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先生表示：“如果我们继续走传统工业文明之路，就没有机会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容量已到了极限，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新能源的利用成为我们惟一的可行之路。”
  潘先生并不是中国第一个发出这种警告的人。1982年，一项有关自然保护的条款写进了宪法。但 我说知道的
  一些消息人士与专家说，潘先生的措辞反映了中国政府新的、前所未有的决心，重新勾画中国的环境前景。
  中国官员和学术界人士说，“科学发展”这一新口号概括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法律和规定。其中一些已经公布，但许多尚无宣布。中央政府计划通过这些新的政策和法规，推动一场新时代的商业和政治改革。
  最明显的改革领域是能源使用。拘
  国环境规划研究院最近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指出，空气污染带来的人体健康开支已占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至3%。如果中国继续目前的发展道路，到2020年，这项开支将达3900亿美元(合2100亿英镑、3200亿欧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
  这一研究指出，在中国最大的11个城市，因烟灰和其它漂浮在空中的微粒，每年过早死的人数达5万人，40万人感染慢性支气管炎。如果情况没有改观，在2010年，每年过早死的人数将达大约38万人，估计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升至每年55万人。
  因为这样，中央方面
  曾经策划一系列措施减少空气污染物，其中绝大部分是煤炭燃烧的排放物。中央希望，到2020年时，把对煤炭的依赖度从目前占能源需求近70%降至60%以下，方法是加强清洁燃料源的使用，如天然气、核能、水电和风能，以及其它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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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04-12-31 0:55:00 本章字数：2353)
  我们的
  分析师认为，中国的汽车业甚至在酝酿更大的转变。中国以汽车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已成为近年来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全球所有大型汽车公司都在中国投资，或承诺大规模投资生产设施。由迅速增长的汽车销售所带来的附带利益非常庞大。每辆汽车都需要好几千个零部件、几百家供应商(如果不是几千家的话)、道路、停车场、驾驶学校、加油站和其它相关服务业。但目前许多官员和学术界人士质疑说，这种狂热的趋势是否明智。
  不仅本已严重污染的空气中增加了汽车尾气，道路、停车场和其它重要基础设施也在吞噬稀缺的农业用地。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地球政策研究所(Earth
  Policy Institute)所长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说：“每增加100万辆汽车，就要用两万公顷的土地来铺设道路。如果那是农田，就意味着粮食生产将减少8万吨。”
  中国汽车业发展的争论将如何发展，目前尚不可知。但反汽车的游说力量正在发展壮大，因为汽车堵塞了大城市的交通动脉，污染了空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粮食产量的下滑，而且长期而言，也对保持粮食安全的政治原则构成冲击。
  虽然使用混合燃料（汽油和电力）的汽车成本较高，不过看上去，要外国汽车厂商在中国生产这类汽车的压力可能会加大。而且从长期看，很可能出现以氢为燃料的交通系统。清华大学科学家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已成功研制出一辆氢动力客车，不久将在北京街头试运行。
  因此，中国的环境挑战极为严峻，在使用清洁燃料和其它可持续发展形式方面，中国政府可能将被迫领导全球潮流。
  但是，有专家们说，这一切都得付出代价，其它许多计划措施也是如此。这些措施将通过逐渐提高汽油、水、电力、煤炭以及其它能源的价格，促进能源和资源的节省。有必要的话，还将通过提高税收，为环保型基础设施的推广提供资金。例如，据智囊机构——北京绿色城市环境能源研究所估计，到2020年，对柴油和汽油的征税预计要提高60%。
  从很多方面说，这些代价都意味着弥补一种“环境赤字”，这种赤字是在过去20年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为环境赤字提供资金将给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带来冲击，而要对冲击的实际结果作任何精确评估，目前还不可能，但很多观察家表示，代价将相当巨大。
