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的冬泳比赛上午十点半才开枪，十一点半结束，但我们在早晨八点便开始忙活。
  参加比赛的人来自市里几个大企业，大多是些经理头头。每个公司都包了船，加上电台、报社的记者，忙起来倒是真像回事。
  因为江边出租的快艇只有十几艘，所以开发公司的经理找上汪洋帮忙。汪洋搞来了四艘，其中两艘是稽查大队退下来的旧船，加上我们这些人，面子给的十分足。
  当然，这也是看在他名头的份上。开发公司承包下市里整个开发区的兴建工程，总能让汪洋找到满意的回报。虽然头天小腰没有接受鸡头的邀请跟我们一起来玩，但我能看出她对我们这些人的生活很有兴趣。第二天早晨我还在套救生衣时，她已经穿着薄薄的羊绒大衣找到了我们。
  “我说她脑袋缺根弦，绝对不假。”鸡头边叹气，边求小腰立即回家换件衣服。快艇上湿气很大，浪头打到船帮，即使穿整张的羊皮也挡不住水花。
  小腰没在意，眼睛询问我能否一起跟着下船。
  我把东子、斧头分到另一只船，带着小腰提前在江上玩了起来。掌舵的是汪洋找来的朋友，与我们脾气很合的来，偷摸带我们溜到没人处飙船。这比开车兜风要痛快的多，阳光散在水面，随着浪起起伏伏似乎又可以被串起，风透过胸口，很快又会从四周兜回，一切就像永远不会消失一样。
  我想，那些喜欢江喜欢海的人，会和我那时的心情一样。在这里，所有都可以重新找得到，无论看向哪，都可以看到刚刚曾错过的东西。
  如果错过的只是自己的时间，我真的愿意一辈子在这里活着。
  发令抢响之前，我装模作样的往船上搬了许多救生用品。不过事情很有意思，当我认为一切就这么结束时，汪洋却给我们出了道难题。
  比赛是往返，从岸边游到江中央的一座小岛，然后折回。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游泳不是跑比赛，尤其是活水。在江里游二百米，不比在陆地上跑一千米轻松多少。何况岸边到江中小岛足有三四百米，往返的话，不是那些老胳膊老腿能经受起的。
  老板们跳下水游出一百多米，记者便开始登船准备去江中岛继续拍摄。而这时，我们的船一直跟着的开发区老板突然冲我们挥手准备上船。
  纳闷的把他接上来后，老板边擦水边说：“赶快下去一个，到岛上我再换班游。”
  “下去一个？”我惊奇问，“这还带接力的？”
  老板哈哈笑了起来，“做做样子，我这种年纪还真能游那么远？不用游的快，跳一个坚持到岛上就行。”
  “不是有电视台的吗？”小腰追问。
  老板点头说：“拍的不能放，到时候放放领奖就行。”
  我这才发现，那些跳下水的老板们都已经登船，不由恨起汪洋没有解释清楚这一切。
  “我不会。”二郎第一个反应过来说。
  “我也不会。”鸡头想也没想就跟着说。
  “别磨蹭了。”二郎和修鬼抢着帮鸡头扒衣服，没理会鸡头的抗议，只给他留了条内裤。
  小腰脸红的转过身，鸡头拼了命的喊，“我没穿泳衣，我他妈怎么游。”
  “悠下去。”二郎和修鬼扯着鸡头的手和腿，就这样丢进了江里。
  一直闷不吭声的老K终于吐了口气，拿过刚才没用过的喇叭，大声吼着加油。
  老K底气足，整条江上的气势都没有我们高。鸡头也来了劲，狗刨没用，又是仰泳又是自由泳，就是速度慢了点。
  到了岛上，鸡头上岸第一句话没有责怪我们，而是指着架起的摄像机说：“哥们刚才标准不？上不上镜头？”
  “又他妈不放，你扯没用的干嘛？”二郎嘀咕着骂了一句。
  简单休息了一会，后半程依然是这样。只不过换成了东子代替，知道真的不能上镜后，鸡头死活不肯再下水。临到最后五十米，开发公司老板才重新跳下了水。
  “我要是知道有这事，打死我，我也不来。”鸡头上岸便催着我找家桑拿去去寒气，当开发公司老板拿着一堆照片走过来时，他又抢着跑过去看看自己是否留下了出镜机会。
  有张照片不错，大江上一颗人头，除了黑糊糊的后脑勺，其他什么都没有。
  缺心眼的记者非说这张照片最好，鸡头也确定，因为那是唯一一张把他照进去的相片。
  “帮我出个主意，记者说登报得有题目。”鸡头载洋洋的拿着照片冲我们炫耀。
