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醒来，“自觉酒后失言”，认为“吾演数中，七年灾，为何平安而返。必是此间失言，致有是非，定然惹起事来。”纵马欲行，却被纣王圣旨拦下。
  纣王指着姬昌的鼻子说：“你道朕不得善终，自夸能寿终正寝，朕先教你天数不验，不能善终！”传旨欲将姬昌推出午门枭首，但却被众臣拦阻，要求先来个“实验”。命姬昌当众“演目下凶吉”，“如准，可赦姬昌；如不准，则坐以捏造妖言之罪”。于是姬昌取金钱一幌，卜出“明日正午时太庙失火”，纣王将姬昌暂下囹圄，并传旨太庙守官仔细防范，亦不必焚香。结果到了明日午时，“只听空中霹雳一声，太庙火起”。众人大惊，纣王无奈说：“昌数果应，赦其死罪，不赦归国；暂居羌里，待国事安宁，方许归国。”于是姬昌在羌里被囚了七年，应了他对自己命运的预卜。
  这场命运的大争辩告诉我们，人算不如天算。就像陆西星在书中的旁白：“老天已定兴衰事，算不由人枉自谋。”为什么命运难以违拗呢?这虽只是陆西星乃至广大庶民阶级的想法，但却反映了一种消极、保守的哲学立场。一个人在此尘世的穷达荣辱、生死祸福、乃至一饮一啄，“率皆前定”；个人的“存在”只是显现命运的“本质”而已。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哲学观（20世纪的存在主义刚好相反，是“存在先于本质”的）。而前节所说的“异人而后有异术”、“真人而后有真知”，也都是“本质先于存在”的，它们前后呼应，形成一个牢固的哲学网络。
  照汤姆金斯（S．Tomkins）的分类，“本质先于存在”乃是一种“右派”的哲学观；有着右倾的意识形态，它倾向于强调社会规范与维持既有体制。如果大家都认命，做皇帝的继续做皇帝，当顺民的继续当顺民；作威作福是命，受剥削凌辱也是命，大家各守本分，天下自然太平无事。
  《封神榜》说的虽是武王灭纣，“颠覆既有体制”的故事，但这绝非“革命”，而是顺应“老天的意旨”。因为商纣“气数已尽”，而武王乃是“真命天子”（又是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观念）。因此，整本书所涉及的命运问题，可以说是利用“心理因果律”来维系既有的社会体制，最少有维系明朝既有体制的功能（在演义小说里，朱元璋正是一个具有魔法的“真命天子”）。但此一功能可能不是作者陆西星刻意为之的，而是在古老中国这个君权至上的“超稳定结构”里，“不可违逆的命运观”得到它滋生蔓延的沃土，《封神榜》只是从这片沃土中长出的一朵奇葩而已！
  几句感言
  剖析到最后，《封神榜》中的众神喧哗、魔法与命运，竟变成一个涉及意识形态的大问题，这实在是数天前笔者重读《封神榜》时始料未及的。我无法像《封神榜》中的神圣，在未下笔前，就已参透出本文“命定的结构”，所以写来东拉西扯，芜杂异常；但作为一个“文字魔法师”，笔者最大的心愿是尝试以自己现在的“心灵位阶”去重新诠释少年时代所迷恋的某些古籍，赋予它们以新貌。
  《封神榜》是先人所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一般人常从文学观点来衡量它，觉得它没有什么价值，因此也一直难登大雅之堂。面对这样的文化遗产，我们若不想抛弃它，就必须从文学以外的观点来诠释它，丰繁它的样貌。笔者是文学界外围的“捡破烂者”，安份守己地做这种工作恐怕就是我的“命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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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今看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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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仙、妖、人、鬼四境中，狐妖可以说是妖境的代表。笔记小说里的狐妖故事，并非全是文人的向壁虚构，它们更是民间传说的一种文学渲染。蒲松龄对他写《聊斋志异》即曾做过类似的表白：“雅爱搜神，喜人谈鬼，文则命笔，遂以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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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公案中的欲望与正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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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间，包公是一个家喻户晓，代表正义的原型人物，依附于他而产生的民间传奇《包公案》则是一组有着侦探趣味、伸张正义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正义所欲追讨的乃是“出轨的欲望”，这使它具有了令人感到震惊、魅惑与反省的永恒主题——“罪与罚”。
