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衙门是太仆寺，专管察哈尔、张家口的牧马。职掌与兵部的车驾司，以及上驷院不大搞得清楚。
  第六个衙门是大理寺。这倒是个“大九卿”中最重要的一个衙门，与刑部、都察院并称为“三法司”。若遇钦命三法司会审案件，若非“全堂画诺”，即不能判处死刑。照会典规定：“凡审录，刑部定疑谳；都察院纠核。狱成，归寺平决。不协，许两议，上奏取裁。”
  本意是遇有重案，当刑部与都察院意见有出入时，归大理寺评断。但词讼之事，往往以刑部为主，都察院职司纠弹，审录常让刑部作主。争端不起，大理寺也就很少发生作用了。
  外官有四个缺应该裁撤。那就是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所管仅只一省，而总督与巡抚同城而治，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人诟病已久。但从没有敢做裁撤的建议，因为不管裁总督，还是裁巡抚，一下就要敲掉三颗红顶子，谁也不敢冒这个大不韪。
  因此，岑春煊主张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许多人有先获我心之感，而鄂、粤、滇三督，更如移开一块绊脚石，称快不止。
  此外还有一个河道总督，亦是可有可无。清朝最重河工，分设总督两员，专司其事，徐州以南的河道，归江南河道总督管，简称“南河”，岁修经费四百万，是有名的肥缺。山东、河南的河道，归河东河道总督管，简称“东河”。洪杨之乱，东南沦夷，南河总督一缺裁去以后，即未恢复。剩下的东河总督，因为独一无二之故，所以简称“河督”，原驻山东济宁，改驻兖州。
  但河督虽驻山东，而山东的河工，早已改归巡抚管理，堂堂一位总督，只管得河南境内的一段黄河，而犹须河南的地方官协力，才有事可办。因此岑春煊认为亦可省去，河南河工仿山东之例，归巡抚兼办。
  这个奏折，侃侃而谈，无所避忌，先就对了锐意猛进的皇帝的胃口。而其中最讨便宜的是，岑春煊自己的缺分，即在应裁之列，更足以证明他说的话是赤心为国，大公无私。
  七月十三上的折子，十四就有上谕，如岑春煊所奏，裁撤冗杂，被裁各衙门事务，归并有关衙门分办，下一天召见岑春煊，奏对称旨，再一天就放了广东藩司。
  这就是张鸣岐所说的，“丢了纱帽有玉带”。但以五品京堂，一跃而为二品的监司大员，并且放到富庶省分的广东，不能不说是破天荒的异数。岑春煊当然踌躇满志，不过一下子敲掉多少人的饭碗，自然会成为众怨所集，很有人想拿了刀子去跟他拚命，吓得岑春煊连会馆都不敢住，尽快领了文凭，由海道经上海转到广州接任。
  不久，戊戌政变发作，岑春煊总算运气，虽受牵累，并不严重。不过广东藩司却当不成了，改调甘肃。及至这年宣战诏下，通饬各省练兵筹饷，共济时艰，岑春煊认为又是一个上结主知的机会到了，便向陕甘总督陶模自告奋勇，愿意领兵勤王。
  陶模知道他躁进狂妄，最爱多事，但勤王这顶帽子太大，不能不作敷衍，于是拨了步兵三营，每营四百多人，骑兵三旗，每旗两百余人。另外给了五万两饷银，打发他就道。
  于是岑春煊轻骑简从，先由兰州出发，穿越伊克昭盟的所谓草地，由张家口入关，到京就带着一身风尘，先到宫门口请安，托人递牌子请慈禧太后接见。
  这是各省勤王的第一支兵。慈禧太后大为感动，及至召见之时，只见岑春煊的一身行装，灰不灰，黄不黄，脸上垢泥与汗水混杂，仿佛十来天不曾洗面似地，更觉得他勤劳王事，如此辛苦，真正忠心耿耿，不由得就把他曾经附和新政的厌恶丢开了。
  “你带了多少兵来？”
  “四营、三旗，共是两千人。”
  一听只有两千人，慈禧太后觉得近乎儿戏，就有些泄气了。
  “队伍驻扎在那儿？”
  “队伍还在路上。”岑春煊解释：“臣接得洋人无理，要攻我京城的消息，恨不得插翅飞来，昼夜赶路，衣不解带。队伍因为骑兵要等步兵，又有辎重，所以慢了！”
  “总算忠勇可嘉。”慈禧太后说道：“你也辛苦了，下去先歇着吧！”
  一下来分谒当道，荣禄没有见他。此时跟陈夔龙谈起，仍然是卑视其人的语气。见此光景，陈夔龙亦就决定不理岑春煊，等他的队伍到了再说。
  “那二百辆车，怎么样了？”荣禄亦不再谈岑春煊，只问自己所关心的事。
  “想出一条路子，正在接头。”陈夔龙答说：“我想找十七仓的花户。”
  这下提醒了荣禄，“对！”他很高兴地说：“亏你想得到！找花户一定有车。如果有麻烦，我替你找仓场侍郎去说话。”