  我嗤笑了几声没搭理，倒是小腰严肃的想了好久，“茫茫大海上飘着足球。”小腰说。
  “以后我他妈再带你出来玩，我是你生出来的。”鸡头抢回照片便离开了。
  我忽然发现，小腰这个女孩有点可爱。除了韩津外，我们身边没有其他女孩可以让我们哭笑不得。
  当我睡觉时发现自己胳膊上少了点温暖的时候，我总相信自己还会再碰见一个人。像以往一切女孩那样，让我安安静静却轰轰烈烈的去宠去疼。
  也是从那一刻我才明白，蓝眼睛、韩津、金笛那些女孩子不应该让我为她们的离开感到难过或气愤。两个人在一起不过是从喜欢到习惯的过程，或许我和我们应该感激让我们和她们分开的所有，是它们使我们在这么久后还肯想起。
  我从小腰兜里翻出她的电话，没管她的疑问，直接播通了自己的号码。有冲动的时候总得赶快去做些什么，尤其是对女孩子。这是鸡头教我的，不同的是，他指的是性。
  十一点半，临时搭建的小广场开始吹嘘起这次冬泳的意义。什么带动全市人民健身，树立什么方向，台上每说一句，鸡头就会打着哈欠陪一句“操”。他有资格这么发泄，我只是笑。倒是东子最实在，“峰哥，半小时就完事，中午能混顿饭吧？”
  “不就为了顿饭才这么晚开枪吗？”我点头说：“但你放心，没咱的份。”
  小腰不理解的问我原因，她的声音很木，我摇头没有解释。
  果然，开发公司的老板根本没记住我们这些人。他的车停在我们旁边，但他只是问了问汪洋在哪。
  都习惯了，我们也没计较。找到汪洋后，他让李桐陪我们去吃午饭，并说出一会有点事，让我们吃完饭去连巡那里开一台半截美回来。
  李桐一直不大高兴，我试着问理由，她埋怨汪洋不让她坐快艇。
  女孩子发脾气总是找一些男人不注意的理由，我闭上嘴没接茬，草草吃完饭便准备去拿车。
  小腰跟着我一起走了出来，兴奋的问我下午是不是还有什么乐子。
  我不敢打包票，我的日子并没有什么乐子，所以我把她送回了家。
  来到连巡饭店时，他已经等在那里。指着车，他谨慎的把我带到斗子前，“这狗可别颠荡坏了，好几十万呢。”
  我这才看到车后斗放着一只大狗笼，笼子里的狗长的挺可爱——一米多长，白色的身子偏偏配了个黑色的脑袋。垂下的舌头一直滴答着口水，眼睛也没有什么神采。
  “这什么破狗，跟只白条鸡似的。就这操行值几十万？”我不敢置信的问。
  “种狗能漂亮到哪去？”连巡笑着说：“送到老板那去。”
  “老板？”我疑惑问。
  连巡点点头，随后告诉我李桐的父亲闲着没事在市外买下块地皮养狗，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图个消遣。养了几年，花进去的钱可不少。
  “老爷子人挺好，汪洋带你们去，那是看得起你们。”连巡耸肩说：“这狗可得留点神。”
  我激动的点头，“我死了也不能让它死。”
  带着宝贝开回二郎他们吃饭的饭店，几个小子都对狗表示不屑。知道身价后又全变了眼光，连连夸狗有型。
  李桐气没消，吃完饭便一个人回了家。汪洋来的时候也没问她的情况，头车带上我和二郎、老K，后车修鬼亲自护送，至于鸡头，他靠在狗笼子边上一直研究都是靠宝贝根子过日子，为什么人家就能值那么多钱。
  出市区上高速前，汪洋距离收费口很远便减慢了车速，半晌才开到窗口。张望了一眼，汪洋打开车窗平淡的问：“小张没上班？”。
  收费站窗口里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我掏兜找零钱想交，汪洋却推开我的手继续说：“回头见到他帮我拜个早年。”
  女人看了汪洋一眼，没在意的撕下单据，没有收回的手摆明等着汪洋交钱。
  很普通的事，没想到汪洋却皱起了眉。“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女人抬高声调问。
  “我从这过，从来没掏过钱。”汪洋嘲笑说。
  我有些纳闷，汪洋不是那种喜欢惹事的男人，也不会为了十块钱斤斤计较，更不存在面子问题。钱还握在我的手心，我搞不懂到底要不要交出去。
