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维也纳政府所发出的最后通谋的形式和内容，在现在，世人还是有着许多的责难，这是殊欠公充的。
  世界上任何的国家，处在同样的境地，未有不是这样来举动一下的。
  在奥地利的南境，有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时时对奥国的皇室放出了挑战的态度，待到时候一到，必须要使这奥地利帝国倾覆而反快。
  一般人士的心目中，唯恐考皇一死，这件惨祸必须要实现的。这是委合理的。
  而且奥地利帝国或许不会的切实抵抗的能力。
  近年来奥国的安危。完全对之于老皇法兰西斯·约瑟(Francis Joseph)的身上，所以由民众的眼光来观察，老皇的死，等于国家的自知的覆灭。
  世人大都以为这次大战或许是可以避免，所以把战祸的发生归处于维也纳政府，这实在不是公平的论调。
  因为这次的战争终不可避免，至多延缓了一两年而已。
  所恨的就是德奥两国的外交政策，他们对于无可避免的一天，还是常常想多方延缓，直到最后关头，被迫而不得不战，那时候的时机已属不利了。
  如果想勉力台湾省维持和平，那么，战争一起，时机将更陷于不利，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已经有多年了，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用了最卑鄙的手段，鼓动着德俄的开战，而中央党；因为宗教的缘故，所以对于国家大计，大抵以奥匈帝国不转移。
  现在，大错已经铸成，所以结果也不得不忍受。
  祸变的来临，势所必然，这是无法可以避免的。
  德国政府的错误，就是在于只知道维持世界的和平，因此坐失开战的良机，而且再为维持世界和平的联盟所牵制，最后也终成为世界协约国的牺牲品了。
  这名义上虽称为世界协约国，实际是反对保持世界和平而决心造成世界大战的。
  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并不是强迫民众去参加的，实在是全国上下所切望的，国人急急地要使全世界的不安告一个段落。
  这就是德国二百万以上的成人和青年，所以欣然去从军，甘心作猛烈的争斗，而且在国旗之下，甘愿洒最后的一滴血来捍卫自己的祖国。
  这一个争自由的战争爆发了，规模之大，实在是空前未有的。
  在慕尼黑方面刚旬听到了暗杀的消息，我们脑海里立即发生了两种感想：一是战争无法可避免；二是哈普斯堡皇必须维持聪明。
  因为我所最怕的，便是德国为了联盟的缘故，也许会有一天被卷入击突的漩涡，这击突的直接的原因，也许并不在奥国，奥国因为内部的政治关系，竟无法来实行援助同盟国的充分决心。
  对于战争，不论这个老大帝国愿不愿，然而已经到了非战不可的时候了。
  这次击突的态度，我个人对之十分明白。
  我以为这种击突，并不是奥地利为要惩罚塞尔维亚而战，实在是德意志为着生存而战，换句话说，就是日耳曼民族为了它的生死存亡和自由前途而战。
  德国人必须要步着毕士麦的后尘，现在的少年德国，对于过去的祖先，他们把英雄的血在威森堡(Weisen—brug)到西丹(Sedan)及巴黎的战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仍旧应该努力保持着。
  倘使这战争而获得胜利的话，那我日耳曼人能够靠了自己的势力而再在列强间占得一个地位，因为日耳曼帝国是节衣缩食来一战，那是决不能做和平的保障者的。
  八月三日，我就呈请国王路特威三世(Ludwig Ill)准许我服么于波维利亚的军队中，那时候内阁的国务非常的忙碌，然而我的呈请第二天就批准了，这是十分快慰的。
  我生平最伟大而最难忘的时期，便在这时期开始了。这是和其他德国人一样的。
  过去的一切事迹，如果和这次激烈的斗争相较，那都不足道了。
  回首到当年我民族勇猛战争的最初的星期，我不禁悲喜交集，我深以仁慈的神，能够使我来参加这次的战么为幸。
  战争年复一年的继续着，战争的毫情，也就一变而为恐怖了。
  大家爱国的热忱，慢慢地冷却下来，光荣的幻想，已经深在死亡的苦痛之中了。
  这时每一个人的心中，大都有“自存”和“效忠”的两件事在击突。
  一九一五——一六年冬季，这种击突，在我已成为过去。我的意志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起初我在冲锋陷阵的时候，常常兴高采烈呼喊欢笑，现在一变而为沉静坚决了。
  一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我都是这样。
  青年的志愿兵已经变成了老练的战士。
