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所不能克制的事，连圣人都不加禁止。所以即使是至尊无上的君王，至亲无比的父亲，为他们送终，也有一定的时限。我得罪皇上，已三年了，农家劳作辛苦，每年伏日、腊月，煮羊炖羔，用酒一斗，自我犒劳，酒后耳热，仰面朝天，敲着瓦盆，放声吟唱，诗中写道：‘南山种田，荒芜杂乱，种一顷豆，落地成秧。人生不过及时乐，等待富贵何时来！’就算是荒淫无度，我不知不可以如此。”再有，杨恽兄长的儿子安平侯杨谭对杨恽说：“你的罪并不大，又曾于国有功，将会再次被任用。”杨恽说：“有功又有什么用！不值得为皇上尽力！”杨谭说：“皇上确实如此。司隶校尉盖宽饶、左冯翊韩延寿都是尽力的官吏，都因事被诛杀。”正巧出现日食，一个名叫成的马夫头上书控告杨恽说：“杨恽骄傲奢侈，不思悔过。这次出现日食，就是因为杨恽的关系。”奏章交给廷尉，经过核查，发现了杨恽写给孙会宗的信，汉宣帝看了以后，对杨恽深恶痛绝。廷尉判处杨恽大逆不道之罪，腰斩；妻、儿放逐酒泉郡；杨谭受其牵连，也被贬为平民；几位与杨恽关系友善的在职官员，如未央卫尉韦玄成和孙会宗等，都被罢免官职。
  臣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为丞相，于定国为廷尉，而赵、盖、韩、杨之死皆不厌众心，其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议贤、议能，若广汉、延寿之治民，可不谓能乎！宽饶、恽之刚直，可不谓贤乎！然则虽有死罪，犹将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扬子以韩冯翊之诉萧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寿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寿独蒙其辜，不亦甚哉！
  臣司马光曰：以汉宣帝的英明，加上魏相、丙吉当丞相，于定国当廷尉，而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的被杀都不能使众人心服，这实在是汉宣帝善政的最大污点！《周官》上关于司寇职责的规定，有“议贤”、“议能”，象赵广汉、韩延寿在治理百姓方面，能不说他们有才能吗！而盖宽饶、杨恽刚强正直，能不说他们贤明吗！既然这样，那么即使真有死罪，仍应宽恕，何况罪不至死呢！扬雄认为，韩延寿诽谤萧望之是自取其祸。但韩延寿之所以冒犯上官，则是因萧望之的逼迫。汉宣帝不察究竟，使韩延寿独受其辜，不是太过分了吗！
  [6]匈奴闰振单于率其众东击郅支单于。郅支与战，杀之，并其兵；遂进攻呼韩邪。呼韩邪兵败走，郅支都单于庭。
  [6]匈奴闰振单于率领军队向东进攻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与其交战，杀死闰振单于，兼并了闰振单于的军队，于是进攻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兵败退走，郅支单于建都单于王庭。
  甘露元年（戊辰、前53）
  甘露元年（戊辰，公元前53年）
  [1]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1]春季，正月，汉宣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
  [2]杨恽之诛也，公卿奏京兆尹张敞，恽之党友，不宜处位。上惜敞材，独寝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验，舜私归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敞闻舜语，即部吏收舜系狱，昼夜验治，竟致其死事。舜当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尽，延命乎？”乃弃舜市。会立春，行冤狱使者出，舜家载尸并编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贼杀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敞前坐杨恽奏，免为庶人。敞诣阙上印绶，便从阙下亡命。数月，京师吏民解弛，鼓数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贼，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而敞独笑曰：“吾身亡命为民，郡吏当就捕。今使者来，此天子欲用我也。”装随使者，诣公车上书曰：“臣前幸得备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杀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数蒙恩贷；以臣有章劾当免，受记考事，便归卧家，谓臣五日京兆。背恩忘义，伤薄俗化。臣窃以舜无状，枉法以诛之。臣敞贼杀不辜，鞠狱故不直，虽伏明法，死无所恨！”天子引见敞，拜为冀州刺史。敞到部，盗贼屏迹。