  女人狠狠敲了几下玻璃，“后面还有人，别在这耽误我的工作。就是站长过也得交钱，你凭什么不交？”
  “不凭什么。”汪洋倒了两步车，拔掉钥匙走了下去。
  我以为汪洋跟女人有过别扭，急忙跟着下车喊出了修鬼、鸡头他们。对付女人鸡头有一套，我相信汪洋也不会跟一个女人动手。
  没想到鸡头张牙舞爪扑过去时，汪洋却狠狠瞪了我们一眼，转头对女人说：“你现在打电话给老刘头，就你们站长，你说我从这过，不想拿钱。我叫汪洋，你现在打。”
  “我不打，要打我也打110。”女人理直气壮的说。
  她确实有理直气壮的理由，我和修鬼面面相觑，都不清楚为了两台车二十块的过路费，值不值得在这里闹事。
  后面跟上来的车已经在按喇叭，我看到汪洋的脸一点点挤在一起，烦躁的跑过去指着司机们都老实等着。
  有个司机没理会我，依然按着喇叭。汪洋突然抬腿踹向半悬着的路杆，大声吼：“都他妈把喇叭给我闭了，谁再按一下，我车都给你们砸了。”
  我不知道司机如何想，我当时吓的心里咯噔直跳。
  “真他妈丢人。”心里合计着，我走到收费口对女人说：“以后长点眼睛，都他妈是认识人，大过年你犯得上这样？少收十块钱，你家揭不开锅？”
  边说我边想递票子，汪洋忽然抬手推我，力气很大，直接把我推倒，“把钱给我放兜里。你打110，你现在就打，从110到119你都给我打，你看你今天能不能收到钱。”
  女人这时已经开始发慌，拿着电话不知道按了多少遍，不过确实报警了，交警巡警统统都打过，边说电话边哭，就像我们刚在这里杀人放火一样。
  “这都什么**事。”鸡头替我拍了拍身上的灰，“二十块，说出去这脸往哪搁？我真苛了。”
  “苛了”是牛苗的口头禅，服了、烦了的意思。鸡头这种人说出女孩子才会说的话，我不由觉得好笑，“苛死你得了。一会来人了，你上去编编，别把事推到汪洋身上，就说那傻逼女的不要脸，讹咱高速钱。”
  鸡头点点头，随即摇摇头，“我瞅不是这回事，汪洋真怒了。”
  我回身看汪洋，他一直站在收费口盯着女人，眼睛半天也不眨一下，似乎力气全用在了眼皮上。
  随后的事既无聊又新鲜。无聊的是，警察来之后便是没完没了的套关系找熟人，汪洋打了几个电话，警察本想调停，但女人却放赖说我们恐吓殴打她。就这样，收费站的车越压越多，事情越处理越麻烦。但汪洋始终不肯掏过路费，哪怕警察已经有些不耐烦的跟他嘶吼。
  我没有那胆子冲上去跟警察叫号，站在一旁所以感到无聊。
  不过还好，新鲜事来的更快。
  不一会，还是那台福特，还是那张不苟言笑的脸，郭超居然带着几个同事在我们面前停了车。于是收费站的女人成了配角，郭超和汪洋看着对方不停发问。
  “你在这影响治安，想干嘛？”
  “我在哪干什么，用得着你问？”
  “该管的事，不管是谁，我都管。”
  “我的事，谁都别想管。”
  两个人反反复复，直到郭超带的同事上前动了手——只是推汪洋一把而已。有些人，一旦他们确信自己做的事是对是错，他们就不会在乎眼前的人有什么身份。我们是，他们也是。
  我抢着跑过去拦，汪洋却笑着把我挡住，“晓峰，你去把钱交了。”
  我诧异的在收费站女人的嘲讽中补了钱，汪洋却转口说：“我今天脑子疼，开不了车，我叫我朋友来帮我开。你们几个不用急，十来分钟就到。”
  说完，汪洋又拨起了电话。不是一通，十几二十通。我搞不懂他到底想叫来多少哥们开车。
  当一辆辆车绕过堵着的车队来到收费口时，汪洋冲赶来的哥们说：“都从这过，过完再回来。就拿一百的让她破，不是喜欢收钱吗？我看她能收多少。”
  刚来的哥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还是照着汪洋的话过杆，随后挑头再回来。一来一回，两张红票换成一百八十块的零钱。没几趟，十多辆车便把收费站的零钱全部回笼到自己的口袋。
  汪洋摇头笑着上了车，过杆后递给收费口一张红票，那个趾高气扬的女人这时已经没了张狂，大概被汪洋的气势吓住，连连摆手说：“没零钱了，你过吧，不要你钱了。”
  汪洋冲郭超招手：“她自己不要我钱，你听见了？”
  郭超站在原地看着汪洋，半晌似乎笑了几下。肩膀晃过，眼睛动过，声音却都含在了嘴里。
