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虚伪小人，本非骨肉，既无幸私之恩，又无禄仕之实，恻隐之心，义无所依。至有奸轨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载之时，东郡有盗人妻者，亡在孝中，本县追捕，乃伏其辜。虚伪杂秽，难得胜言。太子官属，家搜选令德，岂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其为不祥，莫与大焉，宜遣归田里，以明诈伪。”书奏，帝乃亲迎气北郊及行辟雍之礼。又诏宣陵孝子为舍人者悉改为丞、尉焉。
  [6]起初，灵帝喜好文学创作，自己撰写《皇羲篇》五十章，遴选太学中能创作辞赋的学生，集中到鸿都门下，等待灵帝的诏令。后来，善于起草诏书和擅长书写鸟篆的人，也都加以征召引见，便达到数十人之多。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又引荐了许多没有品行，趋炎附势之徒，夹杂在他们中间。每当灵帝召见时，喜欢说一些民间街头巷尾的琐碎趣事，灵帝非常喜悦，于是不按照通常的次序，往往对他们越级擢升。而灵帝很久没有亲自前往宗庙祭祀祖宗，到郊外祭祀天地。正好遇到灵帝下诏，命朝廷文武百官分别上书陈述施政的要领，于是蔡邕上密封奏章说：“迎接四季节气于五郊，到宗庙去祭祀祖宗，在太学举行养老之礼，都是皇帝的重大事情，受到祖宗们的重视。可是有关官吏却多次借口血缘关系已经非常疏远的王、侯们的丧事，或者皇宫内妇女生小孩，以及吏卒患病或死亡，而停止举行这些大典。结果，忘却了礼敬天地神明和祖宗这一类大事，专门听信那些禁忌之书，拘泥于小事，以致减损和毁坏国家大典。从今以后，一切斋戒制度都应恢复正常，以平息上天震怒和妖异灾变。此外，古代朝廷任用官员，总是命令各国诸侯定期向天子推荐。到汉武帝时期，除了由每郡官府推荐孝廉以外，还遴选贤良、文学等科目的人才，于是著名的大臣不断出现，文官武吏都很兴盛。汉王朝遴选国家官吏，也只不过是通过这几个渠道而已。至于书法、绘画、辞赋，不过是小小的才能，对于匡正国家，治理政事，则无能为力。陛下即位初期，先行涉猎儒家经学，在处理朝廷政事的空暇时间，观看文学作品，不过是用来代替赌博、下棋，当作消遣而已，并不是把它作为教化风俗和遴选人才的标准。然而，太学的学生们竞相贪图名利，写作的人情绪沸腾，其中高雅的，还能引用儒家经书中有益教化的言论；而庸俗的，却通篇是俚语俗话，好象艺人的戏文；有些人甚至抄袭别人的文章，或冒充别人的姓名。我每次在盛化门接受诏书，看到对他们分别等级一一录用，其中一些实在不够格的人，也都追随他们的后面，得到任命或擢升。恩典既已赏赐，难以重新收回更改，准许他们领取俸禄，已是宽宏大量，不能再任命他们做官，或者派遣他们到州郡官府任职。过去，汉宣帝在石渠阁会聚诸儒，汉章帝在白虎观集中经学博士，统一对经书的解释，这是非常美好的大事，周文王、武王的圣王大道，应该遵从去做。倘若是小的才能、小的善行，虽然也有它的价值，但正如孔丘所认为的那样，从长远的观点观察却行不通。所以，正人君子应当追求远大的目标。还有，不久之前，陛下把‘宣陵孝子’一律任命他们为太子舍人。我曾经听说过，汉文帝规定，服丧只需三十六日，即令是继承帝位的皇帝，又是父子至亲，以及身受重恩的三公、九卿等文武大臣，都要克制自己的感情，遵守这项制度，不得超越。而今这批弄虚作假的市井小人，跟先帝并非骨肉之亲，既没有受过先帝的厚恩，又没有享受过官位和俸禄，他们的孝心，从道理上说没有任何依据。甚至有一些为非作歹的人，也乘机混到里面。窦太后的棺柩抬上丧车时，东郡有一位犯通奸罪的逃亡犯混进孝子行列之中，幸而被原籍的县府追查逮捕，他才服罪。象这一类弄虚作假的肮脏行径，难以胜数。皇太子的属官，应该挑选有美德的人士担任，岂能专门录用坟墓旁的凶恶丑陋之徒？这种不吉祥的征兆，没有比它更大的了。应该把他们都遣归故乡，以便辨明诈骗和虚伪的奸佞小人。”奏章呈上去后，于是灵帝亲自到崐北郊举行迎接节气的祭祀，以及前往太学主持典礼。又下诏，凡是“宣陵孝子”被任命为太子舍人的，一律改任县级丞、尉。
  [7]护乌桓校尉夏育上言：“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请徵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一冬、二春，必能禽灭。”先是护羌校尉田晏坐事论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请中常侍王甫求得为将。甫因此议遣兵与育并力讨贼，帝乃拜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议于朝堂。蔡邕议曰：“征讨殊类，所由尚矣。然而时有同异，势有可否，故谋有得失，事有成败，不可齐也。夫以世宗神武，将帅良猛，财赋弃实，所括广远，数十年间，官民俱匮，犹有悔焉。况今人财并乏，事劣昔时乎！