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之后，哈普堡斯皇室已经有具备了最后的决心，逐渐来铲除危险的日耳曼民族——这确是一种新斯拉夫政策的目的，——于是全国并起了革命，决意抵 抗到底，这是近代日耳史上所未曾有过的先例。
  这样具有爱国思想的热心者，便一变百为乱党了。
  ——这些乱党，他并不背判国家本身，是背判—种政府的制度；因为他们深信这种制度，是必定会毁灭民族的特性的。
  在晚近的日耳曼的历史中，能够判别出对于皇朝的忠诚以及对于祖国和民族爱护，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必须知道，人类的生存的最高目的，并不在维持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政府，而是在保存其民族的特性。
  人类的权利，实在高于国家的权利。
  一个民族，假如因为人类的权利而起来奋斗，即使遭是到了失入，以致不能立足于世界，这是他的命运不佳的缘故，要是一个人百不能为他自己的生命作奋斗，那么，公正的上天，早已注定了他的末日了。
  怯懦民族，在这世界上是不配生存的。
  凡是有关于汛日耳曼运动的兴趣和衰落，以及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惊人的猛进，这都是我研究的目标，而且对我具有深切的意义的。
  我首称对两个人研究，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这两种运动首创者和领袖，就是乔治薛耐雷(Georg Von Schoerer)和卡尔·吕格勒博士(Dr·Karl Lueger。)
  这两个人都是超出国会中的一般议员之上的，虽然他们处在恶浊的政界中，然而他们的生活依然能够保持着清白而不起腐化。
  我起初虽然也表同情于凡日耳曼派的乔治薛耐雷，但是后来便慢慢地情于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党的领实了。
  我当把他们两个人的能力，来加以比较，觉得薛氏对于基本问题心乎是一个比较优良坚定的思想家，他料定奥国的结局，实在比了任何人更为清楚正确。
  他对于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假如被采纳的话，那么，德意志的和全欧对抗的惨祸，当然不致发生了。
  这类问题的内部，薛氏是认识清楚的，但是对于为人类本持的见解，那就有着谬误的见解了。
  这一点，便是吕氏的优点。
  吕氏的认识人本领实是罕见的，他的观察也不致有着过分的损失．
  所以他深悉人生中实际的可能的事。
  薛氏对于这点，那就了解得很浅。一切凡日耳曼的运动，他们的思想，在理论上都正确的，但是，缺乏了力量和了解，所以传播其理论上的知识，不能应用一定 的方式，使民众易于明白，因为民众的了解力是极有限的。
  为了这样的缘故，一切的知识，便成为是一种先知的智慧，绝无实现的可能了。
  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十分有限的，可惜薛氏对于这一点不大明白。
  因为资产阶级为了他自己的经济地位的缘故，每个人都恐蒙受一种损失，所以他们的行动逐相当的受到了阻得。
  薛氏对于下层社会的重要性缺逐深切的了解，这实在是他对社会问题的凶识浅陋的缘故。
  在吕氏，这恰好和薛氏相反。
  他十分明白现在上层的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极薄弱的，在一个伟大的新运动之中是决获得胜利。
  因此他就准备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联络强大的现存的组织，使他能运动。
  众这种旧有的力量去获取最大的利益。
  吕氏的新党，最初是把行将崩溃的中等阶级作为基础，因此他就获得了一班极难动摇的党徒，他们既能受极大的牺牲，又能作坚决的奋斗。
  他又善于联比利时天主教会，他这种聪明的举动，终于获得了青年牧量的对他的赞助。
  于是旧教士党(Clerial Party)只得被迫而退出竞争的政治舞台，其中比较明达的，或许竟也来加入新党，以期慢慢地再恢复他的地位。
  如果我们把上面的所述，认为是吕氏的唯一优点，这对于他的判断就失了公平。
  因为他不仅具有一个伟大的军事家的特长，而且还是一个真正奋发有为的改革家，不过他能够十分明白事要的可能性，以及他自己的本身力量，所以能够有所限 制。
  吕氏所抱的目的十分切实。
  他想抓住王国的心腹——维也纳。针后再把残余的生命，由这心腹而侵入行将灭亡的衰老帝国台湾省。
