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 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主在上，示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班固曰：古时候天子封立诸侯之国，诸侯封立大夫之家， 从卿大夫直到平民百姓，各有等级，由于这个 原因，所以百姓诚心侍奉他们的上司，而臣下没有觊觎篡夺之心。周王室衰微之后，礼乐制度和征伐命令从诸侯发出；到齐桓公、晋文公 之后，大夫世代掌握国家权力，又发展到大夫的家臣执掌一国政令。逐渐发展到战国，出现了合纵连横，于是列国的公子，魏国有信陵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楚国有春申君，他们都凭借王公的权势，争着延揽游侠，连鸡鸣狗盗之徒都受到嘉宾的礼待。赵国的相虞卿，抛弃了国家和君主，去解救走投无路的朋友魏齐的厄运；信陵君魏无忌，偷盗兵符假传王命，杀害将领控制军队，用来解救平原君的危急；他们都因此增加了在诸侯中的影响，向天下人炫耀了名声，扼腕游说的人，把这四位豪杰当作最值得称道的人。于是，就形成了背叛国家而为私交献身的社会舆论，遵守职责侍奉君主的道义就被废弃了。等到汉朝建国，法网不严密，不知道改正这种弊端。所以代国的丞相陈用千辆车子做随从队伍，而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都招集宾客数以千计；外戚大臣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之类的人，在京师争权夺利，平民游侠剧孟、郭解之流，横行于乡里，称霸一方，其势力可挫败公卿王侯，众多的百姓都觉得这些人的名声事迹很光荣，向往羡慕他们。百姓即便是犯罪而陷入死地，自己却以杀身成名而引以自豪，就好象当年的季路、仇牧一样，到死也不后悔。所以曾子说：“君主丧失原则，百姓离心离德已有很长时间了。”如果没有贤明的君主在上，告知百姓什么行为是该受到表彰的，什么行为是应该摈弃的，并且用礼义法度去约束他们，那些百姓怎么能知道什么是违犯禁令的行为，从而改邪归正呢！按照古代的公正法则：春秋时期的五霸，是三代圣王的罪人；而战国时期争雄的六国，是五霸的罪人；至于说到信陵君等四豪，又是六国的罪人。更何况象郭解之流的人，只不过是个渺小的平民百姓，却窃取生杀大权，他的罪恶已到了非杀不可的地步了。再看郭解的温良博爱，接济穷困，解救急难，谦虚退让而不自夸，也都不同凡响。可惜啊，象郭解这般人物，不按照道德规范行事，却在行侠这种社会末流中苟且放纵，最后自己身死，全族被杀，这并非是不幸。
  荀悦论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者，乱之所由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国有四民，各修其业；不由四民之业者，谓之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
  荀悦论曰：世上有三游，是破坏道德的奸贼：一是游侠，二是游说， 三是游行。树立名气声望，作威作福，结 交私人党羽，用来称强于世的，称为游侠；修饰辩辞，设置诡计诈谋，周游天下以操纵时势的，称为游说；和言悦色，以此迎合当世君主的喜好，结连党羽，扩大虚名以谋取权利，这样的人，称作游行。这三类人，都是产生祸乱的根源；他们伤害道德，败坏法度，迷惑民心，所以先王慎重对待。国家有士、农、工、商四种民众，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凡是不从事这种种职业的人，称为奸民。没有奸民，王道政治就实现了。
  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弛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上下相冒，万事乖错，是以言论者计薄原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善恶谬于众声，功罪乱于王法。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奔走驰骋，越职僭度，饰华废实，竞趣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