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昔段良将，习兵善战，有事西羌，犹十余年。今育、晏才策未必过，鲜卑种众不弱曩时，而虚计二载，自许有成，若祸结兵连，岂得中休，当复徵发众人，转运无已，是为耗竭诸夏，并力蛮夷。夫边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国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县盗贼尚不能禁，况此丑虏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弃慢书之诟，方之于今，何者为盛？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苟无国内侮之患则可矣，岂与虫之虏校往来之数哉！虽或破之，岂可殄尽，而方令本朝为之旰食乎！昔淮南王安谏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执事，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犹为大汉羞之。’而欲以齐民易丑虏，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犹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帝不从。八月，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云中，匈奴中郎将臧率南单于出雁门，各将万骑，三道出塞二千余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帅众逆战，育等大败，丧其节传辎重，各将数十骑奔还，死者什七八。三将槛车征下狱，赎为庶人。
  [7]护乌桓校尉夏育上书说：“鲜卑侵犯边界，自春季以来，已经发动了三十余次进攻。请求征调幽州各郡的郡兵出塞进行反击，只需经过一个冬季、两个春季，一定能够将他们完全擒获歼灭。”在此之先，护羌校尉田晏因事坐罪判刑，受到恕免，打算立功报答朝廷；于是请托中常侍王甫，请求朝廷准许他为将，率军出击。因此，王甫极力主张派兵和夏育联合进军，讨伐鲜卑。灵帝便任命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可是大臣多半反对派兵，于是召集文武百官在朝常上集议。蔡邕发表意见说：“征讨外族，由来久远。然而时间有同有异，形势有可有不可，所以谋略有得有失，事情有成功有失败，不能等量齐观。以汉武帝的神明威武，将帅优良勇猛，财物军赋都很充实，开拓的疆土广袤辽远，然而经过数十年的时间，官府和人民都陷于贫困，尚且深感后悔。何况今天，人财两缺，和过去相比国力又处于劣势！自从匈奴向远方逃走以后，鲜卑日益强盛，占据了匈奴汗国的故土，号称拥有十万军队，士卒精锐勇健，智谋层出不穷。加上边关要塞并不严密，法网禁令多有疏漏，各种精炼的金属和优良的铁器，都外流到敌人手里。汉族人中的逃犯成为他们的智囊。他们的兵器锐利，战马迅疾，都已超过了匈奴。过去，段是一代良将，熟悉军旅，骁勇善战。然而，对西羌的战事，仍持续了十余年之久。而今夏育、田晏才能和谋略未必超过段，而鲜卑民众的势力却不弱于以往。竟然凭空提出两年的灭敌计划，自认为可以成功。倘若兵连祸结，就不能中途停止，不得不继续征兵增援，不断转运粮秣，结果为了全力对付蛮夷各族，使内地虚耗殆尽。边疆的祸患，不过是生在手脚上的疥癣一类的小患，内地困顿，才是生在胸背上毒疮一类的大患。而今郡县的盗贼尚且无法禁止，怎能使强大的外族降服？过去，高帝忍受平城失败的羞耻，吕太后忍受匈奴单于傲慢书信的侮辱，和今天相比，哪个时代强盛？上天设置山河，秦王朝修筑长城，汉王朝建立关塞亭障，用意就在于隔离内地和边疆，使不同风俗习惯的民族远远分开。只要国家内地没有紧迫和忧患的事就可以了，岂能和那种昆虫、蚂蚁一样的野蛮人计较长短？即使能把他们打败，又岂能把他们歼灭干净，使朝廷高枕无忧？过去，淮南王刘安劝阻讨伐闽越王国时说过：‘如果闽越王国冒死迎战，打柴和驾车的士卒只要有一个受到伤害，虽然砍下闽越国王的人头，还是为大汉王朝感到羞耻。’而竟打算把内地的人民和边疆的外族等量齐观，将皇帝的威严受辱于边民，即便能象夏育、田晏所说的那样，尚且仍有危机，何况得失成败又不可预料？”灵帝不肯听从。八月，派遣夏育大军出高柳，田晏大军出云中，匈奴中郎将臧率领南匈奴屠特若尸逐就单于出雁门，各率骑兵一万余人，分三路出塞，深入鲜崐卑国土二千余里。鲜卑酋长檀石槐命令东、中、西等三部大人各率领部众迎战。夏育等人遭到惨败，甚至连符节和辎重全都丧失，各人只率领骑兵数十人逃命奔回，死去的士卒占十分之七八。夏育、田晏、臧等三位将领被装入囚车，押回京都洛阳，关进监狱，后用钱赎罪，贬为平民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