  “我要是不想给，谁也别想从我这拿去什么。”汪洋对着郭超大声喊过后，便带着我们离开了收费站。
  我偷偷看了同车的二郎一眼，他则偷偷的冲我挑着大拇指，“牛逼。”二郎对口型的冲我说。
  来到李桐父亲的狗房时，我多少有些惊讶。
  上千平的厂区里林立着大大小小的狗房，一些“宽敞间”还配着空调，大概是给种狗小崽专用。简单扫了一圈，大概有接近一百间狗房，打扫喂食的工作人员也有二十多名。
  我对这些玩意没什么研究，二郎算是半吊子，“没几个纯的。”二郎指着京吧杂交的小狗崽笑着骂：“这玩意也养？”
  “自己看的舒坦就行，别人说值钱就值钱？”汪洋瞟了二郎一眼，让我从车上把种狗领下去交给别人。
  捂着鼻子照做后，我正打算带着哥们到门外等，汪洋却招呼我们跟他走进狗场的办公楼。
  小洋楼而已，但装修很精致，门卫处还设了吧台。一位挺漂亮的女孩站在那冲我们殷勤的点头问好，这反而让我有些不自在。
  敲响二楼一间办公室大门时，汪洋让我们在大厅的休息间等会，随后便一个人走了进去。我多少对李桐的父亲有些好奇，坐在沙发上没找到烟灰缸，从来烟不离手的修鬼也自觉的夹着烟不敢点上。
  半晌汪洋从门里探出了头，“进来领份红包。”
  “还好来了。”鸡头笑嘻嘻的在我身后念叨，我急忙把他踹在了门外，“我那份给你，你老实在这等着。”
  走进办公室后我甚至不敢抬头直视，不过多少有些失望。李桐的父亲不如我想象中充满了“气势”。普通的中年人，年纪应该比我父亲大一些，褐色皮肤吸引了我的大半的注意，年轻时他应该受过不少苦。
  李桐的父亲正在摆弄着桌子上的几块玉，我们进去后也没放手，只是随便点头让我们找地方坐下。
  仅有的一张沙发上坐着汪洋，二郎倒是实在，直接拖过门后堆的几个苹果箱子，也没管是否能承受他的大体格，一屁股坐了下去。
  李桐的父亲这时忽然笑了，起身走到门口喊来几个工人搬椅子。我手足无措的想拒绝，汪洋摇摇头，“坐着就行。”
  我也希望这样，很多时候站着与别人说话，我都不清楚应该保持什么姿势，把手插在哪里。总觉得无论自己如何做，别人都会看出我没有所谓的教养。
  李桐父亲请进了凳子，也把不满的鸡头请了进来。这小子自来熟，第一个拜早年后眼睛便瞟到了桌子上的玉。
  “好东西啊。”鸡头连连称赞，我和修鬼变了脸，想把他拉过来封上他的嘴，李桐的父亲却找到知音般问：“你也懂石头？”
  我起身到鸡头身后踹了一脚，他才尴尬的说：“放在这的东西能不好吗？”
  老爷子挺高兴，拉着我们过去看他的几块玉。都是小件，白白绿绿，我看不出什么抢眼的地方。
  “挑玉挑水头。”汪洋走过来替我们圆场说：“金子银子能提，玉不能提，好就是好，坏就是坏。”
  李桐的父亲点头说：“跟人一样。”
  随后他指着玉石补充说：“水头足的玉难找，这几块都是汪洋给我找来的，花了不少钱吧？”
  “没几个钱。”汪洋大度的说。
  “跟我还说这话？”老爷子哈哈笑了起来，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木匣推到我们面前，“该抽烟就抽烟，我这暖气足，冬天也开窗换空气。”
  鸡头抢过木匣，里面只有四根烟，精品云烟，不够分。想了想，我从他手中拿回木匣推到李桐父亲的手里，掏兜拿出长箭一人分了一根。
  汪洋接烟没点，李桐父亲接烟后也只是放在桌子上，“出门再抽吧。”汪洋不轻不重说。
  “没事。”李桐父亲摆手说，顿了顿，他忽然盯着我看了好一会。
  我怕他误会我推回烟的意思，我只是不想几个哥们在一起，有的人可以抽几十块钱一根的高档烟，有的却只能抽几毛钱一根的廉价钱。找个话题，我指向了玉：“啥是水头？”
  老爷子笑吟吟的一直点头，意味深长的看了汪洋一眼，随后向我解释：“这些绿的地方得纯，得透，这叫高绿。有一块高绿，这块玉就能添五十万的价。”
  我登时合不拢嘴，几块巴掌大的玉石全都有他所说的高绿，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眼前摆着几百万的东西。
