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腰说，最残忍的事情不是恨一个人，却是爱一个人。
  恨一个人会是什么样？我恨过，但坦白说，最近几年，我再也没有了。社会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知道自己正在办着错事却仍会去办的聪明人，一种是不知道自己犯了错仍替自己或别人继续活着的废物。但不论如何，这两种人在社会泡久了，都会变成那种对错无所谓、毫不关几的东西。
  喜欢有什么用？恨又有什么用？一个人要是懂得什么时候睁眼，什么时候闭眼，我肯定，他活的一定很舒服。
  所以，我没有理会小腰的话。
  但这个丫头唯一的优点就是坚持，或者用男人的话来打个比方，墨迹。她不依不饶的告诉我，恨一个人就是心里、嘴上都去骂，手上、脚上都往泥里拖，可是爱一个人呢，就是想方设法把自己装成对方喜欢的样子，然后费尽心机的把对方改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到最后，两个人都不是一开始认识的那个人了。
  我和她也许就是这样。我倔强的逼迫自己相信我是一个不会被别人改变的东西，她也固执的认为她可以融化我的某些。
  我承认，她偶尔也会整出这种挺有调调的道理，但我得揭发，这是她从那些闲来无聊的女性杂志上看到的玩意。
  人呐，一旦把自己想象成脆弱，那么她就会成为一个不错的思想家。女人是这样，或者男人也是。
  可是，爱啊恨啊不过是药劲长一点的古子。玩这东西的人偶尔会听到有意思的传言，古子分男性古子和女性古子，一旦男人玩了女性古子，头昏恶心，倒也不至于鼓出**，而女人玩了男性古子却没大问题。又能有什么大问题？大不了带着紧箍咒似的抠着自己的头发，任凭认识和不认识的男人发泄一下欲望而已。所以沉迷在爱情里的女人浪费和得到的最多的就是妄想，而陷进情爱的男人，他们的喜与痛却是现实的。
  随着自己一个生日接一个生日的浪费，我开始有些怀念蓝眼睛，我曾多么伟大的任凭十几个兔崽子围成圈子打我，我也悼念骆驼留给我的愧疚，我曾那么纯洁，纯洁到忘记了她的另一个身份。而现在，这些事情我统统不会重复。我只相信习惯，我和我们习惯了身边的某样女人、东西，我们便没了勇气让她消失，然后花一丁点的时间替自己找一份新的。
  这也是爱？也许。甚至，绝大部分人的爱都沦落到我想出的情况，所以它们残忍。
  不过，日子没那么多心情让我想啊笑啊这些“莫名其操”的东西。二郎要走了，他他妈的居然花钱在那个陌生的鬼地方报了一所成教，成人托儿所而已，他偏偏真把它当成一回事。而且，他改了名字，算命的说了一堆道理，给他换了两个字，以至于我开始怀疑二郎是不是已经烂掉了。
  去他妈的算命，我的潮水命告诉我，我三十之前会发达，贵人相。可结果呢？我比一般人日子过的好，我却感觉不错，这种感觉很烦躁。
  我认识一个叫桥头老四的哥们，年长我二十多，好赌，成天圈拢着一群长途司机斗鸡。他们玩的不小，五块底钱，六百六封顶，一个人。
  有个小子总赢钱，见牌就闷（扣牌，斗鸡的一种规矩，跟牌的人需要付双倍），大概抖索了两个来月，同车队的一个人把底子卖给了其他人——那小子藏牌，不多，一张红心A，副牌最大。
  老四没抓到手脖子，于是托我去讨个彩头。我跟东子领了几个哥们跟那小子玩了一下午，赢了几千块。就我们和他，我没看到那张红心A，我只看到他不看底牌的局局往东子的刀子前扔钱。
  任何事情都有个然后，那件事情的然后就是我们拿走了钱，又在他眼眶上凿了砖头。赔的数字挺吉利，八百，八百是老四拿的，砖头是我们拿的。那小子的一个亲戚有点能耐，开始不愿和解，即使私了要求的价码也高的仿佛广告——“再次体验双峰长大的感觉”，操他妈的，喝罐药就能让三十几年已经塌陷的**增大和挨顿打就能靠着它带来的粮票过日子，这应该笑一下，不是任何人拿着公安医院的**就能报销等价的票子，如果不信，尽可以自己去试。
