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决定文件实际内容细则的是
  提议的，论证的，拟稿的，初审的和会签的。最后审批的人对文件要负责，但文件产生过程中所有参与者更要负责。别以为“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瞎
  参谋”“烂干事”完全能坏大事。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一般以法案提案人的名字来命名，赞成反对的议员都记录在案，公布于众。这往好了说是尊重提案人，实际也是落实决策责任制：大名在上，出了事你别想溜。一旦要追究责任谁都可以拿着纪录对名单，数着脑袋打屁股，谁也别想装没事人。中国要查“软刀子”，就应该落实这种“决策责任制”，对所有环节都不放过。一项公开的政策是谁酝酿，谁鼓吹，谁提议，谁论证，谁拟稿，谁审核，谁批准都要一清二楚，记录在
  案，公布于众。特别是公布于众这一条最要紧。“红头文件”手续上都没问题，要查底稿找责任人不难。但如果只有少数人知道则对“软刀子”操刀手毫无压力
  。只有让全社会都清楚到底是谁具体制定了“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拍卖国有企业”之类规定，是谁提供的理论依据和统计数字，谁提供的论证材
  料，张叁李四王麻子指名道姓一个不漏，这样才能分清“软刀子”的层层责任，免得“黑狗偷嘴，白狗遭灾”。
  明确责任并不是为了惩罚人，而是为了跟踪记录，以便用统计数字描绘出一个人的行为轨迹，为大家判断此人提供依据。一个医生看了十个病人，死了九个，那就得调查调查。如果是闹天灾、闹人祸、闹瘟疫，或者是“临终病房”，那也没什么可说的。如果是蓄意杀人就得治罪，是庸医误诊就得吊销执照。如果什么责任也查不出来，那也至少得帮着他扬扬名，让以后的病人上门求医之前先斟酌一番，看有没有胆量来冒这九死一生的风险。这就得有个记录公布。否则谁知道这位医生看病有十个病人九个死的水平呢？同样，如果没有人记载并告诉大家某“
  精英”的主意十个主意九个馊，剩下一个有怪味，那别人就不虞有诈，还会前赴后继，上当不绝。具体一时一事不一定看出一个人，但累积起来就能说明问题。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采集样本越大，曲线趋向越明。只有把“精英”们一贯的主张一一记录公布，这才能让“精英”自己给自己定性，让大家都看出
  名堂。这是不惩之惩，无罚之罚，比用对付“硬刀子”的办法蛮干有效得多。
  只要分清了是非，明确了“精英”跟“软刀子”的关系，“软刀子”就等于破解了。要做的事就是对“精英”们敬而远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精英”们要鼓吹“软刀子”，想拦也拦不住。但说不说在他，听不听在我。只要知道“精英”是“软刀子”高手，不买帐就是了。这就是“以软对软”，在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坚持毛泽东思想对付“软刀子”的办法。
  任凭“软刀子”横行必然“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软刀子”真正的克星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学说和“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实践第一的思想。继承毛泽东思想，等于站到了巨人的双肩之上继往开来，不伟大也伟大了。放着毛泽东思想的利器不用而另起炉灶，顶
  多重复发现毛泽东早已阐明的规律，搞不好还会弄巧成拙，贻笑大方。
  茫茫宇宙空间中的地球，周围充满了无数致人死命的宇宙射线，靠地球大气的臭氧层才能把它挡住，保护人类得以生存繁衍。莽莽丛林世界中的中国，周围充满了无数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靠毛泽东思想才能把它制服，保护中华民族得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人，珍惜自己的“臭氧层”吧！
  毛泽东从井岗山开始，一生用实践不知打破了多少“理论”误区，不知让多少“理论权威”们无地自
  容，对只会空谈的“精英”们的危害体会极深。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点对破解“软刀子”尤其重要。
  “真理过头一步就是谬误”。“软刀子”最厉害之处就是故意抹掉这一步之差，把真理变成谬误，既破坏了真理，又用“真理”的名义堵住别人的嘴。先开错药方再振振有词：你敢怀疑这药？没