  “那这块得值多少？”鸡头指着一块大半浓绿的玉问。
  老爷子咋咋嘴，“差了点，要是通体高绿，这块玉就能上千万。”
  “我操。”鸡头没管住嘴，眼珠子险些掉在桌子上。
  “不好找。”老爷子转头对汪洋说：“这样的就行了，不用替我找绝对纯的，人不能太贪心了。贪到最后，手里握着的给人看的，不是玉，那是自己的命。”
  汪洋的脸色忽然变的很难看，嘴角不自然的不停抽搐。
  老爷子这时调过话，问起我们这群小子半年来陪着李桐是否操心。
  没谁敢说操心，其实少了她，我们反而会觉得每天空荡荡的难受。
  “我在小山庄安排了一顿饭，郭超和他们大队领导都去，你陪着聊聊。有些事过去就过去了，你的也是，他的也是。”老爷子说完，递给我们一人一封红包，连汪洋也不例外。
  汪洋点点头应付过去，心不在焉的模样只露在我们这一侧。
  出了狗场，汪洋让我去小山庄把账结了。看他的表情，我就知道他根本不会去参加那个饭局。
  小山庄是市里一家还算有名的饭店，排场不小，规模不小，不过以农家菜为主，所以除了偶尔口淡去吃粗粮的老板外，那的生意并不火暴。
  我一口承担下来，并示意自己掏钱就行。汪洋点点头，“回头给你。”
  只是，我让他失望了。
  我拉着鸡头跑到小山庄看了看价格，心惊胆战。
  李桐的父亲只点了一桌菜，能被他特意请出的客人应该也不会太多，可价格却不比我这种人安排几十桌要便宜。
  两组茅台上了万，那些菜五花八门更让我郁闷。其中有盘刺参标价一千二，我特意问了遍厨子，他一本正经告诉我是成本价，一点水分都没有加，是冲着李老板的面子才这样的。
  “傻了吧？”鸡头推着我的肩膀说：“拿出一千二放锅里炒炒都比这个实在。”
  我无奈的耸肩，打电话告诉汪洋我掏不起一桌将近三万的饭钱。汪洋应该也有些心疼，沉默半晌让我和平区门口等着拿支票。
  支票是李桐送来的，汪洋把这个祸害推给我，倒也算一举两得。回山庄的路上，我顺嘴说了几句去狗场的事，李桐居然紧张的一直在抿嘴。
  “你爸那话啥意思？”我多心问：“汪洋哥以前还有什么事？”
  “汪洋以前有个亲哥，死了。”李桐许久才回答，不情愿的说了汪洋的故事。
  汪洋刚出来混的时候与现在是两种人，那时候李桐还小，每次见到汪洋她都会害怕。汪洋的哥哥比汪洋混的明白，黑的白的都有哥们，连上高速过收费站都从不给钱。事情也就发生在这里，有次过高速，收费站换了新职工，没理会汪洋哥哥的话，死活要收钱。汪洋哥哥当时带了几个朋友，觉得面子挂不住，动手伤了人。命不好，不小心打成重伤，被判了六年。
  赶上当时市里抓治安，汪洋和哥哥想尽办法也没办出缓刑。汪洋哥哥一来气，保外的时候把收费站工人捅死了。
  死刑，连带着他哥很多同伙都被揪进了局子审问。大概当年他哥俩干过一些值得深究的违法的勾当，汪洋哥哥通知在外躲风的汪洋跑的越远越好，短时间内不要回到老家。汪洋也照做了，但与我不同，我只是捅个小混子，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事发生，而汪洋哥哥的案子影响很恶劣，自然警力也调动的很足。汪洋在机场被擒住，当天一起投进了看守所。巧的是，郭超当年也参加了对汪洋的追捕行动。在机场时，他是第一个冲上去按倒汪洋的人。
  汪洋的哥哥知道一切后，一肩扛下了所有的事。
  死了，留下了一个干净的弟弟。
  当时汪洋的哥哥被判死缓，因为扛下了弟弟的事，两年缓刑被取消，数罪并罚，没有转机。
  不要以为谁都可以替别人扛些什么，如果真的用生命去承诺去保护，仍可以做到这些的人寥寥无几。有一位母亲为了白血病的儿子，愿意怀孕等着用婴儿的骨髓去配对，而孩子的爸爸却不肯拿自己不大好的身体救回自己的儿子。
  时间有很多，票子可以再赚，命，只有一次。虽然汪洋的哥哥不值得同情，但却值得佩服，值得绝大多数嘴上花里胡哨表彰仗义的人佩服。感情长短浓厚正义与否有了定义，那它已经失去了平稳。一路上的晴雨阴雪，它们才是全部。我想没有谁愿意在死掉那天只记得起陪过他的那些名字。如果只为了能看到尽头两个或几个狼狈疲惫的影子，那就干脆陷在原地依赖，至少会减轻无力紧握又不敢松手的悲哀。
