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风俗，语言，艺术上面可以看出，在中世纪最阴暗最艰苦的黑夜里，古文明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挣扎出来，苏醒过来；野蛮人的足迹象冬雪一样消融了。
  因此，把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同欧洲别的国家作一比较，就会觉得它更博学，更富足，更文雅，更能点缀生活，就是说更能欣赏和产生艺术品。
  那个时代，英国才结束百年战争，又开始惨无人道的玫瑰战争，他们若无其事的互相残杀，打完了仗还屠戮手无寸铁的儿童。到一五五○年为止，英国只有猎人，农夫，大兵和粗汉。一个内地的城镇统共只有两三个烟囱。乡下绅士住的是草屋，涂着最粗糙的粘土，取光的窗洞只有格子，没有窗子。中等阶级睡的是草垫，“枕的是木柴”，“枕头好象只有产妇才用”，杯盘碗盏还不是锡的，而是木头的。——德国正爆发极端残酷，十恶不赦的胡司党战争，日耳曼皇帝毫无权力：贵族愚昧而又蛮横；直到马克西密利安朝代〔一四九三———五一九〕，还是一个暴力世界，社会上没有法律，只有动武的习惯，就是说只会自己动手报仇。在比较晚一些的时期，从路德的《闲话录》和罕司·特·什淮尼钦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当时贵族和文人的酗酒和撒野的程度。——至于法国，十五世纪正是它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国土被英国入侵占蹂躏；在查理七世治下〔一四二二——六一〕，豺狼一直闯到巴黎城关；英国人被逐出以后，又有“剥皮党”和散兵游勇的头目鱼肉乡民，不是绑架便是抢劫；杀人放火的军阀中间有一个叫做奚勒·特·雷兹”就是蓝胡子传说的蓝本。到十五世纪末，国内的优秀人士，所谓贵族，只是粗野的蛮子。威尼斯的大使们说，法国绅士的腿都象弓一样弯曲，因为老是在马上过生活。拉伯雷告诉我们，哥特人的蛮俗，下流的兽性，在十六世纪中时还根深蒂固。一五二二年时，巴大萨·卡斯蒂里奥纳伯爵写道：“法国人只重武艺，看不起别的事情；他们非但轻视文学，而且深恶痛绝。认为文人最下贱，所以把一个人叫做学者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总之，整个欧洲还处在封建制度之下，人象凶悍有力的野兽一般只知道吃喝，打架，活动筋骨。相反，意大利差不多已经成为近代国家了。梅提契家族得势以后，佛罗伦萨过着太平日子”资产阶级安安稳稳占着统治地位，和他们的领袖梅提契家族一样忙着制造商品，做生意，办银行，赚钱，然后把赚来的钱花在风雅的事情上。战争的烦恼不象以前那样使他们战战兢兢，紧张得厉害。他们出了钱叫佣兵打仗；而佣兵的头子是精明的商人，把战争缩小范围,不过骑着马“游行”一次；偶有杀伤，也是由于疏忽；据当时的记载，有些战役只死三个兵，有时只死一个。外交代替了武力。马基雅弗利说过：“意大利的君主们认为一个国君的才干在于能欣赏辛辣的文字，写措辞优美的书信，谈吐之间流露锋芒与机智，会组织骗局，身上用金银宝石做装饰，饮食起居比别人豪华，声色犬马的享用应有尽有。”统治者成为鉴赏家，成为文人学士，爱好渊博的谈话。自从古代文明衰落以后，我们第一次遇到一个社会把精神生活的享受看做高于一切。那时大众注目的人物是古典学者，是热心复兴希腊文学与拉丁文学的人，如包琪奥，菲菜尔福，玛西尔·菲契诺，毕克·特·拉·米朗多拉，卡空提尔，埃摩罗·巴巴罗，洛朗·华拉，包利相。他们在欧洲各地的藏书室中发掘古人的手稿，拿来付印；他们不但阐明文义，加以研究，而且受着古籍熏陶，在精神上感情上变得和古人一样，写的拉丁文几乎跟西塞罗与维琪尔时代的人同样纯粹。文笔突然变得精美绝伦，思想也突然成熟。从波特拉克的笨重的六音步诗，沉闷而做作的书信，变到包利相典雅的联句体短诗，华拉的雄辩滔滔的散文，读者几乎感到一种生理上的愉快。长短短格的诗体流畅自如，演说体的句法气势壮阔，我们听了，手指和耳朵会不由自主受它们的节奏支配。语言变得明白了，同时也变得高雅了。钻研学问的事业从修道院转移到贵族的府上，不再是空洞的争辩而成为怡悦性情的工具。