  类似这样的事情零零碎碎很多，以至于我总有学着阿兽的派头摔电话的冲动。说句实在话，种狗还有过了春天的时候，而我这种人没有。
  不过说来奇怪，在和平区呆的时间越久，我曾经喜好的吹的那些血淋淋的牛逼就越少了，也许男人到了年纪便**低迷，我也渐渐甚至突然对活动筋骨没了兴趣。而且大多数混到我这种年纪的人都与我一样转了性子，不再动刀动拳头的耍弄派头，反而会在西餐厅点四五样要价四五千的毫无滋味儿的菜来消磨脾气。
  当然，我同时也明白了如果我这种人没了脾气，那么我也就失去了滋味。
  一家小国营单位的干部托朋友办事，转来转去落在了我的头上。事情不大，收笔欠款。得说明的是，尽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自以为所谓的黑社会是靠着卖淫贩毒倒腾违法货物支撑，但其实我们，绝大多数的我们还是靠着收账扒皮过日子。很多场子已经像和平区一样不再抽小姐的水钱，那些瓶瓶罐罐的酒水足够老板肥的流油，虽然K粉冰毒成了酒后的唠嗑菜，不过扫毒扫黑的广告已经贴满了大街小巷，生意越来越紧，至于走私，连大米白面都得检查的年代已经到来，谁还能巴望里面安全？所以我们继续做着老本行，虽然索然无味。
  那次账收的很烂，一个哥们领着我们七八个人赶去周围一个县城里摆龙门（在和平区，除了拿钱养我们的汪洋外，其他人不再像以往一样年纪辈分认的很清），话没扯多远，我们便被两台车撵出了那里。
  确实有一部分人为了面子回头继续硬干，不过钱没到位，丢点脸算不得什么。所以那次的事情轻飘飘的埋在了我们的吐沫里。庆幸的是，那位小领导很讲究，事后仍请我们饕餮了一晚，饕餮这两个字也是我当晚从那家饭店的菜单上学到的。
  后来汪洋知道了这件事，从饭店要来**单子补上了钱，让我把钱送还回去。背后骂了他一顿，我老实的敲响了领导家的门。剩下的就是反复的客套，让我唯一惊喜的是，我竟然从他家里发现了大烟花，也就是罂粟。
  那些花插在客厅大花瓶里，参杂着其他假花，不费心的话根本辨别不出。看到我找出了他的宝贝，他没惊讶的替我冲了一杯烟花水，“感冒、拉肚、嗓子疼，喝一杯就好。我肠道不好，常年得备着这东西。”
  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有人这么诚实的活着，电视里说了，罂粟是魔鬼，缠上就会扬灰锉骨，何况，养它的是人，我根本不信人会忍耐。
  我不想喝，花骨朵里流出的白汁在我想象里也是可怕的玩意，可我不能不喝，因为我不能让自己怕了什么。如同猪崽子嗑了人参果，我急急忙忙吞下了那杯水，整晚都在怀疑自己会不会成了排骨。
  走出他家后，我在院子里看到了几十株罂粟，还没抽芽，干瘪的让我有些惶恐。
  这其实算不上值得白话的故事，可往往事情总能给人一些诧异。不久，我的一个妹妹从外地回来工作，请她吃饭的时候，我无意得知她的母亲就在那个小企业工作，而且那个领导是企业里的标榜人物。
  我蹦出了一个念头，原来那位领导重罂粟单纯是为了治疗他常年的腹泻，绝对不会有其它的出路。
  随后我问了一些人，“如果我在家里弄点罂粟种，你们觉得我是为了干吗？”
  “想死？”几乎每个人都这么回答。
  “我胃肠不好，弄点那玩意泡水喝。”我如是继续问。
  “操。”同样，每个人都用这个字回答我。
  于是，我开始经常的怀疑，为什么同样的原因却因为不同样的人而让事情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即使我自己，我也会怀疑自己。
