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也发怒说：“这孩子放肆到这种地步！快去奏告皇上！”王莽又报告了成帝，成帝因为淳于长是太后的亲属的缘故，虽免去了他的官职，但不治其罪，把他遣送回封国。
  初，红阳侯立不得辅政，疑为长毁谮，常怨毒长；上知之。及长当就国，立嗣子融从长请车骑，长以珍宝因融重遗立。立因上封事，为长求留曰：“陛下既托文以皇太后故，诚不可吏有他计。”于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按验。吏捕融，立令融自杀以灭口。上愈疑其有大奸，遂逮长系洛阳诏狱，穷治。长具服戏侮长定宫，谋立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狱中。妻子当坐者徙合浦；母若归故郡。上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药，自杀。丞相方进复劾奏“红阳侯立，狡猾不道，请下狱。”上曰：“红阳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国。”于是方进复奏立党友后将军朱博、钜鹿太守孙闳，皆免官，与故光禄大夫陈咸皆归故郡。咸自知废锢，以忧死。
  最初，红阳侯王立不能得到辅政不臣的位置，怀疑是淳于长诽谤诬陷的结果，时常怨恨他。这种情况，皇上也清楚。等到淳于长将回封国，王立的嫡长子王融，请求淳于长把车辆马匹送给他，淳于长让王融捎回赠送给王立的珍宝重礼。王立因此上密封奏书，请求成帝把淳于长留在京师。他说：“陛下既然在诏书中说因皇太后的缘故不加罪淳于长，就实在不应该再有其他惩罚。”于是引起成帝怀疑，就把此事交付有关官署去追查验证。主管官吏逮捕了王融，王立令王融自杀以灭口。成帝愈发怀疑这其中有大的奸谋，就逮捕了淳于长，关押在洛阳诏狱，对他严厉追究，淳于长全部供出戏弄侮辱废后许氏、承诺立她为左皇后等事，罪名达到“大逆”，就在狱中处死。妻儿们依法当牵连的，被放逐到合浦。母亲王若遣送回原郡。成帝派廷尉孔光持节，赐给废后许氏毒药，许氏自杀。丞相翟方进又弹劾说：“红阳侯王立，狡猾不遵正道，请求将他逮捕，关进监狱。”成帝说：“红阳侯是联的舅父，我不忍心让他受法律制裁，遣送回他的封国。”于是翟方进又上奏弹劾王立的党羽和密友后将军朱博、钜鹿太守孙闳，他们都被免去官职，和以前的光禄大夫陈咸一起回归原郡。陈咸自知从此被废黜禁锢，忧愤而死。
  方进智能有余，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缘饰，号为通明相，天子器重之；又善求人主微指，奏事无不当意。方淳于长用事，方进独与长交，称荐之；及长坐大逆诛，上以方进大臣，为之隐讳，方进内惭，上疏乞骸骨。上报曰：“定陵侯长已伏其辜，君虽交通，传不云乎：‘朝过夕改，君子与之，’君何疑焉！其专心壹意，毋怠医药，以自持。”方进起视事，复条奏长所厚善京兆尹孙宝、右扶风萧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余人。函谷都尉、建平侯杜业，素与方进不平，方进奏“业受红阳侯书听请，不敬，”免，就国。
  翟方进的智谋才能绰绰有余，又兼精通法令条文和行政事务，善用儒学经典装饰自己的举止谈吐，使其高雅不俗，被人称为通达明理的丞相，受到天子的器重。他又善于揣摩皇上的心思，所奏之事，没有不合皇上心意的。当淳于崐长受重用时，翟方进只与淳于长结交，在成帝面前称赞和推荐他。等到淳于长犯大逆罪被处死，成帝因为翟方进是朝廷重臣，为他隐瞒掩饰。翟方进内心惭愧，上疏请求退休，成帝回报说：“定陵侯淳于长已伏罪，你虽与他交往，古书不是说：‘早上的过失，晚上改正了，君子都赞许。’你还疑虑什么呢！请专心一意休养，不要耽误了医药，自己保重。”于是翟方进起来办公，再次上奏，分列条目弹劾与淳于长亲近友善的京兆尹孙宝、右扶风萧育等人，因他指控而被罢免的刺史、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员有二十余人。函谷都尉、建平侯杜业，一向与翟方进不合，翟方进上奏说：“杜业接受红阳侯书信嘱托，犯了不敬罪。”杜业因而被罢免，遣回封国。
  上以王莽首发大奸，称其忠直；王根因荐莽自代。丙寅，以莽为大司马，时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逐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其饰名如此。
  成帝因为王莽首先揭发重大奸恶，称赞他忠心正直。王根因而保荐王莽代替自己。丙寅（二十六日），任命王莽为大司马，时年三十八岁。王莽既然超出同列受到提拔，继四位伯父叔父，成为辅政大臣，就想让自己的名誉超越前人，于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修养不倦。聘请各位贤良做掾、史等属官，将皇帝的赏赐和封国的收入全部用来供养名士。他越发俭朴节约，母亲患病，公卿列侯都派夫人去探问，王莽的妻子出来迎客，衣裙的长度不拖地，穿着布围裙，看见她的人，还以为是奴婢，询问之下，才知是王莽夫人。他就是这样矫饰做作，以博取名声。
