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只说了问题的一面。问题还有需要说明的另一面，这就是：历史人物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他们身上不能不反映某些时代的特点。正面的人物会反映某些新生力量的时代特点，反面的人物反映某些保守的以至反动的时代特点，同时他们都还会反映他们的具体环境中的某些特点。编写人物传记，既要在传记中写出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还要写出他们身上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我们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看人物，同时还要从人物身上看时代。中国历史上，有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有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宗教家、教育家，有文学家、艺术家，有优秀的医师、技师、工程师，有杰出的群众领袖、妇女领袖和英雄人物。我们不是把这些人物写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有选择、有主次地去写。有的人物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是一种情况，随着历史的发展，他的地位就会有变化。所以写传记，不只要熟悉传主所生活的时代历史的全貌，有时还须有通史的见识。简单地专就某人的事迹写他的传记，是不会成功的。
  有人担心，写传记不能不依靠旧有的资料，这样就只能是资料的组合，甚至是对旧日传记的今译。还有人认为，无论我们写得怎样好，比不上司马迁。这些意见，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但未免过于片面。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有我们观察人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同样的材料，我们可以与古人有不同的理解，也可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可以写出不同于古人的传记。比起司马迁来，我们有难于赶上他的地方，也有可以超过他的地方。因为时代距离的不同，他对于某些人物比我们熟悉一些。他的文学水平也可能高些，写的就生动些。但有时距离的时代远了些，可能比距离近的看得更全面些。文学水平的高低确实对读者的吸引力起很大作用，但理解的深刻性也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吸引力。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表述上的生动，这一点在本章第三节还要论述。
  “通”的要求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种体裁可以配合起来，必要时也可以参用别种体裁。如果写得好，就可能多层次地反映历史发展的进程，也可能既反映了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了历史的丰富性。但要写得好，就需要在“通”字上下工夫。
  “通”的观点，在中国史学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关于“通”的主张，可分为两派。一派以司马迁为代表，一派以郑樵为代表。司马迁著《史记》，要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是这三句话的核心。“究天人之际”是要从天人关系上解释古今之变写成一部有独具特色的史书。历史本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无论谁来写历史，都躲不开这个“变”字。司马迁的贡献，不止在于写出“变”，更在于写出“通”。“通”，是“稽其成败兴亡之理”，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述往事，思来者”。他不止是在编撰形式上的通，他是要探索历史发展的道理，并且与历史的未来联系起来。后来杜佑著《通典》，是从典章制度方面要通古今之变的专书。他相信这书可以“施于有政”。也是要与现实联系起来的。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都有“通古今之变”的遗风，可惜都没有写成通古今之变的通史。
  郑樵是以推崇通史著称的。他所谓“通”，总是和“会”字并举，称作“会通”。“会”，是大量汇集历史文献，加以编排。“通”，是记载不同朝代前后相续、不断代为书。他用这个标准去称赞孔子和司马迁。他说孔子“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说司马迁“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郑樵的学术兴趣是知识性的，重点在文献学方面，跟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有很大的区别。后来，马端临撰《文献通考》，这是一部关于典章制度的巨制，材料丰富，也有一些见解。但总的说来，他的兴趣也是在知识性方面，在文献资料搜集、整理方面。他在总序中说：“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然则考制度、审宪草，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博闻强识”就是他编撰《文献通考》的宗旨。《通考》的形式与《通志》不同，而治学的路子是接近的。郑、马的路子，对于后来史学界的影响，可能比司马迁、杜佑还要大些。
  我们撰写史书，对于“通”的要求，要吸取两派的长处；更重要的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工作。我们赞成搜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不能停止在资料上，要通过对资料的研究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我们赞成通史的编写形式，但我们要求的是全书各部分之间的脉络贯通。我们不赞成把通史看成断代史的拼凑，但我们主张认真研究每一时期的历史，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诸因素间的关系，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互之间、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要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包含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国与外国的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我们赞成通古今之变，但要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要于历史沿革流变之中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保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如《共产党宣言》论述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论》论述劳役地租到货币地租的历史，由简单协作到大工业的历史，《论国家》和《国家与革命》论述国家的历史，都具有通史的性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吕氏春秋》有《精通》篇。篇中列举了养由基、伯乐、宋国庖丁、钟子期的故事。养由基是一个善射的人。他最初先以箭射石，后来功夫到了，能箭穿鸟羽。伯乐是一个善相马的人。他初学相马的时候，十分专心，时时想着的都是马。宋国庖丁善解牛，当他初学解牛的时候，看见的是整个的牛，不知怎样下刀。后来，他解牛的本领发展到得心应手，眼里就不再是一个无从下刀的整牛了。钟子期善于音乐，他能从乐声中辨出奏乐人的情绪。有一夜，他听人鼓琴，觉得鼓琴人有悲哀的情绪，经过询问，果然如此。这些事例，说明了养由基等人由于勤学苦练而达到技艺精通的地步。我们要把中国历史写好，也要有古人这种力求精通的精神。
  第三节历史文学史学和文学没有文就没有史。研究历史的成果，总得表现在文字上。人们既要下大功夫对历史客观进程探索了解，又要见于文章，使人看懂。我们所要表述的，不是机械，不是技术，而是生动丰富的人类史。要把这一客观过程写出来决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们还要下功夫讲求文字表述的方法。这也是个群众观点问题，史学工作者要为全民族的大众服务，对更多的读者负责，提供群众爱读的历史著作。
  历史文学，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指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如历史小说、历史剧本。另一个意思是指真实历史的文字表述，这可包含一般的文字表述和有高度艺术水平的杰作。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历史文学，是指第二个意思。
  “文”与“史”二者的关系，最早是不分开的。后来，文学和历史逐渐趋于分离，这是一种进步，但是两者分离了，仍不能截然分开。一些杰出的历史家，往往同时具有高度的文学修养。他们写成的历史著作，同时又被认为是优秀的文学著作。现在撰写史书，仍有一个文字表述上的要求。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也是有关史事的最早记载，反映了殷商和周初的一些社会情况，并且被作为档案保存下来。金文记载的内容比甲骨文要丰富，文字也多了，百字上下以至近五百字的铭文，如《大盂鼎》、《小盂鼎》、《大克鼎》、《散氏盘》等，占了金文中相当的分量。甲骨文质简，也许还说不上是文学。金文中，有些已经有文采，可以说已具有文学作品的某些特征了。
  《尚书》和《诗经》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典籍。《尚书》是政治文献的汇集，但已备有多种文体，为后来各体散文的创始。《诗经》是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如《周颂》、《鲁颂》、《商颂》、《大雅》、《小雅》，都有不少的历史内容。如《生民》、《公刘》等篇章写了周初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公刘等英雄人物，已有了历史人物传记的雏形。《国风》大都是民间流行的诗歌，与《雅》、《颂》相比，文学味道要浓一些，而历史内容就少得多了。《国风》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纯文学作品。后来出现的《春秋》，可以说是一部不具备文学性格的历史书。这表现了历史和文学分离的趋势。
  文史分离的趋向是逐步显明的。从战国到秦汉，人们对文史分途，在思想上并不一定明确。一些大史学家同时又是大文学家，他们撰写的史书极有文采，在史学和文学上兼有很高的价值。在战国时期，《左传》即其一例。两汉出现的历史巨著《史记》、《汉书》，也是文学名著，但同时又出现了大文学家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的辞赋，历史和文学分为两途，已显然可见。
  “文”“史”分途，由于二者各有专门的职能，但分而又不能全分，这是由于“史”不能离开“文”。好的历史撰述要靠有文采的语言引起读者的兴趣，从而产生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效果。