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禹、贾复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去甲兵，敦儒学。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职为过，遂罢左、右将军官。耿等亦上大将军、将军印绶，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奉朝请。
  刘秀在军旅中时间很长，厌倦战争，而且知道天下百姓疲惫贫困，渴望休息。自从陇、蜀平定之后，除非有危险紧急的情况，未曾再谈论军事。皇太子曾向他请教打仗的事，刘秀说：“从前卫灵公请教战争的事，孔子不肯答复。这不是你应该问的。”邓禹、贾复知道刘秀决定放下武器，用礼乐教化进行统治，不愿功臣们身在洛阳而拥有重兵，于是二人交出军权，潜心研究儒家经典。刘秀也考虑到功臣们今后的去向，想保全他们的爵位和封地，不让他们因为职务而有过失，于是撤销左将军、右将军的官职。耿等也交出大将军、将军的印信绶带，全都以侯爵的身份离开朝廷，回到自己的宅第。他们被加以特进之衔，定期参加朝会。
  邓禹内行淳备，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资用国邑，不修产利。
  邓禹性格敦厚，有十三个儿子，让他们各自研习一种技能。他治家的严谨，对子孙的教育，都可以作为后世效法的榜样。家里的开支取自封地的收入，不从其他产业营利。
  贾复为人刚毅方直，多大节，既还私第，阖门养威重。朱祜等荐复宜为宰相，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是时，列侯唯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诸侯，而太官无余，故皆保其福禄，无诛谴者。
  贾复刚毅正直，有大节。回到宅第以后，关起门来修身养性。朱祜等举荐贾复，认为他适宜做宰相，而刘秀正责成三公整顿官吏制度，所以一律不任用功臣。这时，侯爵中只有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三人和三公九卿一起议论国家大事，恩宠特别深厚。刘秀虽然控制功臣，但往往能维护包容他们，原谅他们的小过失。远方进贡珍味美食，一定先赏赐所有诸侯，而太官都没有多余的，因此功臣全都保持他们的爵位财产，没有被诛杀或谴退的。
  [10]益州传送公孙述瞽师、效庙乐器、葆车、舆辇，于是法物始备。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
  [10]益州把公孙述的盲人乐师、祭祀用的乐器、用五采羽毛编成篷盖的车，以及帝王后妃专用的各种车辆等，送到洛阳，于是帝王仪伏所用的器物才开始完备。当时战事已经平息，天下少事，各种公文的往来和差役的调遣，力求从简从少，只有从前的十分之一。
  [11]甲寅，以冀州牧窦融为大司空。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朝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数辞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导以经艺，不令观天文，见谶记，诚欲令恭肃畏事，恂恂守道，不愿其有才能，何况乃当传以连城广土，享故诸侯王国哉！”因复请间求见，帝不许。后朝罢，逡巡席后，帝知欲有让，遂使右左传出。他日会见，迎诏融曰：“日者知公欲让职还土，故命公暑热且自便；今相见，宜论他事，勿得复言。”融不敢重陈请。
  [11]甲寅（疑误），刘秀任命冀州牧窦融当大司空。窦融因自己不是刘秀的旧臣，一旦入朝，官位在那些功臣之上，所以朝会晋见，神情和言辞都十分卑谦，刘秀因此更加亲近厚待他。窦融小心翼翼，内心却总是不安，几次请求辞去官职和爵位。他上书说：“我有儿子，每天早晚用儒家经典教导他。不让他学习天文，不准他研究预知祸福的谶记，只想让他恭敬怕事，恪守正道，不愿他有才能，何况竟要把连接几个城市的广大土地传给他，让他享受继承诸侯王国呢！”因此又请求单独晋见刘秀。刘秀不准。后来，有一次朝会完毕，窦融在席位后面徘徊，刘秀知道他要谈辞职的事，就让左右传旨催他离开。几天以后，有一天刘秀见到窦融，对他说：“那天，我知道你要辞职，归还封土，所以让左右告诉你，天气太热，暂且去自己凉快一下。今天见面，应当谈论别的 事，不能再说辞职。”于是窦融不敢再提这件事。
  [12]五月，匈奴寇河东。
  [12]五月，匈奴侵犯河东郡。
  十四年（戊戌、38）
  十四年（戊戌，公元38年）
  [1]夏，邛谷王任贵遣使上三年计，即授越太守。
  [1]夏季，邛王任贵派使者呈递三年的计簿，报告人口、赋税、治安等情况。刘秀任命任贵当越太守。
  [2]秋，会稽大疫。
  [2]秋季，会稽郡瘟疫流行。
  [3]莎车王贤、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献。西域苦匈奴重敛，皆愿属汉，复置都护；上以中国新定，不许。