  得此支持，陈夔龙便放手去办了。京师与通州，共有十七个大仓库，专贮漕粮，仓中有专门经手代办上粮手续的番役，在仓场侍郎衙门中有花名册，所以称为“花户”，约有数十家，都是世袭的行当。此辈在正人君子口中，斥为“仓蠹”，而无不家道殷实，起居豪奢，可以比拟内务府的旗人。
  京通十七仓所的漕粮，号为“天庚正供”，除了宫中所用以外，文武百官的禄米、京营将士的“甲米”，亦归十七仓发放，此外又有专养各部院工匠的“匠米”，以及入关以来八位“铁帽子王”嫡系子孙的“恩米”等等，都归花户运送。因此，每家都有数十辆、上百辆的大车，官府征发且又照给车价，等于雇用，自然乐从，所以不等三天工夫，二百辆大车就都集在顺天府衙门左右了。
  陈夔龙很得意地去复命，只见荣禄容颜惨淡，本来就很黄瘦的一张脸，越显得憔悴不堪，不由得惊问：“中堂的气色很不好，是那里不舒服？”
  “聂功亭，唉！”荣禄答非所问地：“阵亡了！”
  陈夔龙亦觉心头一沉。整个大局，若论用兵防御，亦只有聂士成比较可恃，这一来，天津的防守，看来更无把握。
  “死得不值！”荣禄黯然垂泪：“死得太冤！”
  “怎么呢？”陈夔龙半问半安慰地：“中堂总要好好替他请恤罗？”
  “眼前只怕还不行！”荣禄的声音很微弱：“义和团跟他的仇结得太深，他打得很好，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没有人敢替他报功。聂功亭就因为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早就存着不想活的心了。”
  陈夔龙嗟叹不绝，不过，他更关心的是天津的安危，“中堂，”他问，“天津不知道还能守几天？”
  “危在旦夕了。”
  “那么，就眼看它沦陷？”
  荣禄不答。起身搓着手，绕了两个圈子，突然站住脚问道：“你看，是换裕寿山好，还是不换他好？”
  陈夔龙茫然不知所答。首先他得明了，荣禄何以有此一问？因而反问一句：“换又如何？不换又如何？”
  “不换，天津一定保不住，换了，也有利有弊。”荣禄踌躇着说：“只怕裕寿山正找不到抽身之计，这一换，正好合他的意，越发可以不管，天津丢得更快些。”
  “这当然要顾虑。不过，我看，关键并不在此。”陈夔龙答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督抚领袖，位高权重，平时谁不想这个缺？可是，这个时候，就不知道有谁肯临危受命了？”
  “这你不必担心。有人。”
  “那一位？”陈夔龙问。
  “合肥。”荣禄答说：“朝廷已经三召合肥，始终托词不来。他的那一班人，象盛杏荪，已经开出条件来了，合肥不回北洋，就不会北上，张香涛、刘岘庄亦一再电催合肥北上。既然众望所归，我想，皇太后亦不会嫌他有要挟之意。”
  “要挟！”陈夔龙问说：“皇太后嫌李中堂非要回北洋才肯进京，是要挟？”
  “皇太后的话，比这个还要难听，说他简直是借机会勒索。”
  “我看，”陈夔龙说：“那也只是盛杏荪他们那班人的想法，李中堂本人未必有此意思。”
  “不管他有亦罢，没有也罢，如果调任直督，两广派人护理，他就不能不走了。否则不成了霸占了别人的缺分，挡了别人的前程了吗？”
  “这，”陈夔龙笑道：“倒是逼李中堂进京的一个好法子。”他停了一下，将脸色正一正又说：“把李中堂调回来，至少，可收安定人心之效。”
  “啊，啊！”荣禄猛然一击手掌：“这一说，更得这么办了！
  我志已决。“接着喊一声：”套车。“
  ※        ※         ※套车进宫，递牌子要见慈禧太后。很快地，有个小太监出来招呼，说“李总管请中堂说句话。”
  于是荣禄随着他先去看李莲英。见了面却又不急着说话，拿西瓜，端金银露，又请他宽衣擦脸，张罗了好一会。荣禄宿汗既收，精神一振，觉得该办正事了，便即问道：“莲英，你有话？”
  “没有什么话。只请中堂来凉快、凉快，不忙着见老佛爷。”
  李莲英说：“牌子我压下来了，没有递。”
  “怎么着？老佛爷在歇午觉？”
  “不是！”李莲英说：“今天心境不好。谁上去，谁碰钉子，犯不着。”
  原来是格外关顾之意，荣禄深为心感，道谢之后又问：“是为什么不痛快？”
  “还不是那父子二人。”
  所谓“父子二人”是指载漪与大阿哥。荣禄点点头说：“一位已够受了！何况还是爷儿俩！”
  “唉！”李莲英叹口气：“老佛爷一辈子好强，偏就是这件事，总是让她不遂意。”
  “怎么啦？又惹老佛爷生气了？”
  “岂止生气！”李莲英放低了声音说：“今天闹得太不象话了！老佛爷差点气得掉眼泪。”
  荣禄大惊！慈禧太后生气见过，慈禧太后掉眼泪也见过，可就没有见过慈禧会气得掉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