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治，犹加谴责。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州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食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乃足为叫呼苍天，号泣血者矣！又，中世之选三公也，务于清悫谨慎，循常习故者，是乃妇女之检押，乡曲之常人耳，恶足以居斯位邪！势既如彼，选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勋立于国家，绩加于生民，不亦远乎！昔文帝之于邓通，可谓至爱，而犹展申徒嘉之志。夫见任如此，则何患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竖，请托不行，意气不满，立能陷人于不测之祸，恶可得弹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光武夺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党以权，数世而不行；盖亲疏之势异也！今人主诚专委三公，分任责成，而在位病民，举用失贤，百姓不安，争讼不息，天地多变，人物多妖，然后可以分此罪矣！
  仲长统《昌言》曰：光武皇帝因西汉数世失去权柄而愤慨，对强悍之臣窃取帝位深为痛恨。因此他矫枉过正，权力不交给臣下，虽然设立了三公，政事却归尚书台总理。从此以后，三公的作用，只是充数而已，但当国家治理不善的时候，仍对三公加以谴责。而实权却转移到皇后家族，宠信则施加到皇帝身边的宦官。这些人亲近自己的同类同党，任用私已，在内充斥京城，在外遍布州郡。他们颠倒贤能与愚劣，利用举荐人才的机会，进行私人交易。使无能不才者守卫疆土，贪婪凶残者统治人民。黎民百姓受到搅扰，四方外族又被激怒，终于导致反叛，带来战乱流亡和忧患疾苦。怨愤之气一时并发，阴阳失和，日、月、星三光出现亏缺，怪异不断降临，害虫吃掉庄稼，水旱带来灾难。这样的局面都是外戚宦官所造成的，而朝廷反而颁策责备三公，甚至将三公处死、免官，足以使人为此呼叫苍天，号啕泣血！再者，从中期开始，选任三公，都务必从清廉忠厚而又谨慎小心、循规蹈矩而又熟悉旧典的人中擢拔。这乃是妇女的楷模，乡间的平常之人罢了，怎么足以身居三公高位呢！三公的势力既然已是那样低落，人选又是如此平庸，却希望三公为国家建立功勋，为人民取得政绩，这岂不是遥远的事情吗！从前，汉文帝对待邓通，可以说是宠爱之至，但仍使申徒嘉得以实现自己的意图，惩罚了邓通。受到这般信任，那么对皇帝左右的小臣又有什么顾忌呢！可是到了近代，对待外戚、宦官，官员如果不执行他们的请托，馈献不够丰足，立刻便会陷入意外的灾祸，哪里还能够弹劾纠正他们呢！从前，对三公信任多而责罚轻，如今，对三公信任少而责罚重。光武帝夺去三公的大权，如今则剥夺得更为彻底；光武帝制定不让皇后家族掌权的政策，几代之后却已不再遵行，其原因就在于皇帝与三公和外戚的亲疏关系不同。如今，若是君主真能信赖三公，将权力交给他们，责令完成重任，而三公身居高位却为害人民，不能举荐任用贤才，致使百姓不安，纠纷不断，天地变化无常，人间妖物大量出现，到了那个时候，才可以让三公分担此罪！
  [15]壬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厩马非乘舆常所御者，皆减半食；诸所造作，非供宗庙园陵之用，皆且止。
  [15]九月壬午（十三日），诏书命令：太仆、少府裁减黄门乐队，用来增补羽林武士的名额；厩苑中的官马，凡不是皇上经常使用的，一律将食料减半；各项工程，凡不是用来供应皇家宗庙和陵园的，一律暂停。
  [16]庚寅，以太傅张禹为太尉，太常周章为司空。
  [16]庚寅（二十一日），将太傅张禹任命为太尉，将太常周章任命为司空。
  大长秋郑众、中常侍蔡伦等皆秉势豫政，周章数进直言，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胜有痼疾，而贪殇帝孩抱，养为已子，故立焉。及殇帝崩，群臣以胜疾非痼，意咸归之；太后以前不立胜，恐后为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众心不附，密谋闭宫门，诛邓骘兄弟及郑众、蔡伦，劫尚书，废太后于南宫，封帝为远国王而立平原王。事觉，冬，十一月，丁亥，章自杀。