  这种变化，整个军队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军经过了长期的战阵，已经老练坚强，凡在这次战役中不能抵抗的已经早就被淘汰了。
  到了这时候，军队的优劣，始能加以判断。
  在两三年一仗接一仗不断的战争，我们以寡敌众，以弱小敌强，备尝着铠渴劳顿，——要估量我军的优点，就在这个时候。
  虽然在几千年之后谈起了勇敢的英雄主义，就不能不念及大战中的德国军队。
  德国的灰色钢盔，不畏缩，不规避，将成为历史上永垂不朽的纪念品。
  我日耳曼人苟有一天存在当会念到这些军人更为国家的健儿。
  在那个时候，我对于政治并不注意，可是有关于影响全民族，尤其是涉及我们军人的事，那就不能不表示我的意见了。
  马克斯主义的被人认为正确，这些，我对之十分愤慨。
  马克斯主义的最后的目的，是在毁灭一切不是犹太民族的国家，然而，到了一九一四年七月，马克斯主义多方面诱惑的德国劳动阶级，居然觉悟了，他们效劳于祖国的风起云涌，这正是马克斯主义痛心疾首的时候。
  在几天之人，卑劣的国家的叛徒，他们欺骗民族的烟幕都已云消雾散，而那些犹太领袖，立刻感觉到孤立无援，六十年来流毒人群的愚妄的痕迹，完全化为乌有了。
  这实在是欺诈德国劳工者的最不利的时候。
  这些叛徒的领袖，一旦察觉到他们处境的危险，他们也立刻遮掩了他们虚伪的丑形，居然老着面皮，一同主喊民族抵抗的口号了。
  这正是对于毒害我国民族的整个的犹太团体大加攻击的时候了，德国的工人既重新发现了复兴民主族的路，政府应该就在这时候毫不加以宽假，急急地想法剂除了这反民族主义的鼓吹者。
  优秀分子既已到前线捐躯去了。国人也应该在后方把予贼肃清才对。
  可是德皇并不出此，反而新给那些叛徒以援手，并且给他们以保护。使他们得维持着他们的组织。
  每一种世界观(Wctsndchauunsgi），不论其性持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两者的界限极不容易说的。)都在其本知理论的积极建立，而不在对方理论的消极摧毁。
  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世界观的斗争，在进攻而不在退守。
  所以目的确定，便是有利于理论的本身’，因这种目的，便是思想胜利，而攻破对方理论的消极目的，什么时候可以达到，那就不易说了。
  所以，凡是一种世界观，其计划愈是明白确定，那么在进攻之中也必有强而有力；因为最后的胜利，是在进攻而不在退守。
  用武力来抵制的世界观，如果不采取攻势以拥护一种新理论，结果是必定遭受失败的。
  只有两种世界观在同一条件下斗争的时候，始能用坚决的严酷的武力来决定胜负，而使胜利属于武力所拥护的一方面。
  过去，反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失败，完是由于这一个缘故。
  毕士麦关于社会主义的立法的失入，也就是由于这一个缘故。
  因为这种措施，实在缺乏一种新世界观的基础，所以无法树立起斗争的目的来，只有那些素称为高明的达官要人，他们才会幻想着用“国家权威”或“秩序和安宁”，就足以激励人们甘心去为斗争而牺牲。
  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反社会民主政治的斗争已是十分明显；但是，这种斗争，因为缺乏实际的代替物，所以究竟能够支持到什么时候，殊难预定。
  因为这事实在是有一严重的缺点在。
  在大战之前，我就有这种意思，所以当时不能决定去参加任何的党派。
  后来，战事延续，我的信念也就愈坚，因为当时不以议会政党为限的运动还没有，所以要想从事反社会民主党的彻底斗争，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常把这种意见，向知己的朋友谈及。
  我在将来要做一个活动政治家的意念，也是在这时候发生的。
  我所以屡和少数的知己朋友说及，就是因战后我除了固有的专业之外，再愿意作一个演说家的缘故。
  第六章 战争宣传
  当我注意于政治上的一切事件的时候，常使我感到极大的兴趣的，便是宣传事业．
  据我看来马克斯社会主义党他们所最擅长而又能充分运用的工具，就是宣传，我立刻觉悟到如果把宣传运用得到法，那确也是一种正当的技术，这种技术，实在是那班中产阶级各党所不知道的，只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尤以吕格勒时代为然)用一种赏鉴艺术的性质来运用这种工具，而且他们大部分的成功，实在是得力于此的．
  我们会有过什么宣传吗?
  唉!我仅能回一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