  三游的形成，都出现在末世，周、秦两代的末 世尤为严重。君上不明，臣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把社会舆论的褒贬作为尊荣或困辱的依据，不去核实这些舆论的真假；根据好恶来决定利害关系，不考虑是否属实；根据喜怒决定奖赏或惩罚，不去分析其中的道理。上下相 互冒犯，万事全都混乱错误，因此，发表评论的人，看对方与自己交情的厚薄来决定怎样张口说话；负有推荐官员职责的人，估量对方和自己关系的亲疏而用笔写出推荐评语；善与恶的区分，错误地受众人评价的制约；功与罪的判定，也和国法的规定相矛盾。像这样的话，就不能遵循道义去谋求利益，也无法根据道义去避开祸害。所以君子违背礼义，小人触犯法律，奔走游说，越职侵权，破坏法度，追求浮华，摈弃实质，争着追求一时之利。轻视尊奉父兄的大义，而重视对待宾客的礼节，减少骨肉之间的亲恩，而加重朋友之间的情谊，忘记了自己修养的原则，而追求众人的赞誉，损伤衣食来源的农桑本业，用来满足盛宴豪饮的欲望，馈赠礼物的人挤满了门庭，探访问候的人在道路上随处可见，私人交往的书信比官府公文繁忙，处理的私事此官府公事还多，于是，流俗形成，而正道却衰败了。
  是以圣王在上，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善恶要于功罪而不淫于毁誉，听其言而责其事，举其名而指其实。故实不应其声者谓之虚，情不覆其貌者谓之伪，毁誉失其真者谓之诬，言事失其类者谓之罔。虚伪之行不得设，诬罔之辞不 得行，有罪恶者无侥幸，无罪过者不忧惧，请谒无所行，货赂无所用，息华文，去浮辞，禁伪辩，绝淫智，放百家之纷乱，一圣人之至道，养之以仁惠，文之以礼乐，则风俗定而大化成矣。
  所以圣明的君主在位时，治理国家，整顿百姓，严明有关制度； 善与恶的区分主要取决于是立功还是犯罪，而不受舆论毁誉的扰乱，听其言还得责求行事，举出名 还要指出实。所以，名不副实的称之为虚，表里不 一的称之为伪，毁誉不符合实际的称之为诬，议论事情丧失原则的称之为罔。虚伪的行为不许出现，诬罔的言论不得流行，有罪恶的人不能侥幸逃避惩罚，没有罪恶过失的人不必担忧恐惧，私人请托处处碰壁，贿赂无人接受，抛弃浮华虚文，淘汰虚言巧语，禁止强词夺理，杜绝不正当的智谋，斥退百家之学的纷乱，统一于圣人的最高道术，用仁爱恩惠来教育百姓，再用礼乐制度加以修饰，就会风俗稳定而达到天下大治了。
  [7]燕王定国与父康王姬奸； 夺弟妻为姬。杀肥如令郢人， 郢人兄弟上书告之，主父偃从中发其事。公卿请诛定国，上许之。定国自杀，国除。
  [7]燕王刘定国与他父亲康王的姬妾通奸，又夺走他弟弟的妻子做姬妾。他杀了肥 如县的县令郢人，郢人的兄弟上书朝廷告发了他的恶行，主父偃从中朝把这份弹劾文书转给外朝大臣。公卿议罪，请求武帝诛杀刘定国，武帝批准了。刘定国自杀，封国被废除。
  齐厉王次昌亦与其姊纪翁主通。主父偃欲纳其女于齐王，齐纪太后不许。偃因言于上曰：“齐临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钜于长安，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于亲属益疏，又闻与其姊乱，请治之！”于是帝拜偃为齐相，且正其事。偃至齐，急治王后宫宦者，辞及王；王惧，饮药自杀。偃少时游齐及燕、赵，及贵，连败燕、齐。赵王彭祖惧，上书告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齐王自杀，上闻，大怒，以为偃劫其王令自崐杀，乃征下吏。偃服受诸侯金，实不劫王令自杀。上欲勿诛，公孙弘曰：“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齐厉王刘次昌也与他姐姐纪翁主私通。主父偃想把女儿嫁给齐王， 齐王的母亲纪太后不同意。主父偃就趁机对武帝说：“齐都临是有十万户居民的大都会，市井商税高达千金，人口众多而且地方富袷，超过长安，不是天子的亲弟和得 宠的儿子，不得在此地为王。现在的齐王和陛下的血亲关系越发疏远了，又听说他和他姐姐通奸乱伦，请求查处齐王！”于是，武帝就任命主父偃担任齐国的相，并且负责审查齐王的问题。主父偃一到齐国，就立即捕审齐王后宫中的宦官，供词牵连到齐王；齐王害怕了，喝毒药自杀。主父偃年 轻时曾游历齐和燕、赵三国之地，等到他身居高位，接连毁灭了燕、齐两国，赵王刘彭祖害怕自己成为主父偃的下一个迫害的目标，就上书给武帝，告发 主父偃接受诸侯贿赂的金钱，由于这个原因诸侯王的子弟大多得以封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