  如果心脏是健全的，那么，身体各部分，自然能够恢复的。
  这种观念，在原则上是很正确的，但是，要见之于实行那就受到了限制。
  这些，确实是吕氏的弱点。他做市长时成线，无疑地可以永垂不朽，然而时候太晚，他已不能挽救这个王国了。
  他的政敌薛耐雷对于这一点是比较他看得清楚的。
  总说一句，凡是吕氏所做扔事，大都获得了异常的成功；但是他所希望的事那便完全成了泡影。
  薛氏对于他的志愿完全不能实行，而且不幸得很，凡是一切他所恐惧的，大都又在这可怕地状态之中一一地实现了。
  因此，他们两都不能达到他们的远大的目的。
  吕氏并不能够拯救了奥地利但薛氏也未能防止了日耳曼民族的衰颓。
  我们现在不研究这两党的失败的原因，这是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益处的，因为照今日的情形看来，和当时有许多地方颇相类似，可以给我们做错镜，不再去蹈吕 薛两氏的覆辙了。
  凡日耳曼运动所遭是的厄运，就是上于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获得民众的依附信仰。
  这运动慢慢地趋向于资产阶级化了；在表面上仍是很尊严，但内中仍属很激烈的。
  当凡日耳曼运动最初兴起的时候，日耳曼民族在奥国的地位已经是隐在绝境之中。
  后来年复一年，对于逐渐地消灭日耳曼民族的政策，国会愈加默认了。
  现在，我们想要挽救，唯一的希望，便在取消国会，然而这事的希望又是很小的。
  主日耳曼运动者也会加入过国会，可是，大都失入而退出了。
  他们在国会中发言，不但不能日凶其重要，反而竞日见共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的演说，仅能于立场的听众或尽在报纸上接受他们的言论的一小部人的人。
  但是，最大的场所，给听众最为直接的接触的，并不是国会的议事厅；倒是群众大会；因为在群众在会之中，到会的人常以数千计，而且都是听演说而来的。
  反之，出席于国会议事厅的人，不过区区的数百人而已。
  而且这区区的数百人之中，多半是为领议员薪金而来的，并不是要一听人民代表的高论。
  在这种场所演说，枉费工夫，毫无成就，政权可说是对牛弹琴。这是已往的事实。
  凡日耳曼派的议员，虽然力竭声嘶的演说，可是听者藐藐，仍无征效。
  报章上对于这种演说，或是全然置之不理，或竟是大为删改。致其文气——甚至其意义——也被领到错位，或竞完全消失了。
  这种新运动的目的，仅仅使民众得到了一个最不良的印象罢了。
  各议员的言论的重要点，并不在言论的本身；而在言论对于读者所发生的印象。
  现在演说词既被割裂，那读者所得，仅仅是其中的一片断，(他们的用意就是如此)，只能产生出一种毫无意义的印象。
  所以，只要看一直他们所会演说的地方，不过只有区区的五百个听众，我们就这一点便可以明白了，但是，还有更糟的在后面呢!
  倘使凡日耳曼运动，能够一开始就认清了这种问题不是在组织一个新党，而是在形成一种人生观，那么这是可以有胜利的希望的。
  因为只有这种新人生观，才能唤起了内在的力量，实行奋斗的到底。
  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最优秀的最勇敢的人始能有望。
  倘使为一种世界制度而努力奋斗，指导者不能是英雄地牺牲一切，那么，在短时期内，要想觉得一班敢死的战士，这实在是不可能。
  因为仅仅为了他个人而奋斗，便不会再有余力去顾到大众了。
  主日耳曼运动和天主教会的击突。很明显的，实在是由于不了解人民的心理的缘故，这可以说是击突的唯一的解释。
  把捷克人委派到各区台湾省当牧师，这便是实使奥地利变成斯拉夫国家的方法的一种。
  这方法就是委派捷克人做牧量，到纯粹的日耳曼的教区去传教。
  因为这种牧师他们视捷克民族的利益在教育利益之上，所以他们就会成为破坏日耳曼民族化的运动的核心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日耳曼人的牧师，便完全受到了失入。他们不但不能为日耳曼民族而奋斗，并且还不能抵抗对方的攻击。
  这样，日耳曼民族，一方因这教权的滥用，一方因为抵抗力的薄弱，于是便慢慢地屈服了。
  薛耐雷作事，他是从不有始无终的，他们实行的和教会奋斗，这是实因深信唯有这种的奋斗，才可以拯救了日耳曼的民族。
  “脱离罗马教会”的运动，好像是最困难，但又最有力的攻占方式，其结果势必把敌人的堡寨与以破毁。
  假使能够成功的话，那么，日耳曼民族的不幸的宗教分裂，便可以永远解决了。
  这样的一种胜利，对于帝国及日耳曼民族的内部实力是有着巨大的利益的，可惜他对于这个奋斗的主张和推论，大都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