  [2]杨恽被杀之后，公卿上奏弹劾京兆尹张敞，说他是杨恽的朋党，不应再占据官位。汉宣帝爱惜张敞的才干，特将奏章压下不发。张敞派下属官员絮舜调查某事，絮舜私自回家，说道：“张敞这个京兆尹最多再干五天罢了，怎能再来查问！”张敞听说絮舜如此说他，立即派官吏将絮舜逮捕下狱，昼夜审崐讯，终于使他被定成死罪。絮舜被杀之前，张敞派主簿拿着他写的教，告诉絮舜：“我这个‘五天京兆尹’究竟怎么样？冬季已经过去，想多活几天吗？”于是将絮舜斩首示众。适逢立春，朝廷派出调查冤狱的使者，絮舜的家属抬着絮舜的尸体，将张敞写给絮舜的教联在辩冤状上，向使者控告张敞。使者上奏汉宣帝，称张敞残杀无辜。汉宣帝打算对张敞从轻发落，便先将以前弹劾张敞为杨恽朋党的奏章发下，将其免官，贬为平民。张敞到宫门前交还印绶，然后从宫门前逃走。数月之后，京师官吏百姓懈怠，多次敲响追捕盗贼的警鼓，冀州也出现巨盗。汉宣帝想起张敞为政的功效，派使臣前往张敞家征召张敞。张敞身遭严厉弹劾，当朝廷使臣到来，其妻子、家属都吓哭了，只有张敞笑着说：“我是一个逃亡的平民，应由郡中派官员来逮捕我。如今朝廷使臣到来，这是天子要起用我。”于是整治行装，随使臣前往公车府，上书汉宣帝说：“我先前有幸位列九卿，担任京兆尹，被指控杀死属员絮舜。絮舜本是我平时厚待的官吏，曾几次加恩宽恕他的过失。他认为我受人弹劾，当会免官，所以我派他去查办事情，他竟然回家睡大觉，说我只能再当五天京兆尹，实在是忘恩负义，伤风败俗。我因他态度恶劣，便借法令以泄私愤，将他诛杀。我残杀无辜，判案故意不公，即使伏法，也死而无恨！”汉宣帝召见张敞，任命他为冀州刺史。张敞到任后，盗贼敛迹不敢再出。
  [3]皇太子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常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柰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过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3]皇太子刘性格温柔仁厚，喜欢儒家经术，看到汉宣帝任用的官员大多为精通法令的人，依靠刑法控制臣下，曾在陪侍汉宣帝进餐的时候，从容进言说：“陛下过于依赖刑法，应重用儒生。”汉宣帝生气地说：“我大汉自有大汉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与‘霸道’兼用，怎能像周朝那样，纯用所谓‘礼义教化’呢！况且俗儒不识时务，喜欢肯定古人古事，否定今人今事，使人分不清何为‘名’，何为‘实’，不知所守，怎能委以重任！”于是叹息道：“败坏我家基业的人将是太子！”
  臣光曰：王霸无异道。昔三代之隆，礼乐、征伐自在天子出，则谓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诸侯，诸侯有能率其与国同讨不庭以尊王室者，则谓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顾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钜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为，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汉得而用之，功烈岂若是而止邪！孝宣谓太子懦而不立，暗于治体，必乱我家，则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哉！非所以则训示子孙，垂法将来者也。
  臣司马光曰：“王道”与“霸道”，并无实质的不同。过去，夏、商、周三代昌盛时，无论是制礼作乐，还是发动战争，都由天子决定，则称之为“王道”。天子微弱，不能控制诸侯时，诸侯中有能率领盟国共同征讨叛逆以尊奉王室的，则称之为“霸道”。无论行“王道”还是“霸道”，都以仁义为根据，任用贤能，奖赏善美，惩罚邪恶，禁绝凶残，诛除暴乱。二者只不过于名位上有尊卑之分，德泽上有深浅之别，功业上有大小之差，政令上有广狭之异罢了，并非像黑白、甘苦那样截然相反。汉朝之所以不能恢复夏、商、周三代那样的盛世，是因为君王没有去做，并不是古代圣王之道不能再行于后世。在儒者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像汉宣帝所说的那种“俗儒”，当然不能同他们治理天下，但难道就不能访求“真儒”而任用吗！像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都是大儒，假如汉朝能得到他们而予以重用，汉朝的功业岂能只像现在这样！汉宣帝说太子懦弱不能自立，不懂得治国的方法，必然将败坏刘氏基业，这是可以的；可是说“王道”不可实行，儒者不可任用，岂不是太过分了！不能以此来训示子孙，留给后人效法。
  [4]淮阳宪王好法律，聪达有材；王母张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宪王，数嗟叹宪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宪王，然用太子起于微细，上少依倚许氏，及即位而许后以杀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韦玄成为淮阳中尉，以玄成尝让爵于兄，欲以感谕宪王；由是太子遂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