  中国一位环保人士说：“一方面，中国是全球工厂；另一方面，它正成为全球的垃圾场。”官员们表示，中国的环境恶化是个全球问题，发达国家应该分担为恢复环境健康所需的资金。即便如此，那也需要时间。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是——如何遏制在环境问题上最严重的犯规者：地方政府的行为。
  中国人大环境保护委员会前主任曲格平表示：“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当地政府为扩大生产，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并追求规模，崇拜外国（投资者），同时搞形象工程以及受政治动机驱使的开发项目。许多地方官员的见解与科学发展的原则有很大差异。如果不改变他们的观点，你就不得不担心，我们无法实施科学发展的观念。”
  地方政府的问题是制度性的。评定地方领导人业绩的标准是，他们取得了多少GDP增长、帮助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取得了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比如工业园区的或漂亮的新办公大楼的建设等。
  环境保护经常被看作是不受欢迎的成本负担。如果当地的环保局提醒他们所应承担的责任，或者说他们已违反了环保法，地方政府的首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驳回环保局的意见；县市一级的法院和政府部门实际上都隶属地方领导人的管辖。
  因此，越来越多的有识之
  士认为，制约地方政府的行为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挑战。国家环保总局的潘岳倡议成立一个“公共听证”制度，在实施重大项目之前，听取专家、企业管理人员和环保人士的意见。
  他还补充说，必须加强环保法的执法力度，这将对中国政府产生更大的压力，以建立真正的法治，取代目前由党的官员发号施令的行政制度。潘先生问道：“过去20多年里，究竟有多少官员因污染自然环境而受到法律制裁呢？”如果这些理想得以实现的话，将为中国正在推进的民主化进程提供极大的动力。但是，推出这类权力制衡机制，意味着对官员权力的削弱，因而受到地方政府的竭力抵制。
  中国环境问题的前景并不明朗：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就很难减轻环境危机。在1989年北京民主示威遭受打击后，政治改革几乎已经不复存在。虽然中国已进行了几次小型试验，但是距离一种有效体制的实施，以及对单一执政党的权力平衡，似乎还很为遥远。
  比如近年来城市里树不见增加多少，植草之风却方兴未艾。石家庄市园林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贾银亭日前指出，多栽花植草当然是好事，但片面强调以草代木、以花代树则反映出我们在城市生态建设上的一种“绿色误区”。专家介绍，同等面积的树木是同等面积草皮绿化效果（降温增湿、提供氧气、吸收有害气体等）的三到四倍，栽植成本却只相当于铺草皮成本的十分之一。尽管草皮的“绿化”功能不错，生态效果与树木相比却要大打折扣。但是，时下一些领导考虑更多的只是如何更快地让城市绿起来、美起来。种草一年见效，绿油油一大片，显得“政绩”斐然；种树十年八年才能成荫，为官短短一任，将来树长得再好，也是别人的“政绩”。铺草皮使“面子工程”熠熠生辉，然而一味片面地重“草”轻“树”，就很难真正达到人们对环保和生态功能的需要。
  等等的问题都表明了我们的面临的问题绝对的比我们想像当中要严重的多，我们的应该做的事情也更多。”看了一下大家我接了一句：“这个是
  我们的基础，西部开发的基础，我们有很多的前车之鉴，我想是不需要我来多少的！”叹了一口气停了下来。因为大家的态度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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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05-1-1 12:33:00 本章字数：1904)
  “那好，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的很重要的有关西部大开发的呢？”江老狐狸狡猾的问了下一个话题。
  我思考片刻答到：“我国的西部地区是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同时也生活着大量的汉族，具有明显的多民族社会的特征。这里是我国主要的民族地区，也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集中的区域。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绝大多数在西部：全国的5个自治区在西部，30个自治州中的27个在西部，124个自治县(旗)中的84个在西部，民族自治地方占整个西部面积的85％左右。就此而言，西部开发的主要地域是西部的民族自治地方。大开发的实施，将会有力地推动这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会对西部的民族区域自治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历史上，西部地区的民族关系十分突出，非常复杂，相当敏感，造成重大的破坏性后果事件屡见不鲜。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区域内，民族关系既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