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义的，对于影响日耳曼民族的一切问题，日耳曼人的天主教牧量，他们的抵抗力实在不及非日耳曼人的牧师，尤不及捷克人。
  捷克的牧师，以主观来对待他们自己的民族而以客观来对待教会；日耳曼牧的热心于教会，实在是主观的，对待日耳曼民族，即反属客观了。
  现在试把我国的官吏阶级，对于一个民族复兴运动所取决的态度，与任何其他民族的官吏在样的情形下所以决的态度。来比较一下，我们怎能够设想世界上任何 的官吏，能用“国家的威权”一句话来排斥民族的要求，像我国在五千年前所发生 的吗?而这事竟还被视为极自然而极有动劳的呢？
  当我把凡日耳曼运动及和罗马的斗争，加以研究之后，得到了下面的两个结论：这种运动，因为它对于社会问题的意义不明白，所以失去了民众的奋斗力量。
  这是第一点：因为加入国会，所以失掉了推进的力理，并且为国会的弱点所牵累。这是第二点。
  他们反对教会的斗争，致使失掉大部分下层以及中等阶级的信任，并且再失掉了大多数可称有民族性的优秀分子。
  奥地利国人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的结果实际上简直是等于零。
  倘使政党并不想摧残民族的道德，那就不应该和宗教问题发生任何的关系一样。宗教也不应该混入政党的阴谋中去。
  如果教会中的长老，他们利用宗教的制度和教义，去损害他们自己的民族，那他们便不能得到人们的信徒；他们不应该以自己的矛，来攻自己的盾。
  一个政治的领袖，他如果具有改革家的优点的话，是绝不该去干涉人民的教义和组织的，否则，他就不应该去做一个政策家；而宜去须知一个宗教改革家了。
  其他无论什么态度，都要能上能要引起大祸来的，尤其在德国。
  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m)自能促进德国内在和纯洁民族的爱国之心，或是维护日耳曼民族的生存、语言、以及自由，因为这些都是新教的根本要点；但是要从 恶敌的手中去把民族教出来，这一个企图，在新教是极端仇恨的，因为他对犹太人 的态度，差不多成为一个信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新教条对之，仍是抱着怀疑莫决的态度；——如果这问题不能得到那么，复兴日耳曼的一切企图，大都缺乏意义而或者没有成功的希望了。
  我们现在的两种教义，对于犹太问题所取的态度，不是和民族的重要以及宗教的需求，都不相合吗?试把犹太的牧师对于一切有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所取的态度， 来和我国的牧师(这两教派的大多数牧师现在业已停职!)的态度两相比较一下，那 就可以明白了。
  这一些，在我们拥护抽象的观念的时候所常有的一种现象。
  凡是“国家权威”，“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国际团结”等等观念，我们常使之变为一种固定而纯粹的理论，以后主是碰到了有民族切要的事件，就可发 一概由这个观点来给予判断了。
  凡是在凡日耳曼运动失败的各处，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因为都十分的看明白了，所以处置起来，都很妥善而有计划的。
  基督教社会党对于民众的重要性有着很深切的了解，所以一开始便明白宣布其社会性，以便吸引一部分的民众。
  自从他真正收纳了下层中等阶级及工人阶级之后，便得忠实而有牺牲精神的党徒。
  这党为了要避免和任何宗教的团体发生吉突，因此便被有势力的教会所与以拥护。
  这党很深切的知道大规模的宣传的价值，并且专从心理上去影响一般民众的本能。
  这党一心想救援奥国而遭遇了失败，他的失败的原因便是要方法的错误，(这是有着两方面)，和目标的糊涂 。
  它的反犹太主义，是依靠了宗教的观念，而不是以种族为基础的。
  这种错误的由来，正与千万第二错误的原因相似．
  它的创始人以为始果基督教社会主义党要救援奥国，那就不应该根据了种族的原则；因为假始是如此，那么，奥地利在不论何种情形之下，全国必解体的，这党 的领袖，以为地奥地利现状下的维也纳，必须尽力避去分裂的趋势，百应该拥护促 成统一的妯点。
  在那个时候，捷克分子大量的侵入了维也纳，所以对于一切种族问题，大都作着极的容忍之外，竟也无法可以使这些分子不反对日耳曼民族。
  假始要救援奥地利，那么，这种分子也是少不来的。
  所以该党的领袖竭力排斥曼辙斯特(Manchester)的自由思想派，以谋联络维也纳于中的大多数捷克小商；他们想靠了这点为根掠宗教的反犹太主义增加一个口号，并且想藉此而化除旧奥地利的一切人种的纷争。
  这是十分明显的，根据宗教而起来的争斗，对于犹太人不会感觉到多大的痛苦的。
  假使情形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只要有一滴的圣水，便可以解救了他们的危难，而且还可以保存着他们的犹太教。
  因了解种不彻底的办法，就使得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反对犹太人的主张失掉了真实价值。
  这种虚假的反犹太主义，比了无论什么都坏，所以与其有实上还不如无，因为人民已被人牵住了鼻子呢!
