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更相信是人类思考的天性让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历史证明任何一种制度如果想用钳制思想的方式谋求统治权，它势必会被大众唾弃背叛，这个过程如果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能是暴力革命了……”
  第十一章 红色左联
  会议室里，一群白发苍苍老将军，老干部正在开座谈会，其中一位身材矮小，腰板挺直，精神矍铄的老干部正在慷慨陈辞：“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区别是国家财富归谁所有的问题。资本主义的精英代理人利用高科技，高智商欺骗百姓，从理论深处论述人的工作积极问题。乍一听似乎很有道理。因为人性的自私，必然使人们的工作积极受到抑制。什么可以开发人的积极性那？当然送金钱的手段比较有效了。但是这里他们故意模糊一点，把人的积极看成维利是图的，以消极办法对付工人群众，因为资本主义精英把自己凌驾于群众之上，认为群众就是牛马，不打不走，不给草不干活，典型的愚民政治。
  正是在他们这样歪理下，打碎工人铁饭碗，使工人阶级从领导阶级一落千丈，他们的利益在资本家压榨连旧社会都不如，夏衍小说里的包身工现象在今天的合资企业、私营企业里比比皆是，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也看出精英们所宣传的那一套是在骗人、误导人，既然他们承认人的自私本性，那么无限制地发展资本家铁饭碗？工人怎么会得到实惠那？工人和资本家天性的矛盾，难道那些精英们不知道吗？如果资本家都光明正大地赚钱，毫不吝啬地多给工人，那么他的资本怎么积累得更快，如果说资本家是好人，那么符合人性自私规律吗？然而知道资本家这样的本性，不但不去限制，反而扶植，还是工人阶级的领导的了吗？资本主义精英不是明知故犯吗？在资本主义精英的欺骗下，工人失去了铁饭碗，资本家一个个都端上金饭碗了。这不是精英的阴谋是什么？
  今天，新三座大山压得中国老百姓们喘不动气，可资本主义的精英代理人却用稳定压倒一切来维护他们的特权利益。
  第一座大山：医疗。人活这世上,哪能没个大病小灾的,要是没有了医疗作为生存的基本保障,一切又从何谈起.现在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有较完善的医保制度,惟独我们国家的精英们连这一块都要吃掉，根本就是不给老百姓活路。
  第二座大山：住房。家是每个人身心上避风的港湾,在我们国家的传统上，家一直占着重要的地位，家的前提是要有房子。没有房子会造成诸如结婚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果老百姓一辈子都要为有一个像样的房子而奋斗,那还能把那点有限的工资投入到别的地方吗?那还如何提高生活质量呢?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美国老太太和一个中国老太太关于买房子的临终遗言，我想大家都听过，贷款买房首先要有稳定的收入,并且这收入还不能太低,否则一旦还不上钱,那房子就归银行了。在发达的西方国家，这确是一条好路子,但是在我们国家,想找工作都很难,这样稳定的还是不低的工作到底有几个人能有呢？这到底是为老百姓着想还是为了那些卖不出房子的房地产商着想?
  第三座大山：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无论是家庭还是民族，这都是一项长远的,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投资.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这块‘贴钱’,而我们却想从这一块挖钱。真的是我们比他们聪明吗?答案是否定的，在教育上的投入有非常丰厚的回报,这需要十几乃至几十年才能呈现出来。战后的日本,在那么穷困的情况下都要进行强制性的国民教育，这才是后来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真正原因.我们国家建国后在这一块做的不错。可是自从改革开放实行教育产业化以来，教育居然成为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谁都想在这里分一块蛋糕。可怜我们的父母们,为了下一代宁可倾家荡产也要满足这些人的胃口。结果掏光了口袋不说,自己的孩子毕业了学到的东西却无用武之地，这是否也是属于商业欺诈呢?我们该要谁赔偿损失?我们的损失并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损失,而是整个民族的损失.
