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正当是两个日耳曼国的交接之处，天生给了我一个奋斗的机会。
  奥地利——这日耳曼民族的支派，早应该归到祖国大日耳曼的图版上了。
  这并非是经济关系，而正是血统的关系。w w w.5 1 7 z.n e t
  纵使二个国家的拥抱于经济上是蒙受不利，我也可以武断地说：如果日耳曼的子孙们一天不合并统治，便一天不得安宁。
  必至日耳曼人民繁殖到人口膨胀时，才伸出手去向外掠取领土。
  那时候大众为了面包和牛油，当然不惜用锄头代替了刀剑，去揭开战争的序慕。
  为了这，我生工在边陲小镇上，便负有神圣伟大的使命。
  “我是日耳曼人。但为什么我们要和其他日耳曼人分裂?我们不是同一种族吗?”
  我年轻时代，这个严重的问题便在我头脑里打滚。
  我挥着铁拳：为什么日耳曼人民都不一致投到俾斯帝国(Bismark’Fmpire)的怀抱里呢？我嫉妒着。
  做官的生活我并不贪婪。根本我愿闷死在那边理文牍的案头。
  蹈了我父亲所说官场失败的覆辙。这是我的决心，任外界加给了我最大的诱惑，我都不变初衷。
  我了解历史的意义，我是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
  少年时代，我记得在奥地利民族斗争运动的范畴里，早有了我这一颗种子。
  我曾经拉拢南疆协会(Sudmark)以及学联会，献呈黑、红、黄、三色花旗；不唱奥地利亚的皇歌(Kaiserlied)而独高吭着德意志优于一切(Deutch—latd alles)的歌曲，即是受到威胁也不怕。
  我们这伙青年原先已受了政治的训练，虽然那时仅懂得一些国语，还不知道启发“民族性”的责任。
  总之，我少年时已不是一个头脑冷静的人，而是个热烈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Deutschatioua．)
  我的思想捷快发展着，十五岁那年，我便能把效君王的“爱国主义’和人民立场的“民族主义”分析得很明白。
  我始终爱好民族主义的观念。不中万料不到会有今日这个党的组织!
  奥地利对我们日耳曼人民是不知忠诚爱护的。这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每听见奥地利赫倍塞轧朝(Habsburgerhous)过去统治的方略。
  我们知道身体中已染上了毒素，同时那股毒焰在奥国的南北两部的天空弥漫着。
  瞧，那奥京维也纳城中，日耳曼人民是到那里去了啊?
  奥国皇家做着捷克化的美梦，但是法兰西斯·腓第南大公(Archduke Farrncis Ferdinand)——这位奥境内日耳曼的敌人，后来终被枪杀。
  如果天道不公，怎么会毁灭了这个要想使奥国形成捷克斯拉夫化的主要角色呢?
  世界未来大战的第一颗炮弹，也许藏在德奥联盟后的德意志的一尊炮口里吧。
  总之大战和德国崩溃的种子，早已潜伏在这个联盟中。
  关于这一问题我在后文自有交待。姑且再说到我的本身。我早认为要保持日耳曼民族的安全必须先将奥地利摧毁。
  原因在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者间政治距离太远；而赫倍塞轧皇室的存在，又是日耳曼人民的一个障碍。
  为了我对于这些的认识太清楚，使我非常痛恨着奥国!
  但是德奥边陲上我的家庭，我是多么的爱护啊!
  我从小生长在贫困的环境中，家里原有的薄产被我母亲一场大病用倾，因此不是维持生活。
  我决心在这时候起自食其力，便搭了一间简陋的衣箱奔到维也纳。
  我希望艰苦地和自己命运搏斗一场，战胜之后就能成为一个世界杰出人物；但我不将做官看作一生最高的目标!