  [3]莎车王贤、鄯善王安都派使者进贡。西域各国被匈奴的大量征敛所苦，都愿归属汉朝，愿朝廷重新设置都护。刘秀因为中原刚刚平定，不肯应许。
  [4]太中大夫梁统上疏曰：“臣窃见元帝初元五年，轻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轻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自是之后，著为常准，故人轻犯法，吏易杀人。臣闻立君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正理。爱人以除残为务，正理以去乱为心；刑罚在衷，无取于轻。高帝受命，约令定律，诚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自余皆率由旧章。至哀、平继体，即位日浅，听断尚寡。丞相王嘉轻为穿凿，亏除先帝旧约成律，数年之间百有余事，或不便于理，或不厌民心，谨表其尤害于体者，傅奏于左。愿陛下宣诏有司，详择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禄勋杜林奏曰：“大汉初兴，蠲除苛政，海内欢欣；及至其后，渐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馈，集以成赃，小事无防于义，以为大戮。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敝弥深。臣愚以为宜如旧制，不合翻移。”统复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严刑。《经》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为言，不轻不重之谓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内称治，至初元、建平而盗贼浸多，皆刑罚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观之，则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也！”事寝，不报。
  [4]太中大夫梁统上书说：“我看到，元帝初元五年，死罪减刑的有三十四件。哀帝建平元年，死罪减刑的有八十一件，其中四十二件是亲手杀人，而作减死一等判决。从此以后，成为惯例，所以人们轻率犯法，官吏轻视杀人。我听说做君主的道义，是以仁义为主。仁是爱人，义是坚持原则。爱人就要以除暴为目的，坚持原则就要以消灭祸乱为中心。设置刑罚在于适中，不能偏轻。高祖承受天命，制订法令，确实都很恰当。文帝只取消了肉刑和连坐法，其余全都遵循旧制。到哀帝、平帝继位，在位时间短，处理案子还很少。丞相王嘉轻率地穿凿附会，删减先辈君王的既定法律规章，几年之间有一百余件事，有的不合道理，有的不得民心。我谨把其中对大体为害最严重的，附在后边，向您陈奏。希望陛下命令主管部门，仔细选择好的律条，制订一部不容更改的法典。”刘秀把梁统的奏章交给公卿讨论。光禄勋杜林上奏说：“汉朝初兴时，废除苛政，四海之内欢欣鼓舞。等到以后，法令逐渐增多，连果桃、菜蔬之类的馈赠，都集中起来成为赃物。小的事不妨害大义，也要判处死刑。以至于发展到有法不禁，有令不止，上下互相掩护逃避，弊病更加严重。我认为应沿袭原有的法令条文，不宜于重新制订修改。”梁统又上奏说：“我所奏请的，并不是说要有严刑峻法。《书经》上说：‘治理百姓，刑法要适中。’适中的意思是不轻也不重。从高祖到宣帝，天下被称为治平，到元帝、哀帝时，盗贼渐渐增多，都是因为刑罚不适中，愚昧的人轻视犯法所造成的。由此看来，减轻刑罚的作法，反而酿成大祸。对奸诈不轨的人施恩，就是伤害善良的人。”这件事情被搁置，没有再交付讨论。
  十五年（己亥、39）
  十五年（己亥，公元39年）
  [1]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韩歆免。歆好直言，无隐讳，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故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歆及子婴皆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众多不厌；帝乃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
  [1]春季，正月辛丑（二十三日），免去大司徒韩歆的职务。韩歆性格刚直，说话不隐讳，刘秀往往不能容忍。韩歆在刘秀面前有根有据地说天下将有严重的饥馑荒年出现，并指天划地，言辞非常激烈，因此被免职，回归故里。韩歆走后，刘秀仍然不能消气，又派使者宣读诏书责备他。韩歆和儿子韩婴全都自杀。韩歆平素享有重名，无罪被逼死，人多不服，刘秀于是追赠钱谷，以完整的礼仪安葬他。
  臣光曰：昔高宗命说曰：“若药弗暝眩，厥疾弗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