  大长秋郑众和中常侍蔡伦等依靠权势干预朝政，周章曾多次直率地进言劝谏，但邓太后未能采纳。当初，邓太后认为平原王刘胜有久治不愈的顽疾，而贪图殇帝是个怀抱中的婴孩，便将他收养为自已的儿子，立为皇帝。及至殇帝驾崩，群臣认为刘胜的病并非不可痊愈，便一致属意于刘胜。但邓太后因先前没有立刘胜，怕他将来怀恨，就将刘祜接来，立为皇帝。周章认为群臣并不归心于太后，于是密谋关闭宫门，诛杀邓骘兄弟及郑众、蔡伦，胁迫尚书写诏，于南宫罢黜邓太后，把安帝贬到遥远的封国为王，将平原王立为皇帝。但事机泄露。冬季，十一月丁亥（十九日），周章自杀。
  [17]戊子，敕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长吏躬亲晓喻：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不欲，勿强。”
  [17]十一月戊子（二十日），太后训令司隶校尉及冀州、并州两州刺史：“人民受到谣言的惊扰，抛弃了旧居，扶老携幼，在路上贫困交加。司隶校尉及冀州、并州两位刺史，要命令下属官员亲自对百姓进行劝导，说明情况：如果他们愿意返回原郡，由当地官府为他们出县公文；如果不愿返回，也不勉强。”
  [18]十二月，乙卯，以颍川太守张敏为司空。
  [18]十二月乙卯（十八日），将颍川太守张敏任命为司空。
  [19]诏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将五营及诸郡兵五万人，屯汉阳以备羌。
  [19]诏书命令车骑将军邓骘和征西校尉任尚，率领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五营兵及各郡郡兵，共五万人，进驻汉阳，以防备羌军进攻。
  [20]是岁，郡国十八地震，四十一大水，二十八大风，雨雹。
  [20]本年，有十八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四十一个郡和封国大水成灾，二十八个郡和封国发生风灾和雹灾。
  [21]鲜卑大人燕荔阳诣阙朝贺。太后赐燕荔阳王印绶、赤车、参驾，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
  [21]鲜卑首领燕荔阳到汉朝宫廷朝贺。邓太后将王爵印信绶带和三匹马驾驶的赤车赐给燕荔阳，命他定居在乌桓校尉的驻地宁城附近，开通边塞贸易，还特地修建了南北两个宾馆，用来接待人质。鲜卑一百二十个部落分别将人质送到汉朝。
  二年（戊申、108）
  二年（戊申，公元108年）
  [1]春，正月，邓骘至汉阳；诸郡兵未至，钟羌数千人击败骘军于冀西，杀千余人。梁还，至敦煌，逆诏留为诸军援。至张掖，破诸羌万余人，其能脱者十二三；进至姑臧，羌大豪三百余人诣降，并慰譬，遣还故地。
  [1]春季，正月，邓骘抵汉阳。各郡郡兵还没有到达，钟羌部落数千人便在冀县以西打败邓骘军，杀死一千余人。当时梁刚从西域回国，到达敦煌郡时，接到诏书，让他留下来担任各部队的后援。梁军到达张掖，打败羌军各部队一万余人，逃脱者仅占十分之二三。梁军开到姑臧，羌人首领三百余人向他投降。梁对他们全都进行安抚开导，遣送他们返回故地。
  [2]御史中丞樊准以郡国连年水旱，民多饥困，上疏：“请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诸官，实减无事之物；五府调省中都官吏、京师作者。又，被灾之郡，百姓凋残，恐非赈给所能胜赡，虽有其名，终无其实。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节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扬孰郡。今虽有西屯之役，宜先东州之急。”太后从之，悉以公田赋与贫民，即擢准与议郎吕仓并守光禄大夫。二月，乙丑，遣准使冀州、仓使兖州禀贷，流民咸得苏息。
  [2]御史中丞樊准因各地连年水旱成灾，许多百姓饥饿贫困，上书说：“请命令太官、尚方、考工、上林等各官署，核实裁撤无用之物；太傅、太尉、司徒、司空、车骑将军等五府，调整削减中央官吏及在京城营造建筑的工匠。再者，受灾各郡的百姓凋零残破，恐怕官府的赈济不能拯救他们，虽然有赈济之名，却最终收不到赈济之实。建议依照汉武帝征和元年的先例，派遣使者持符节前往灾区进行慰问，将特别贫困的灾民迁徙安置到荆州、扬州所属的丰产郡。目前虽然西方有战事，也应先解救东方的急难。”邓太后听从了樊准的建议，将国家所有的公田全部交给贫民使用，并随即擢升樊准，将他和议郎吕仓一同任命为代理光禄大夫。二月乙丑（二十九日），派遣樊准为使者前往冀州，派遣吕仓为使者前往兖州，对灾民进行赈济，流亡的百姓全都得以复苏。
  [3]夏，旱。五月，丙寅，皇太后幸雒阳寺及若卢狱录囚徒。雒阳有囚，实不杀人而被考自诬，羸困舆见，畏吏不敢言，将去，举头若欲自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