  第二章 在维也纳苦学
  在维也纳的城中，贫富的悬殊，真有天壤之别。
  帝国的人口是五千二百万，其间民族繁杂，实为帝国的一大隐患，我们可尽于京邑的中区，觇知奥国的命脉。
  宫延的煊赫的有如磁石一般，吸收全国各地的财富与智能。而哈普斯堡皇室又厉行中央集权的政策。以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因此一切的威权完全集中在首都。
  维也纳不单是古老的多瑙皇室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经济的中心。
  除了多数的将帅、官吏、艺术家、教授之外，还有更多的工人和贫民，他们和贵族富商共同的生存在其间。
  失业者傍徨在临街(Rinsstrassr)的宫殿四周，数以千计；而凯旋路(Viatiumphalis)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都应集于沟渠污多的中间。如果要研究社会问题，在德意志的任何城市中，再也没有比维也纳更适合的了。
  不过这种研究，不能仅从表面上去做的，局外人又只能说一些漠不关心的空话，或佯示感慨，犹之示遭毒蛇蟠绕过的，不能得知毒蛇的毒涎。
  那引起幸运者和自矜成功者，则昧于社会需要；而华装贵妇则又有慈悲而缺乏才能。
  我不知道这两者的为害孰浅孰深!后者的罪行在于而缺乏警诧，以为这是民众忘恩的佐征。
  实则社会事业的不易完成，他的症结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复民众的权利，故实不应望而感德，这是她们所不能了解的。
  我觉得这种事情惟有两种方法可以改进：
  一是对于社会责任应有深挚的情感，方能确立一良好的原则以为我们发展的途径；
  一是须痛下决心，除去一切不可救药的赘疣。
  上帝并不重要维持已存的事物，而重在培养新的生命，使种族得以继续下去，人类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不应过分重视目前的积弊，这是绝不可能的，我们应立即确定一完善的方法以谋将来的发展。
  当我在维也纳生活而奋斗的时候，我观察得十分清楚，知道社会事业决不重在公益事业，这种事业是可笑而无用的，应该除去经济和文化生活组织上的种种错误，因为这种错误足以使个人陷入堕落的境地。
  奥国因忽视社会的立法，所以他不能排除社会的积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
  当时最使批骇异的，是为工人的经济痛苦，还是他们的卑鄙行为，或成为精神生活的低下?我实不得而知。
  生活困苦的人，说他们只要足以维持生活，则为德意志人或非德意志人都是一样的，中产阶级听见了这种话不是要勃然大怒吗?
  他们对于这种“民族自尊心”的缺乏，一定要大声斥责，表现出他们憎恶的意思。
  为什么中产阶级有比较优的情绪?真正能够返躬自问的竟有几人?
  能够了解在祖国民族的文化生活和艺术生活之中，有许多伟大的成就，使他们成为得天独厚的民族中的分子，又有几人?
  能够明白祖国的先荣，在于祖国各方面的伟绩的，又有几人?
  到了此刻，以前我所不知的事，便完全懂了。
  欲使民众“民族化，”须得先造成健全的社会环境，然后再教育个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欲使知道祖国在文化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的种种伟绩而自幸为此民族的。非成教育入手不可。
  一个人必须为他所爱的而奋斗，而所爱的也必须为他所敬，然而不是他明白了解的东西，那又何能对他发生敬意?
  我对于社会问题既发生了兴趣，便透澈的研究他们，于是新异的世界，逐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在一九O九年到一九一O年中间，我的生活环境渐渐的转好，无须靠佣工来维持生活，我靠了制图及画水彩画来维持我独立的生活了。
  凡是不底和带有怯弱性的事件，都是为民众所不欢迎的。
  民众爱严峻的统治者，甚于爱乞怜的人，他们对绝对的主义，较之对不知如何使用的自由还要觉得满意，就像妇女的性情，对于受抽象理论的感动，决不能像敬羡一种优越的势力一样。
  他宁愿屈服于强者，而不愿去支配一个弱者，所以民众对精神是所受的威胁，并不觉得可耻，就像他们不觉得他的自由被凌，及至逼而反抗就以为可耻的，他们或许不知道遇的冤抑，但见到统治者举止的果毅，言论的坚利而终使他们服从到底。
  若以一个具有高超真理而施行方面却是非常残酷的主义，起而反抗社会民主党，那么无论这个斗争怎样剧烈，这主义必会得到胜利的。
  不到两年，我已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学说和它的专门用途了。
  社会民主党从它的经验中很知道实力的可贵，所以对于该党认为有实力的人，就攻击不遗余力，——实力实是不可多得的东西。
  而在别的方面对于敌方的弱者极力颂扬，起初很小心，后来大胆地实行起来，且看弱者的能力如何而定。
  他对于无权力意志的畏惧，还不若他对于资本平凡而意志果毅的人的畏惧为厉害。
  他又能够使人民相信，惟有他才有和平的秘决；同时以不动声色的举动，乘群众不注意的时候潜施压力，或竟大胆的出而掠夺，得寸进尺，以拓张他的地位。
  这纯粹是利用人类弱点的策略。假如对方不懂得以毒攻毒的战术，他这种策略是步步胜利的。
  我们不得不对弱者告诫说这是一个存亡的关键。
  在工场、商店中或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时所有的恫赫，倘使不碰到相同的势力，那是常常得到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