  作为一种表达思维、发抒情感的工具，《包公案》中的案件是真是假?是否都是包公所破?包公是否真的是断案如神的青天?这些都是次要的问题（“包公”事实上只是编故事者心理的外射而已）。因为在作者和读者心中，它们都只是欲望与正义、罪与罚的“符号”，重要的是这些“符号”所欲传达的讯息，它们才是历久弥新的，就像穿越历史时空的长喟，里面隐含着来自汉民族胸中丘壑起伏与心头块垒纹路的回音。辨认这些起伏与纹路是一件有趣的事，因为它们多少刻画着一个族群暴露在欲望与正义的十字路口时，内心普遍的心思。
  在“正义”登场之前，《包公案》所说的其实是“欲望出轨”的故事。笔者所根据的《绣像龙图公案》（同治甲戌年孟春重新镌，姑苏原本）共计五卷一百则（坊间的《包公案》则只有五十七到六十则），稍加分类可以发现，其中涉及“色欲”者四十六例，涉及“利欲”者三十六例，涉及“仇怨”者只有三例，因世间不平而在阴间告状者反倒有十一例（传说中的包公是日理阳世，夜断阴间）。这个比例反映的恐非现实界的“罪恶舆图”，而是世人心中的“罪恶系谱”，由单纯仇恨等“攻击欲望”引起的罪行在这里被淡化了，受到凸显的则是“色欲”与“利欲”这两种“甘美欲望”的出轨。
  但《龙图公案》强调这两种足以“熏心”的欲望，似乎并非像精神分析所说，是想借此提供读者“替代性的满足”（透过阅读而在心里犯了那种罪）；相反的，它所欲灌输给读者的毋宁是强烈的“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因为读者在阅读时，常会不自觉地仿同于故事中的主角，而这些主角都是“被害者”，是他人恣纵欲望的凌虐对象。
  以下，就先让我们根据欲望出轨与正义追讨的“型态”，来展读《龙图公案》中令人忧惧的“罪恶系谱”：
  关于色欲的幽暗意识
  俗谓“万恶淫为首”，关于色欲，《牙簪插地》一案正可作为其“幽暗意识”的代表。包公年轻时任南直隶巡按，有一八旬老翁私通族房寡妇，寡妇之小叔屡次微谏不听，具状告于包公。包公暗忖“八旬老子，气衰力倦，岂有奸情”，拷问老翁与寡妇，都说“没有”。包公为此忘餐纳闷，其嫂汪氏询之，他遂将这场词讼告嫂。“汪氏欲言不言，即将牙簪插地，谕叔知之，包公即悟”，随即升堂，“严刑拷打”老翁与寡妇，结果两人终于将“通奸情由，从实招供”。
  包公见嫂将牙簪插地，悟出的是什么大道理呢?评批《龙图公案》的听五斋先生说，此谓“男女之欲必至死地而后已”。我想很多读者在听了这种“解释”后，仍然是满头雾水，莫名其妙。以妇女束拢头发的牙簪插地来象征“色欲死而后已”，比精神分析以“上下楼梯”来象征性交更加隐晦，但“贞静贤淑”的汪氏却能想出这个象征，而“正义凛然”的包公更是一点即悟，这多少表示，“好人”对色欲原是具有“特别敏锐的执念”。就好像西方中古世纪教会中的“圣人”，以其“担忧的想象”描绘各种“罪恶的性行为姿势”，而逼问来告解的教友是否“犯了这些不可告人的罪”一样。越“正直”的人，越思及坏人“堕落的深度”，就越义愤填膺，但事实上“坏人的堕落”，通常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丰富”与“深邃”。这就是笔者所意指的“色欲的幽暗意识”：欲望是强烈而可怕的，自己勉力以“仁义道德”来压制它，而意志薄弱者必然是“男盗女娼”的；这种微妙的心理乃是精神分析所说“反向作用”（reactionformation）与“外射作用”（projection）的产物。
  在涉及色欲的四十六个案件中，有九件是和尚所犯，比例相当高。照理说，出家人是清心寡欲的，但《龙图公案》里的出家人却是：“小僧与娘子有缘，今日肯舍我宿一宵，福田似海，恩德如天”（《阿弥陀佛讲和》），“（他）原是个僧人，淫心狂荡”（《烘衣》）。这也是“幽暗意识”在作怪：色欲是如此强烈而可怕，在这方面得不到发泄的出家人，“必然”会因此而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来。结果，《龙图公案》里就充满了“性致勃勃”的出家人。
  但这种“幽暗意识”是不便明言的，就像汪氏只能以牙簪插地来“谕叔知之”般，《龙图公案》的作者也巧妙地以两类案例来呈现他（或者替大家说出）对此的“忧患”。这两类案例是国人非常熟悉的，一是“谋杀亲夫”，一是“试妻”，兹分述如下：
  色欲的忧患意识之一：杀夫
  《白塔巷》一案说包公一日从白塔巷前经过，闻妇人阿吴哭丈夫刘十二声，“其声半悲半喜，并无哀痛之情”，包公怀疑那丈夫“死得不明”，派仵作陈某“起棺检验”。陈某查无伤痕，认为病死是实。包公不信，要他再查个明白。陈某回家忧闷，其妻阿杨建议他查看死人鼻中，结果发现刘十二鼻中“果有铁钉两个”，包公遂将阿吴上刑审问，阿吴招供“因与张屠通奸，恐丈夫知觉不合，谋害身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