  吕格儿博士假使是生在德国的话，他便可以做我们的民族伟人之一；不幸，他这个人和他的事业都发生在无能的奥地利。
  当他死的时候，巴尔干的微弱的火争，已经慢慢地日见扩大了，所耳慈悲的上帝特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因为不忍使他目睹到他自信能够防止的事变。
  关于日耳曼民族复兴的目的和理论，凡日耳曼运动都是十分正确的，可是，在他所选择的方法是不大恰当的。
  这种运动，是有着他固有的民族性的，但是因为缺少社会性的缘故，他因此不能得到民众的同情，这是很可惜的!
  他的反犹太主义，是革于种族问题的重要，而不是基于宗教的原理。
  还有，他反对一种确定的教义，那是在事实和策略上完全是属于误谬的。
  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对于运动复兴日耳曼民族，他的目标过于含混不清，不过在他的一政党而盲，那他的方法实在是对的。
  因为这党能够认识清楚社会问题的重要，但是，反对犹太人的斗争方法，这不免是错误的，而且还把民族的观念的重要忽略了。
  在当时我极不满意而失望了，而且我知道了奥地利的空虚，我愈感到要拯救奥地利上无望的了。
  我深深地感觉到奥地利是代表日耳民族的不幸。
  我又深信奥地利阻碍了真正伟大的日耳民族，而赞助非日耳曼民族和一切其他的事。
  我于是憎恨着维也给的人种的驳杂。我更憎恨着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罗沙泥亚人(Ruthenians)塞尔维亚人(Serbs)克罗特人(Droats)的聚集在一处，最讨厌而憎恨的，便是到处可遇凶的寄生的犹太人。
  我毫无一些爱护奥地利的心意，但是，对于德意志帝国是永矢弗忘的。
  所以我看到奥地利帝国和崩溃，便是日耳民族得救的开始。
  因此，我想回到我情感所寄托有秸德国的心念愈切，因为我在幼年时代已私心向往了，我希望我将来做一个著名的建筑家，不论命运是怎样，我必专门为民族效劳。
  我希望我能够享受我应有的幸运，并且要在他那里参加国事，我最热烈的志愿，终将实现在那里，这便是我所爱好的家乡。
  能够和祖国——德意志帝国——联合而成为一个国家。
  在我的一生之中，维也纳实给予我最艰苦的而又最完备的训练；到了现在，我才能开始能够完全认识了这几年中的训练的价值。
  我对于这时期与以详尽的论述，就是因为在这时期中我明了我党主义有关的问题极多的缘故。
  我党在创始的时候，规模很小，仅仅五年(本书写于一九二四年，)便就变成了一个伟大的民众的运动。
  倘使命运不是虽给了我这种经验，使我的政见有了确切的。基础，那么，我将不知道用什么态度去对犹太教会民主党，马克斯主义以及其他所包括的一切社会问 题了。
  第四章 在慕尼黑
  一九一二年的春天，我到慕尼黑(Munchen)去。
  这真是一个处处和维也纳不同的德国的城市啊！
  当我想到维也纳那种各民族杂难处的情形，心里感到很不快。
  慕尼黑的语言，差不多和我的语言相同，使我回想到青年时代在下巴维利(Lower Bavaria)的那种情况。
  此地在各方面都和我有一种亲密之感。
  我和这地方的关系的深切，实在远过于世界的其它各地；因为，这地方和我的发展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的缘故．
  联盟的赞成者，在奥地利仅仅只有哈普斯堡的皇胄以及日耳曼人而已。
  因为哈普斯堡的皇胃的赞成，就是出于强迫计划；日耳曼人的赞成，是轻信和不明白政治的缘故。
  由于轻信而赞成者，就是因为他们想藉三国联盟(Tripple Alliance)来谋日耳曼帝国的强盛和稳固；由于不明白政治而赞成者，就是因为他们的想像和事实不符，他们的所为，实在不过是日耳曼帝国，附着在一个国家的僵死上而已；所以结果必使他们堕入深渊而不能自拔；况且联盟能够使奥地利慢慢地脱离日耳曼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