  [11]丞相方进、大司空武奏言：“《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臣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十二月，罢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11]丞相翟方进、大司空何武奏称：“《春秋》所昭示的大义，是用尊贵者治理卑贱者，而不是让卑贱者控制尊贵者。刺史的职位是相当于下大夫的小官，却能够督察二千石官，轻重的标准不合。我们请求撤销刺史，另行设置州牧，以合古制。”十二月，下诏撤销刺史，改设州牧，官秩二千石。
  [12]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议者以为善祥。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礼。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死伤，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请定法，削则削，笔则笔，救时务也。至于礼乐，则曰不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为其俎豆、管弦之间小不备，因是绝而不为，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师有悖逆不顺之子孙，至于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绝，由不习五常之道也。夫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敝，民渐渍恶俗，贪饕险，不闲义理，不示以大化而独驱以刑罚，终已不改！”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痈，按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而罢。时又有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
  [12]犍为郡有人在水畔得到十六枚古磬，议论者认为这是一种祥瑞。刘向因而劝成帝说：应该在京城设立太学，在地方设立学堂，陈列礼器乐器，大力提倡《雅》《颂》之类的诗歌，使礼貌谦让的举止盛行起来，以教化天下。如果这样做了，仍治理不好天下，还从未有过。或许会有人说：‘置备礼器无法周全’。礼以培养人为根本目的，如出现过错，这是虽有错，却培养了人。刑罚出现过错，或许会致人死伤，今天的刑法也不是皋陶时代的刑法了，而有关机构请求制定刑法，删的删，加的加，用其救治时弊。至于提到礼乐，则推辞说：‘不敢轻举妄动。”这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培养人啊。就因为俎、豆等礼器，管、弦等乐器稍有不备，因而放弃礼乐，这是舍弃小不备而趋就于大不备，受迷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教化与刑法比较起来，刑法为轻。不兴礼乐，就是舍弃重的而关注轻的。教化是治理国家的依靠，而刑法是治理国家的辅助，而今废弃了依靠，而单单把辅助树立起来，不可能导致太平。连京城都存在悖逆不孝顺的子孙，陷于死刑，遭受刑戮的人不断，都是因为不学习五常�崐�仁、义、礼、智、信的道理的缘故。汉代承袭了千年衰落的周朝，又继承了残暴的秦朝遗留下的弊病，人民逐渐浸染上恶劣的风俗，贪婪奸险，不熟悉仁义、道理。如果不显示崇高道德去教化他们，而单靠刑罚强迫，这种状况终究不会改变！”成帝把刘向的建议交付公卿讨论，丞相、大司空奏请设立京师太学，并请巡行长安城城南，选址和树立标记。还未开工，即作罢。这时，又有人说：“孔子是一介平民，却有门徒三千人，如今天子太学的弟子太少。“于是又增加太学弟子名额到三千人。实行一年多，又恢复原来的名额。
  刘向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上数欲用向为九卿，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而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
  刘向自认为已得到成帝的信任，因而常常公开为刘氏宗室进行争辩，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言词往往沉痛恳切，出于内心至诚。成帝多次想任用刘向为九卿，然而得不到王氏占据高位的人，以及丞相、御史的附和支持，因此刘向始终得不到升迁，他处在大夫的行列前后三十余年而死。过了十三年后，王氏取代汉朝。
  --------------------------------------------------------------------------------
  资治通鉴第三十三卷
  汉纪二十五 孝成皇帝下绥和二年（甲寅、前7）
  汉纪二十五 汉成帝绥和二年（甲寅，公元前7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