  从那以后汪洋变了一个人，不仅是性格，还有态度。
  我这时才明白汪洋在收费站莫名激动的原因，也明白为什么他非得与郭超针锋相对的原因。
  这些事我没有告诉其他人，我不想一件不普通的事被别人看成普通。
  所以我忘了这些准备新年。父亲那年的阳历生日在腊月二十七，我想给他办一次寿。我忽然觉得自己可以办了，至少我觉得我的以后会有副人样。
  我花光钱买了套像样的衣服，一套手工的烫绒西服，配上一双手工的烫绒布鞋。没想到哥们都觉得这一身挺讲究，于是，我难得想出的行头又他妈的成了工作服。尤其那双布鞋，我一个人穿的话，或许别人认为我有点个性。但一群人都在大冬天这样穿的话，听到的只是一声“一群神经病”。
  我在市里最好的一家蛋糕店订了一个三层蛋糕，老板告诉我他们的牛油黄油奶油全是进口的。
  “不是进口的，还是进屁股的？”鸡头心疼他的钱，不屑的说：“订个蛋糕，送个寿桃吧。”
  我突然觉得这主意不错，于是死皮赖脸磨着老板免费送了一只寿桃。
  不过父母始终与我眼光不同，父亲看到蛋糕时责怪我乱花钱，看到寿桃时却笑了出来。那只寿桃被他当作宝贝放进了冰箱，“今天菜太多，先吃好的。”父亲这样说。
  我知道，其实他是舍不得吃，那是我作为一个儿子，第一次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二十多年中唯一的一份。
  我很自豪，也很感激鸡头的主意。晚上从母亲那里难为情的借了点钱，我打电话把哥们都叫出来摇头。
  在一家小迪吧，白天旱冰场，晚上做舞厅，地板滑的让我站不住脚。不过尽管喝了不少酒，我还是玩命的扭动着全身，因为我开心。
  让老爸笑一次，这对别人来说算不得什么，对我来说，这比什么都难做。
  摇累了，我们都不想散伙。岁末等不及开始放烟花的人家很多，我们爬到市中心一家专卖店的房顶看别人的喜庆。大概烟花是唯一一种可以不必嫉妒眼红而分享的东西，我们看着、笑着，想起了我们的和平区。
  “过完年，咱不用别的地方糟蹋钱，天天在汪洋那摇。”我躺在修鬼腿上说：“你个虎玩意，以后别嗑药了，跳舞就跳舞，别把自己嗑傻了。”
  修鬼笑着不言语，和尚却插嘴问：“峰哥，我能不能去？”
  “咋不能去？我和修鬼去你们就能去，除非你不爱去。”我接口说。
  “我又没见过汪洋，也没帮过他的忙。”和尚唯唯诺诺的说。
  “见过我俩就行呗。”修鬼打断他的话，啐痰说：“我估计也不能让咱当门卫迎宾，咱去了赚两年好钱，回头各回各的家，各找各的妈。”
  “想的还真他妈远。”老K似乎不愿意听到这种话，截口说：“咱去看看吧，反正也没事干。”
  就这样，我们晃晃悠悠走到了和平区门前。还没撕开的大灯箱悬在我们头顶，但我已经能看到它亮起来的模样。和平区大门外的墙壁左侧雕着大理石的画，右侧则画着壁画。左面是外国衣衫不整的仙女，右面是中国摇首弄姿的女郎。我不明白汪洋请来的人为什么弄出这两副画，但我觉得她们很漂亮。不论她们是仙是人，她们都光明正大的干着自己的事。
  老K又开始摆起造型，在和平区的台阶上整理头发，东子、鸡头也过去凑热闹，仿佛现在他们就是那里的主人。我和修鬼骂他们丢人，心里却感觉不错。
  但，不是每个人都与我们想的一样。
  路边走过一伙人，大概也是刚从吧里出来，走在大路中央也不避讳车的喇叭声。当他们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瞪了他们，他们瞟了我们。
  这很正常，晚上混在街面上的小子都会不由自主这样做。如果谁先避开对方的眼睛，那就会让对方觉得爽快。至于理由，没人明白为什么。不是单纯的找茬，只是单纯的习惯。
  难搞的是，老K还在劲头上，拔开身前的人挺直腰杆示威似的歪起了头，“看个**看！”
  那伙人中有个小子嘴挺麻流，立即顶着说：“就看你这个**。”
  我不想在和平区前面搞事，挥手示意他们离开，“大晚上的，赶快都回家睡觉吧。”
  “**样。”那小子耀武扬威的大声说了一句，周围的人立即笑了起来。