  这将严重影响到我们整个民族的崛起。”
  听到措辞这么激烈的批评，国家副总理田达维只能报以苦笑，今天他百忙之中莫名其妙地被军中元老俞飞拽到这里参加了这么一场莫名其妙的老干部恳谈会，到现在他还没搞清楚俞飞让他来的目的。
  这时候，又有一位老院士站起来发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可能齐头并进，贫富之间的差距总是存在的。不过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看来，中国的贫富差距不论从静态来看还是从动态来看，都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对中国的稳定已经构成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为中国贫富差距存在的合理性寻找原因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中国改革的中心始终放在效率的层面，而这样的改革路径必然会出现利益失衡现象。中国贫富差距的拉大，不是因为选择了市场经济，而是选择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只要能够实现财富的积累，即使在过程中出现不公平的现象，也是可以容忍的。事实上，在许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差距不但没有扩大，反而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政府将社会公正放在首位，通过强调社会公平性，制定了大量的财富分配和再分配法律制度，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防止整个社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
  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确实有一部分人得风气之先，通过承担商业风险，获取了巨额财富。但是，不能否认，有相当一部分富裕起来的人，并没有承担任何市场风险，他们只不过是将国有财产通过改制等手段，据为己有罢了。这样的人虽然是少数，但是，他们所占有的财富却非常巨大。从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中国富豪并不是通过勤劳致富或者资本经营而成为富豪，他们大多通过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国有资产，从而在一夜之间获得巨额收益。比如，2005年8月震惊全国的广东梅州兴宁市的大兴矿难就揭开了一起典型的官商勾结，倒卖国有资产黑暗事件。据当时的《中国经营报》披露发生事故的兴宁市大径里煤炭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云高是当地人大代表。其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公司股东成员中有多人为政府机构要员。曾云高家族在当地有钱有势，曾的发迹正是缘于他的家族势力。曾云高在1999年广东省国有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倒闭后顺利接盘，并获得四望嶂煤炭资源最好的‘一矿’。知情人说，当时‘一矿’的生产总值上亿元，但在官商结合下被曾云高以500万元买断。曾在买断‘一矿’的经营权后，成立大径里公司，并在近几年实施大兼并，即以金钱和权势强行买断其他煤矿的经营权。黄槐镇半数以上合法煤矿已经被他兼并或联营，曾的身家据说已超过2亿元。除了曾云高自己是兴宁市、梅州市两级人大代表外，他公司的股东及家族中还有政协委员和当地税务官员。据了解，矿难发生后，曾云高称愿意拿出3亿元‘摆平’事故。事后据国务院调查组的事故调查发现被矿难牵连出的官员和相关行政人员在资金来源上问题多多，据称涉案金额高达15个亿，怀疑是与参与煤矿入股所得有关。”
  “从中国历史上看，自秦统一之后的历朝历代，虽然地方豪强势力或强或弱，但始终延绵不绝，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完全绝迹。古代的地方豪强一般都拥有庞大的田庄，经济上自给自足，并拥有依附于他们的‘部曲’，即私人武装——这是豪强和一般富裕阶层的根本区别，即打破了国家对暴力机器的垄断。地方豪强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所发挥的作用，就是政府的原始功能。他们制订规则并维护一定的秩序，以保护自己和依附于自己的特定集团的利益。豪强势力坐大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豪强的势力范围，实际上是国中之国。在豪强的势力范围内，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不再有效，惟一有效的是豪强个人的意志。这种状况往往使一些弱势群体失去对国家和法律的信任，转而依附于豪强以寻求庇护。在豪强势力强大的地方，地方官员要么被豪强所收买，成为豪强的帮凶，要么为保住官位而不得不和豪强妥协。豪强往往依托暴力以‘超市场’的方式积累财富，对经济发展有害无益。他们经常能够逃避应该负担的国家税负，并将其转嫁到普通民众头上，降低了国家的财政能力，加剧了社会矛盾。豪强有如国家肌体内的癌细胞，在中国历史上，每当豪强势力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往往‘王纲解纽
  天下大乱’，甚至连国家政权也会成为豪强的人质。在现代社会，由于科技的进步、现代文明意识的普及以及国家机器的强大，原本是不应该有豪强生存的空间的。但是由于政府体制改革的滞后，一些腐败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扶持和纵容豪强，养虎遗患。”
  激愤的老院士高举着手中的材料说道：“贫困不是社会主义，但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