，为了这缘故，他们才亦步亦趋的跟着修道士走。但是，亲爱的朋友，一朝进了黑暗的山谷，我们再也听下见‘荣耀吾主”的歌声了。”
  当时的道学家和传教师，如勃罗诺和萨佛那罗拉，对这种无神论和纵欲的生活大声呵斥。统治过佛罗伦萨三、四年的萨佛那罗拉对市民说：“你们的生活和猪一样，只知道睡觉，嚼舌，闲逛，纵酒，淫乐。”固然，传教师和道学家说话有心粗声大气要人听见，不免把话说得过分一些；但不论打多大折扣，总还留下些事实。从一般贵族的传记中，从法拉拉和米兰的公侯们或是无耻的或是精益求精的娱乐中，从梅提契一家在佛罗伦萨的讲究的享受或放肆的淫欲中，可以看出他们作乐的程度。梅提契家族是银行家出身，一部分靠武力，大部分靠才干，当了行政长官，独霸一方。他们养着一批诗人，学者，画家，雕塑家；叫人在爵府里画神话中打猎和爱情的故事：在图画方面，他们喜欢但罗和包拉伊乌罗的裸体，提倡风流逸乐，助长异教的巨潮。所以他们容忍画家们荒唐。你们都知道弗拉、菲列波·列比拐逃修女的故事，亲属出头控诉，梅提契一笑置之。另外一次，列比替梅提契家画画，因为一心在情妇身上，被人锁在屋内，逼他完工；他把床上的被单拧成索子，从窗口吊下去逃走。最后，高斯摩说：“把门打开；有才的人是天国的精华，不是做苦工的牲口；既不应该幽禁他们，也不应该勉强他们。”——罗马的情形更糟：我不便叙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行乐，那只能在他典礼官蒲卡尔特的日记中看，关于帕利阿卑和酒神的庆祝会，只有拉丁文好描写。雷翁十世原是一个趣味高雅的人物，爱好优美的拉丁文和措辞巧妙的短诗；但他并不因此而放弃逸乐，不图肉体的畅快。在他身边，培姆菩，摩尔查，阿雷蒂诺，巴巴罗，甘尔诺，许多诗人，音乐家，清客，过的生活都不足为训，写的诗往往还不止轻佻而已；红衣主教皮皮埃那为教皇上演的一出喜剧叫做《卡朗特拉》，如今就没有一家戏院敢上演。雷翁十世叫人把请客的菜做成猴子和鸟鸦的模样。他养着一个小丑玛利阿诺修士，胃口惊人，“能一口吞一只白煮的或油炸的鸽子，据说他能吃四十个鸡子和二十只鸡。”雷翁十世爱狂欢，爱异想天开和滑稽突梯的玩艺儿；活泼的幻想和象动物那样的精力，在他身上和别人身上一样过剩，他最高兴穿着长靴，套着踢马刺，到契维大一凡契阿一带荒野的小山上去打野猪糜鹿；他举行的赛会也不比他的日常生活更合乎教士身分。后面我要引用一个亲眼目睹的证人，法拉拉公爵的秘书的描写。把雷翁十世的娱乐和我们的娱乐作一对比，可以看出规矩体统的力量在我们身上扩大了多少，强烈与放肆的本能减缩了多少，活泼的想象力如何屈服于纯粹的理智：也可以看出那个半异教的，完全肉感而画意极重的时代，精神生活不压倒肉体的时代，距离我们多么远。
  “星期日晚上我去看了喜剧表演。兰谷尼大人带我走进西波府上的穿堂，看见教皇和一些年轻的红衣主教都在那里。他来回走着，让身分相当的人一个个进去；预定的额子满了，大家便走往演戏的场子。教皇站在门口，一声不出给人祝福；他喜欢让谁进去就让谁进去。厅上一边是舞台，一边是梯形的看台，上面放着御座。外界人士到齐之后，教皇登上御座，比地面高出五级；许多大使和红衣主教按级位坐在他周围。观众大约有两千，落座完毕，台上在笛子声中落下一个布慢，画着修士玛利阿诺的像，好几个魔鬼在两旁和他打趣；中间写着一行字：玛利阿诺修士的玩艺儿。然后奏起音乐。教皇戴着眼镜欣赏美丽的布景，那是拉斐尔的手笔，出路和远景画得很好看，博得许多人赞美，教皇也欣赏画得很美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