  他话刚落，我和站在路边的二郎、修鬼、斧头便首先冲了过去。和尚有点夸张，抄着一把不知道是泥是石头的玩意劈手就砸，人群登时散开了。
  我冲到那小子的跟前，就一拳头，他竟倒在地上不肯起来了。那一拳头并不重，虽然砸在眼睛上，应该不至于这德行。
  二郎不屑的补了一句：“你他妈连根**都不如。”
  随后胡乱打了一通，我们没认出对方的脸，他们跑掉时也没人去追。倒是躺在地上的那个小子挺带种，站起来大声吼：“有纲告诉我你混哪的。”
  修鬼一把把他再次推倒，“我就混这的。”
  修鬼指着未揭封的和平区招牌说：“就到这找我。”
  无聊打一架，放句号子而已。那小子被修鬼补了一脚踢开后，我们也扫兴的回了家。
  第二天中午我才去影都，去的时候只有鸡头一个人在。刚见到我，他便惊慌的问：“你电话怎么不开？”
  “我睡觉开什么电话？”我笑着反问。
  “出事了。”鸡头舔着嘴唇说。
  我打量着影都大厅问：“咋了？有人闹事？”
  “操，昨天晚上的事呗。”鸡头拉着我往门外走，“警车来了，还没等咱解释，修鬼他们一起都被揪进去了。”
  “不就打两下吗？”我心慌问：“没动刀子没动石头的，我连血都没见一块。”
  “不知道。”鸡头摇头说：“你给汪洋打个电话？”
  “屁大个事找他？”我拒绝说：“等等，等谁出来了问问再说。”
  等，我特烦这个字。我一直等到晚上，电话拨出的号码全是关机。我想到附近派出所打听，但不确定是“哪家”。我和鸡头甚至不再理会来要小姐的客人，只是坐在那发呆。
  到我电话响起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终于醒了。和尚第一个被放出来，那群小子没认出他的脸。被我们打的那小子是周刚的侄子，晚上玩腻了准备去步行街耍耍，路过和平区幸运的被我们提前耍了一通。
  周刚昨晚便带人找我们，到早晨问出我们几个小子的下落，直接找警察过来调理，甚至没有管汪洋知道后怎么处理。
  “大不了扔两个钱，我就不信打一拳头他就敢咋样。”我嘴硬说：“放心，我找汪洋。”
  “不要钱。”和尚哆嗦说：“修鬼替你认了。进去的时候修鬼怕你和老K出事，告诉我们都不提老K昨天在。黑灯瞎火的，那些人也都喝彪了，就认出修鬼了。拘留了。”
  “他他妈替我认个屁。”我一口一口喘着粗气说：“那片的派出所？”
  “都认完了，你别来。”和尚忽然大声吼：“你去找找汪洋吧，我瞅那些人就想挑一个撒气，说死都想把修鬼关进去。”
  “搂一拳头还能判？”我嘲笑，却不敢确定。
  “我认识一保安，一拳头打人家鼻子上，重伤害，判了两年。”鸡头在一旁小声说。
  “我操他妈两年。”我心急的骂，随后打起汪洋的电话。
  关机。
  我急的真想立即揪出汪洋，于是我打给李桐。
  仍然是关机。
  “问问连巡。”鸡头提醒。
  连巡却没给我好消息。早晨汪洋便带着李桐出门了，说是给李桐的父亲买块好玉当拜年礼。
  我听完后脑子开始发懵，我靠在墙上，烟吞进嘴里只是发涩。
  母亲这时却给我打了电话，寿桃放不了几天，老爸让我晚上回家一起吃饭。
  我忽然想起如果修鬼的爸妈也这样在找自己的儿子，我他妈哪有脸再见到他们？
  我一个人跑出影都，鸡头飞快的跟上来，心眼比我多，他拦了辆出租直接说出我想去的地方——连巡的饭店。
  “我听人说了。”我进门没张嘴，连巡截口说：“怎么整的？大道上那么多人，挑着捡着，你们还就真能打个不能打的。”
  “我哪知道他是谁？”我压不住火气问：“就这事，至于拘留？”
  “六个月。”连巡垂下头说，“周刚那个逼玩意不是人，都商量好了，我朋友告诉我，就这事他要整六个月。”
  “我操他妈的，就打一拳头，六个月？”我咬着牙问。
  连巡伸手想拿下含在嘴里的烟，却很多次没有握住烟杆，“不是打在眼睛上了吗？”
  “抓乎（欺负）我？”我烦闷的拔掉他嘴里的烟，丢在烟灰缸里，整杯的啤酒被我泼在上面，烟头熄灭的声音脆的让我感觉在破碎。“帮我找找汪洋，这又不是我们几个闹事，那小子自己他妈的欠操。让汪洋帮我把事了了，以后让我干什么都行。”
  “要不我给你拿点钱算了。”连巡不耐烦的说。