  这种怀疑让我很头疼，就像戒了几百次烟的我一样，当我不再相信自己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比较轻松。但，烟只是浪费我生命的小东西，我实在不愿拿自己对过日子的态度开玩笑。
  同样的事我问了汪洋，“市里不行，你想整的话我给你要点。”汪洋回答说。
  “不怕我拿那玩意榨汁晾？”我试探问。
  “我怕不怕有什么用？谁信你？”汪洋回答的很干脆，随后给我说了一个他朋友的事情。
  汪洋的朋友因为械斗脑子受了伤，下场跟和尚差不多。在看守所劳改的时候，他的朋友撬开了铁窗，从四楼跳了下去。楼下有条排水沟，因为土软潮湿的，那哥们落地时居然没受伤，抬腿便跑掉了。
  当然，他能跑的圈子也只是看守所里。干部立即下令门岗许进不许出，然后就是搜查。哨岗眼神很好，看到监舍附近有人影，很快就带人把藏在门后的逃犯重新抓了起来。
  虽然是轻度痴呆，审查的过程必不可少。那些人问他为什么逃跑，汪洋的朋友只是强调自己想玩，想跳出去玩。
  “可是，谁他妈信他？”汪洋说到这没有继续讲下去，我却想了很久。
  或者，有一种人就是这样，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他们。
  “我的一位朋友在看守所里干了半辈子，他告诉我，他管理老犯那二十多年里，只要提犯人进行教育，他从来都是把凳子让给犯人坐。”汪洋换话题说。
  想象着脑子里凶巴巴的吼叫，我点头说，“人挺好。”
  “操。”汪洋冷笑说：“那里面不让带警棍和枪，他每次都带着一个钢化杯提审，从来都站在犯人凳子后面，从来没背对过们。”
  听到这，我心里才明白过来，不由随着汪洋冷哼起来。
  “说的好听是客气，是态度端正，操他妈的，那是根本不放心。二十多年，这么长的时间都不够他放心的。”汪洋撇嘴说。
  钢化杯，背对自己的犯人，如果扬起手，在烫掉毛的头上狠狠凿几下，砰砰出血，然后脑皮泛出紫色的麻点，密密麻麻的顺着头发根一点点加重，多么漂亮的样子！
  我感到恶心，垂下头不愿意想象。
  “换成我，我也一样。”汪洋突然说，“我意思是，如果我当监管，我也会二十年站在老犯身后。哪怕是我审我自己，我也那样。”
  突然转过的话让我怔了很久，半晌我才默然的点点头。
  或者，这一种人就是这样，没人相信他们，以至于，到最后，他们也不再相信自己。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算不了什么，可当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的一半已经不存在，只剩下那半背光的部分后，他的心里绝不会无谓的轻松。
  于是，我有些怕了，每天在和平区长胜哥的办公室里，我都会打开百叶，甚至卸掉塑钢窗，希望外面的人知道这里也一样的光明透亮。这种奇怪的想法别人看起来，却总认为我太过压抑，甚至病态到变态。
  可无论如何，这只是想法。想法对一个人来说并不重要，尤其对我这种小人物来说。毕竟我们活着，过着日子不会因为想法改变什么。真正让我担心的是，我居然会对一些我太过熟悉的事情猛然惊慌。
  是一个晚上。我刚回父母家蹭饭吃，连巡打电话过来叫我出去办点事。只要在电话里含糊不清的事，我从不认为它有什么漂亮的外皮。
  果然，我刚刚赶到连巡所说的一个公车站牌后，连巡便让挎包的哥们塞给了我家伙。
  说来可笑，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有握过这种空荡荡却沉甸甸的刀片。
  “啥事？”我看到连巡叫来的人不多，摸黑望着仍川流不息的车和行人，我把家伙裹在了外衣里问。
  没等连巡回答，李桐却突然插嘴冲我“哼”了一声。
  “我操。”我嘀咕着说：“哥，她来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