  有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经验就不可能看破这一步之差，就只能对“软刀子”无可奈何。“精英”们为什么那么恨毛泽东？因为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办他们的“软刀子”就混不下去。按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学说查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他们为什么人服务的老底就要露馅；按毛泽东的“实践论”联系实际来检验他们的理论，他们种种似是而非的胡说八道就要穿帮。凭这两条就足以叫他们扬名立万的吃饭家伙血本无归，“精英”当不成，以后还怎么混？他们能不气急败坏吗？跳大神的江湖骗子最恨科学，招摇撞骗的“精英”最忌实践。道学先生一边妻妾成群一边嚷嚷“处女贞操”和“从一而终”，与其说是为了风化，不如说是怕碰上个有经
  验的验出自己床上功夫不过如此，从此再也神气不起来。解放前河南的土皇帝别庭芳有个规矩，自己地盘上发现在大地方当过官的人就杀，逻辑是这些人见过世
  面，自己那套土匪般统治行径哄不过人家。既然不能为己所用，留着是祸害，杀了放心。无论是假道学真土匪还是活“精英”都忌讳有经验的人。但“精英”毕
  竟是“精英”，挡次比假道学和真土匪高得多，应对之策也巧妙得多。秦兵的诡计瞒不过廉颇，却瞒得过赵恬，秦王便下“软刀子”，帮助赵恬取代廉颇。“精英”门的“软刀子”瞒不过今天的“廉颇”，却瞒得过今天的“赵恬”，“精英”们便专门设计了一整套高招，排斥今天的“廉颇”，帮助今天的“赵恬”飞黄腾达。首先一个
  “四两拨千斤”，把“干部知识化”变成了“干部文凭化”。本 来“赵恬”的书本理论是知识，“廉颇”的实践经验也是知识。“知识化”应该
  既包括“廉颇”的实践经验，又应包括“赵恬”的理论知识，而且应该两相结合，来个“将相和”。但一个“文凭化”就只认“赵恬”，不认“廉颇”了。想摆
  脱“弱势群体”吗？想当“精英”吗？开门见山第一件：拿文凭来。“没有文凭，二等公民”，“文凭到手，高人一头”。知识与文凭本来相互联系但并不等同
  。假冒的文凭是废纸，真正的文凭只能说明一个人经受过什么样的理论训练，并不保证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那么快，隔不多久就需要来点知识更新。所以文凭能说明的理论训练也有时间性，并不是万古不变的保值储蓄。如果文凭真能决定一切还打什么仗，两军将士坐下来一个个自报家门，按人头数博士定胜负算了。理论上头头是道未必真敢实践。教股票的有几个用自己的钱炒股票的？有几个这样炒股炒发了的？又有几个这样炒发了还继续教股票
  的？你要问他按他的一套炒股能不能赚，答案保险是“似乎好象不一定，大概也许很可能”。这种文凭有跟没有差别多大？本来文凭只是说明理论训练的一种参
  考，但被“精英”们一折腾不仅变成了知识的象征，而且变成了从事各种“白领”工作的必须文件。这又是偷梁换柱。证明具备从事某种专业行为必不可少的强
  制性训练和资格的文件叫执照，不叫文凭。无论是把文凭当执照用还是把执照当文凭用都是胡闹。即使是博士要开车也得先考本，把博士证书当驾照用照样要吃罚单。把文凭炒得那么热并不是实践需要，而是一种政治权术。“干部知识化”意味着理论联系实际，既可以是“廉颇”向“赵恬”学理论知识，也可以是“赵恬”向“廉颇”学习实践经验，来个“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总之是双向的。“干部文凭化”则只要理论不要实践，一笔勾销了“廉颇”
  们的实 践经验。在整个文凭体系中，无论是高考，考研，考职还是晋职都只考理论，不考理论联系实际。而且越脱离实际的东西考得越凶。最典型的是英语考试走火入
  魔，各行各业横扫一切。如果英语是工作需要天天离不开，这么考倒也应该。但如果天天离不开就等于工作本身天天在考试，何必“六个指头挠痒──额外多一
  道子”？其他行业既然不是天天离不开英语，那也把英语当令箭就岂有此理。一个读完初一的北京孩子来到美国读了一年中学后告诉家长，中国初中一年教的英
  语语法修辞比美国中学教的还多。中国的中学英语教学居然比美国人还美国人。连一封英文信都写不来的日本工科教授有的是，人家照样当终身教授，也没人因此说日本的教育水平不怎么样。中国的官方语言是中文，在非英语环境中学英语本来就事倍功半，学到手的东西如果天天用不上自然学完就忘，竹篮打水──装的没有漏的快。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明明知道还硬要滥考那就有名堂。对“精英”们来说这样滥考妙用无穷。头一条是自抬身价。鲁迅曾指出士大夫最喜欢让文
  字越难越好。因为“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