  并且这些学者不是默默无闻，关在图书馆里，得不到群众同情的小集团。正是相反，那时有了古典学者的名声就有资格受到君主的关切与思宠。米兰大公路多维克·斯福查把梅昌拉和梅德利于斯·卡空提尔情到他的大学里去，选任学者采谷·西摩纳达做大臣。雷奥那多·阿雷丁，包琪奥，马基雅弗利，先后做过佛罗伦萨共和邦的国务卿。安东尼奥·贝卡但利是那不勒斯国王的秘书。教皇尼古拉五世奖掖意大利文人最是热心。有一个文人寄了一部古代的手稿给那不勒斯国王，国王认为莫大的荣誉。高斯摩·特·梅提契创办哲学会，洛朗·特·梅提契复兴柏拉图式的“宴会”。洛朗的友人朗提诺在对话录中叙述一些人在卡玛杜尔修院纳凉，连续几天讨论活动的生活和静观的生活哪一种更高尚。洛朗的儿子比哀尔，在佛罗伦萨的圣·玛丽亚·但尔·斐奥雷教堂发起一个辩论会，题目是真正的友谊，用银冠做优胜者的奖品。这些商业和政府的领袖罗致许多哲学家，艺术家，学者：有的城邦招集毕克·特·拉·米朗多拉，玛西尔·菲契诺，包利相；另外的城邦邀请雷奥那多·达·芬奇，梅吕拉，庞波尼斯·拉丢斯”主要是和他们谈天。厅上摆着名贵的半身雕像，面前放着新发见的古哲的手稿，用的是精致高雅的语言，彼此不拘礼数，不分尊卑，存着互相切磋的好奇心，扩大学问的范围，充实学问的内容，把中世纪经院派的狭窄的论争变做慎思明辨之上交流心得的盛会。
  在这种形势之下，从波特拉克以后差不多无人间津的俗语言也产生新文学来了。佛罗伦萨银行界的首脑兼行政长官，洛朗·特·梅提契，便是第一个新兴的意大利诗人。他周围的波尔契，蒲阿尔多，贝尔尼，和比较晚一些的培姆菩，马基雅弗利，阿里欧斯托，在完美的文体，正宗的诗歌，滑稽的幻想，风雅的诙谑，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思想方面，都是无可争辩的模范。在他们之下还有一大批讲故事的，说笑打趣的，生活放荡的人，如摩尔查，皮皮埃那，阿雷蒂诺，法朗谷，庞台罗，凭着放肆，悄皮，新奇的玩艺儿，博得君主们的宠幸和群众的钦佩。十四行诗成为一种恭维或挖苦的工具，人人应用；艺术家用作应酬的手段。彻里尼说他的雕像《班尔赛》公开展览的第一天，就有二十首十四行诗贴出来。那时没有一个庆祝会，没有一次筵席，没有人做诗的。有一回，教皇雷翁十世喜欢丹巴台奥的一首讽刺诗。赏他五百杜加。另外一个诗人贝尔那多·阿高蒂，在罗马声望极高，群众甚至关了铺子去听他的公开朗诵；他在火把照耀的大厅上吟诗；主教们由卫兵簇拥着到场；大家称他为“天下无双”。他的雕琢精工的诗句充满奇思幻想的光彩；而这些文学的玩艺儿，正如意大利歌唱家穿插在最悲壮的歌曲中的花腔一样，听众完全能体会，所以四座掌声不绝。
  这是在意大利新兴的一种风雅而普遍的文化，和新艺术同时出现。我要放弃概括的叙述，用一幅完整的画面描写，使你们和这个文化有更进一步的接触；因为只有详尽的例子才能提供明确的观念。那时有一部著作描写品德完备的男女贵族，当时人可以作为模范的两种人物。在理想的人物背后的确有真实的人物,虽然多少有些距离。那是一五○○年左右的一个交际场所，其中有宾客，有谈话，有装饰和摆设，有跳舞，有音乐，有警句，有辩论；固然比罗马或佛罗伦萨的上流社会更稳重，更豪侠。更脱俗，但真切的描写，加上那些格外高雅的姿态，正好表现出高等人士中最纯粹最高尚的一群。要看到这些人物，只消浏览一下巴大萨·卡斯蒂里奥纳伯爵的《侍臣典范》。
  卡斯蒂里奥纳伯爵〔一四七八———五二九〕，在乌尔班公爵淇多。特·乌尔巴多的宫廷中当过差，又在琪多的后任法朗采斯谷·玛丽亚·但拉·罗凡尔手下做事。他的著作是记载他在乌尔班宫中听到的谈话。滇多公爵害着关节炎，是个残废的病人，所以小朝廷中的人每天晚上在他的妻子屋中聚会；而公爵夫人伊丽莎白又是一个极贤德极有才情的女子。在她和她的好友爱弥丽亚。比亚大大周围，有来自意大利各处的各色名流：除了卡斯蒂里奥纳，有著名的诗人贝那尔多·阿高蒂，后来当教皇的秘书而被任为红衣主教的培姆菩，有贵族奥大维诺·佛雷谷梭，于里安。特。梅提契，还有许多别的人。教皇于勒二世在某次旅行中也在此驻节。谈话的地方与场面都配得上这些人物。壮丽的爵府是琪多的父亲造的，“据许多人说”是意大利最美的建筑。内部富丽堂皇，桂着铺金与绸缎的窗帘帷幕，摆着银瓶，云石与青铜的古代雕像与半身像，比哀罗·但拉·法朗采斯卡和拉斐尔的父亲乔凡尼，桑蒂的图画。大批拉丁，希腊，希伯来的图书从全欧洲搜集得来，因为重视内容，封面用金银装潢。乌尔班宫廷是意大利最风雅的一个，经常举行庆祝，舞会，比武，竞技，还有谈天。卡斯蒂里奥纳说：“隽永的谈话和高尚的娱乐，使这所屋子成为一个真正怡悦心情的场所。”平日吃过晚饭，先是跳舞，接着玩一种字谜的游戏；然后是更亲密的交谈，又严肃又轻松，有公爵夫人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