  “我没钱，我也不缺钱。你要是不帮，我自己去找。我要是找不到汪洋，我就让那小子给我躺六个月陪着。”我抻直脖子紧挨着连巡站着。
  鸡头大步跑过来把我拉到一旁，“不就是他妈的有个好叔叔吗？”
  “周刚和周虎都是一个逼味，六个月就算轻的，看在汪洋的脸上。要不是汪洋，六个月都不用蹲了。”连巡昂起头说。
  “我要是被他打一拳头，他也能蹲半年？”我取笑说：“这监狱这么好蹲，我他妈还长手干嘛？天天算计着把自己送进去多少年？”
  连巡被我的话噎住，半晌才回答：“你们先回家吧，我去办，我他妈去办，咱哥们要是不出来，我自己去让那狗崽子躺半年。”
  没由来的烦躁，我回到家便觉得自己发烧了。一连两天我都没出门，二郎打电话告诉我汪洋已经赶回来了，老妈告诉我我的那只寿桃很好吃。
  画上颜色的面粉团而已，我忽然想捏碎那只桃子。但我没有力气，我一直没吃东西，爬下床上卫生间，我就已经看到自己的腿踩不住拖鞋，脚跟像失去力量般总也不随着脚尖落地。我想，我会不会把自己饿死。
  那天晚上我把家里的酒都倒在盆里喝，夏天有扎啤的时候修鬼总是这样。
  可我失去了酒量，我喝了几口便醉了，或者烦了，我做了个梦。
  我梦见父母带着我乘公车去公园。我们坐在同一排，天气好的让人不愿闭上眼睛。下车的时候父亲向不小心滑倒我的伸出了手，尽管他带着厚厚的皮手套，但我牵上他的手时，我莫名的感到颤抖。
  父亲母亲把我带去通向公园的电梯处，他们俩个首先挤进了狭小的电梯。当我随他们之后钻进去，我却发现电梯在路过他们等着我的那道出口时，并没有减慢速度，而是失控的向天空飞去。出口变成肮脏的涂满水泥的红砖墙，我伸出手想推，但我做不到。那红色的，就像血的颜色让我晕眩。
  风车一样的电梯飞快的爬到顶点，而我已经惊慌的想要大叫，只是我喊不出声。我拨通父亲的手机，然而电梯下降时的速度使我几次控制不住身子向上翻滚。我努力着，我拼命着，当我的双腿撑住电梯两侧，双手捧着即将要接通的电话时，单薄的玻璃电梯门终于破开，而我也终于被甩到了天空。
  天气好的让人不愿闭上眼睛，我看到绿色的、蓝色的、白色的，美丽的一切，但我也会听到沉闷却沉重的我的落地声。我想，一定是我的头先着地，我甚至想到一刹那爆开的浓黑的血、乳黄的**，或许还有我零散的骨头。
  我转头看向电梯，我希望父亲那双手会拉住我，但我什么也没有看到，电梯已经消失了，公园也不存在了。
  在我即将摔在地面上时，我醒了过来。两条眉毛像是钢筋，把我的眼睛压的失去了知觉。发现自己浑身已经湿透，我竟立即在床上胡乱翻着。我把枕头和被全都丢在了地上，我把烟和火机都砸到了墙上，当我摸索到手机后，我没顾时间的早晚，迅速的打通了家里的电话。
  我把噩梦告诉了母亲，母亲却说：“没事，妈妈命长，妈妈不能把你自己丢下。”
  “我怕我把你们丢下。”我哭了，因为一个梦。
  说完，我挂上了电话。我不敢相信自己会这么害怕，我不敢相信自己其实也同样依赖。在闭着灯的房间里，我闭上眼睛挥舞着双手，我想象着梦里父亲牵着我的手的感觉，我突然想死掉，因为那样我便什么都不会害怕。不论天堂地狱，不论俯瞰仰视，我不会再担心自己会失去什么，终有一天，我需要的人都会陪在我的身边，只要我死掉。
  我咽着口水，我给小腰打了电话。我说我想找个人陪陪，她拒绝了，在我想象之中。不过很快她打回电话，追问着我是否出了事。我没有坦白，我打给了李桐，她在天亮之前等在市里的公园，没有问我为什么要到那里。
  我和她顶着冬天的寒气，随着晨练的人群爬上正好九百九十九节台阶的山道，我和她脱掉大衣，随着老人们在录音机里放着的我从不留心的体操曲子扭着在舞厅我看不到的舞步，我感到安心。但当太阳霸道的爬起，人群开始散去的时候，我又一次发现自己在怕。
  “我们走吧。”李桐说出话后便领在前面下山。
  我抓住了她的手，“我们不走吧，在这坐一天，坐到晚上。”
  李桐笑着骂我脑子有病，但没有甩开我的手。我知道我没资格对她说这些话，我也笑自己值得被骂。可是，我不想看到黎明，不想听到有人跟我说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